蒋忠梅否认她做过的一切，讲过的一切，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既是她见不得人的职业要求，也是她当公安走狗的特权，我充分估计到她会这样做。不过，我绝对想不到她会讲出如此绝情寡义的话来，我是那种推诿责任的卑鄙小人吗？
“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我的火气一下子窜到头顶，站了起来，不知道要怎样发作才好。孙庭长见状，进去倒了一杯温开水给我，叫我冷静，坐下来慢慢讲。他说︰“我知道你很生气，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法院工作了十五年，接触过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人，蒋忠梅是我见过的所有人中最不自然的一个。你不要为此着急，她一个人的讲话不会影响你案子的处理，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近期他可能会去广州一趟。
真的，我真的不在乎平反不平反，无论在哪里，自己从来不把坐过牢放在心上，要不是父亲“拖着我跑”，我根本不会为这件事跨法院的门。
这次，整个重审过程中，我开心的是让我讲了真话，讲出这引起十三年十五年冤案的真实故事。讲真话其实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快乐的源泉，至于讲真话引出来的结果，我认为并不重要，我重视过程。对蒋忠梅的反咬一口，我并非耽心影响我的平反，而是看到了人性中太丑恶太卑劣的一面，感到自己灵魂深处一种美好的情愫受到无可弥补的伤害。
中午，我回到厂里（当时在长江仪表厂上班），对蒋忠梅那句话一直放不下，我甚至可以想象她对孙白亮讲这些话时轻描淡写、意味深长的表情，就像过去无数次她对其蠢无比的我那样，我既愤怒又痛心。下午两点上班，我马上打电话给孙白亮，我说︰“小人求见，现在。”
我回到了区法院，要求孙庭长不作记录，纯粹是一次私人拜访。我详细告诉他，朱文萱夫妇对蒋忠梅身份怀疑的几点根据，我的母亲和弟弟的同感，和我自己的一些新发现，我说我相信蒋忠梅是为公安局跑二排的。
听完了我的讲话，孙白亮庭长一点不惊讶，他说︰“公安局破案采用什么手段，它不会告诉法院，法院也无权过问。根据你讲的情况，蒋忠梅很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人，但这是一段时期的历史现实，是当时的政策要求，而不是某个人自己要这样做，所以，不能把责任归咎在个人身上。”我答道︰你讲的有道理，如果那个跑二排的仅仅是混进去打听情报，或者最多顺水推舟帮着划了几浆，这只“舟”本来就有既定方向，本来就在朝前划，这种跑二排勾当的人，尽管见不得天，倒也可以不多作计较。但是像蒋忠梅那样，她讲了很多具有极大煽动性的非常反动的话，一个人在忙什么“单线联系”、“外围组织”、“发展对象”，什么“十六字纲领”，她这样画鼻子添眼睛的，事情便无中生有了。对于我这个刚出校门不久，涉世不深的年青女学生，蒋忠梅才是个货真价实的教唆犯，她已经不是一般的刺探，不是一般的告密，而是在这个所谓的反革命事件中，当指挥，搞策划，一手制造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就像有的化学反应，没有催化剂的加入，反应不能进行。蒋忠梅岂止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她还扮演了参与化学反应的元素的角色。没有蒋忠梅，就没有这个元素，就没有催化剂，“化学反应”就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个反革命集团连影子都不可能存在。所以，事实上的主犯，不是我，更不是我父亲，而是蒋忠梅。她越俎代庖，跑二排跑翻了山，不提公安局在我案子上的所作所为，蒋忠梅本人应当承担她“翻过山”的那部份责任。
见我愤怒地发出这么一长串连珠炮，忠厚长者般的孙庭长笑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把心里的怨愤发泄了一通，气消了不少，冷静了不少。我清楚地知道，道理上我是对的，但是，公安局是讲道理的地方吗？世界上如果只剩下一个地方不讲理，那就是公安局。它会承认蒋忠梅是给他们跑二排的？它会因为蒋忠梅跑二排跑过头而惩罚自己的忠实鹰犬？这简直是在与虎谋皮﹗事实上，公安局正鼓励这帮跑二排的人翻山，并给他们极大的奖赏，很可能，因为对父亲和我的陷害有功，蒋忠梅还受到公安局内部的通报表扬巨额奖金名利双收哩！想一想黄文德，他又是怎样审讯我的，与蒋忠梅不是异曲同工有过之无不及吗？我齐家贞又能把黄文德怎么样？“你该知难而退了。”我对自己说。
