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死了，这是一个好日子，七六年九月九日。有人说︰“毛泽东四九年就自杀，那他就完美了。”如果从避免有关机构报导的五千万条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出发，送它一顶“完美”的帽子是划算的，尽管给这位先生冠以“完美”一词永远是一种罪过。不幸，四九年他忙着登基不肯自杀，我们不得已而求其次，要是玩几年皇帝格之后他得病，早死二十年也好。那么，中国人就有福了，知识分子就逃脱了“五七反右”的大难，被三年“自然灾害”送进死神怀抱的三千万饿死鬼还在灶头端着斗碗吃饭，也没人知晓什么是“文革浩劫”，中国的历史就改写了。相对而言，毛泽东就是立了大功。不过，一分为二地看，毛泽东直到他死，他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用他的所作所为，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受骗上当，像莫伯桑《项链》里的罗瓦赛尔夫人，中国人付出青春的代价，辛苦劳累一生，为的却是一串璀灿夺目的共产主义假项链。
我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所谓一个大人物的生死，会伴随一系列空前反常的自然现象。但是，毛泽东死前，唐山留下二十四万具尸体，全国东西南北中没有一处不闹地震，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一死，全国大地静悄悄，平安无事，令我不胜惊讶。“强盗走过，灰都要抓一把”。
人虽然死了，可他阴魂不散，人为的灾难还在继续，数不清的无辜者还在为他遭秧︰集体观看放映毛泽东死讯的电视，演完后，一个人被抓走，因为他站起来一面伸懒腰一面说“完了，完了”；一辈子只听说“毛主席”三个字的老太婆，关切地询问︰“毛泽东？哪个是毛泽东？”而被逮去审问；一位小学教师带领学生扎白花，叫学生们多做点，开玩笑说︰“给猫儿狗儿也戴一朵。”马上关了起来……。这仅仅是解放碑一小团地