等我完全平静下来，孙庭长和颜悦色地同我交谈，他说︰“回顾一下你这个案子，你去广州碰上莫斌、汤文彬，重庆有个蒋忠梅，后来又遇上了这样一个审讯员，你自己又胡诌乱说，整个事情你说像不像那么一回事。到了法院手里，已经没有一点办法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希望要是当时没有判你那么重的刑就好了，你就不会吃那么多的苦，遭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个人是很同情你的，包括当时判你刑的人（杜德华，也已升为庭长）。”
孙庭长这番很带人情味的难得的心里话，把我的气消完了，我甚感安慰。
其实，在我们的周围不乏有良知的中国人。看过我的档案，了解我案情的省二监某些队长，法院的工作人员，甚至在那里实习的大学毕业生，分别对我和我父亲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关心。我收到一封广州中山大学一位叫成光海的研究生的来信，他从“重庆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在“市中区法院”复审组实习，看过父亲和我的档案，他说“我觉得你们父女的案件很奇特典型，反映着很深刻的问题”，“引起我很多的想法，我曾经打算把它们写成书面意见表达出来”，可是因为忙着离开重庆没写成。成光海后来又来信询问我俩是否得到平反，假如没有，不要灰心，再申诉，他给我重庆同班同学龙宗志的地址，他说龙在复审组实习，也看过我俩的档案，乐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信的最后祝我们苦尽甘来。
八二年九月三日，法院来电话通知父亲和我去一趟，可是父亲不在厂里，他到区政协开会去了，于是，改在第二天上午十时。
九月四日，是母亲逝世十周年纪念。那天，在提出申诉三年半之后，我和父亲并排站在一起由孙白亮庭长向我们宣布平反，就象二十年前我俩并排站在一起，由杜德华向我们宣判刑期一样。
我俩木无表情，对孙白亮庭长念的东西令人吃惊地无动于衷，倒是中途从楼上掉下来一条木块，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当的响声，把我们昏昏欲睡的神经刺激了一下。父亲说那是妈咪打的招呼，让我们知道，她也在一旁关心。
宣读完毕后，孙庭长对我说︰“齐家贞，你的案子有争议，但是，你的诚实拯救了你。”怪不得平反书上还留有我“与莫×、汤××相互说过些不满甚至反动的话，回渝后，还将莫、汤的反动言论向其同学、好友讲过，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这样的尾巴。不过，它最后说︰“撤销本院(62)刑字第650刑事判决；对齐尊周、齐家贞宣告无罪。”对父亲第一次“历史反革命”罪的宣判是︰“撤销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一九五二年院特刑字第15号刑事判决；对齐尊周宣告无罪。”
我的三个叫化子朋友，朱文萱、吴敬善、尹明善，我挨打，他们也挨打，现在，我“坐席”（赴宴），他们也“坐席”，每人得了一张平反的纸。顺便说一句，三个“叫花子”中，除吴敬善中风倒床外，朱文萱是重庆市颇有名气的业余歌手，花腔女高音，同她走在街上，你得适应她像国王出巡，不断有认识她的人向她招手致意。尹明善既没有当成数学家，也没实现做作曲家的梦，现在是尽人皆知的重庆“轰达集团”总裁，全国最成功的私人企业家之一，全国人大代表。本人自学高等数学，当了电视大学辅导老师。
如果不受人为的摧残，成功将难以估量。
不过，“宣告无罪”对于我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莫斌和汤文彬，都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因为尽管两个姓齐的主犯判了长刑，几个小喽囉拘留逮捕脱不了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却没有一个因为反革命罪坐过一天牢。当我写信告诉莫斌我和父亲的遭遇时，他简直无法相信，认为我是在开玩笑。后来，他问，需不需要他写材料，为这个莫须有的“集团”作澄清。
他们的确是在开玩笑，二十年前说有罪，二十年后说无罪，人还是那个人，事还是那堆事，像孩子们玩“官兵捉强盗”，刚才是强盗，现在是官兵，过一会儿又变成了强盗，应了四川人讲的“嘴是两块皮，说话无定一”。
反正，拿着这张宣告无罪的纸，我们一点不激动，一点没有高兴的感觉，有什么好激动高兴的，无论对谁而言，二十年前，你的大脑你的心，你的肝你的胃，你上下里外全是崭崭新的，顶刮刮的，杰出耐用的，一个顶几个的，都在监狱里无端地消磨浪费掉了，剩下现在这副似旧非旧，似破非破的肉架子今非昔比。一句话，人所可能有的好东西，被一点一点“微分”掉，剩下一只“空杯子”，这个损失谁赔得起。
不争的事实是，被耍弄、浪费的不光是父亲和我这些“强盗”，也包括“公、检、法”机关里，那些忙得挞挞（辫子）不沾背的制造受害者的“官兵”，他们的青春不也是同样在“把煤炭洗白”的徒劳无功的操作中报销了吗？为的甚么呀？
拿着这张纸，父亲要求重庆铁路局补发从一九五一年三月到一九五二年八月扣发的工资，他们说无原始依据可查，不能赔偿。最后，一次性给三百元人民币生活补助，三十多年的灾难，三百元人民币作补偿。在中国，人比竹笋还要便宜。
父亲要求让他在铁路局工作，这是他准备一辈子献身的地方，那怕铁路局电视大学当老师也好。父亲自我介绍说：“我的精力好得很，像个年轻人，每天洗冷水澡跑步，从来不生病，再为铁路局干二十年没有问题。”他笑着指指一个三十多岁的职员说︰“你行吗，和我比一比？”当然，抱着本本办事，无特例可循，他们给七十岁的父亲办了退休。
退休？千里迢迢，放弃广州的好待遇，一家七口从上海到重庆，还没有开始干事，就叫退休！
父亲扼腕叹息，报国欲死无战场，有泪如倾啊﹗
“有子女需要安排工作吗？”他们问。“有啊，安排在哪里？”想到两个卖野力的儿子安邦、阿弟，父亲心里升起了希望，结果是去鬼不生蛋，天荒地老的穷山僻壤打旗号、养路，早就被别人拣了又拣，剩下来没人要的工种，没人去的流放之地。算了，保住剩下的唯一宝贝──重庆户口要紧，铁路局的铁饭碗只得放弃。
父亲告诉他们，他没有地方睡觉，和子女们挤在地板上，可是，对不起，铁路局没有空房间。就这样，他们心安理得地为父亲落实了政策。
至于我，我过去是学生，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悬空人，找不到单位敲一分钱竹杠，一张纸就落实了全部政策，二十年光阴不顶一个汽泡。
一句话，这张纸没有给齐家任何政治、经济上的补偿，没有帮忙捞回一丝这方面的损失。我家从五一年一月开始的厄运，三十年来已经有它自己合乎逻辑的、不可逆转的运行轨道，顽强地运行下去，它曾经并且至今并且将要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包括第三代在内的齐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川省第二监狱里一个如此磕头作揖、认罪不已的女犯齐家贞，一个因认罪好而改造表现突出，提前释放的赫赫有名的样板，现在，被人民法院宣布无罪；一个省二监尽人皆知的拒不认罪的反改造，以“吃饭”、“锻炼”为手段长期消极抗拒，一致公认的死顽固齐尊周，现在也被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前者，有个小“钉钉”---- 骂过几句共产党毛泽东──挂了个“大瓶瓶”，被关进铁窗，十年年华虚掷；后者，没有“钉钉”---- 得罪了刘军代表，对女儿之事全然无知 ---- 硬栽了个“钉钉”挂“瓶瓶”，二十三个春秋在监狱、准监狱里葬送。结果，认罪的、不认罪的全部宣布无罪。
那么，介于我和父亲“两点”之间的其他无数的“点”，那些既不像我那么“聪明”，无中生有认罪，又不像父亲那么清醒，不说昧心话不认罪，咿咿唔唔，说不清道不明，认罪不认罪模棱两可的一大批人，毫无疑问，也是无罪的。这就是说，所有的反革命──政治犯、良心犯、思想犯，认罪的不认罪的半认半不认的，统统无罪，他们本来就不是犯人，本来就不该抓进监狱里。
我们只知道，有假烟假酒假药，有假发假面具……，现在，居然有假罪﹗假罪坐真牢，坐长牢，而且遍及全国人马浩荡。最后，“两千年的道法，一家倌就敲碎”，言之凿凿的証据全是“膺品”，是不作数的假罪，神圣“法律”判的刑，一律弄错了，作废。真是莫大的讽刺，滑天下之大稽。
对于“生产冤案的机器”来说，“逆反应”很容易，冲其量造纸厂多加几个班，多造一点纸，打字员辛苦一下多打几份“平反书”。但是，多少家庭离散破碎，多少孤儿寡母走投无路，多少人间惨剧发生，多少青春生命浪费，多少忧苦，多少血泪……，都是“逆反应”不过来的了。
特别是象牟光珍、熊兴珍、江开华、汪洋等等数目庞大的，所谓从拒不认罪开始，最后被斗死、被杀头的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历史应当如何公正地向他们作交待？这肯定不是一张纸可以交待的，纸，负担不起如此重大的人命关天的责任！
父亲和我的这张纸，以及千千万万这样的纸，举起了一个伟大的问号：他们到底是在向谁专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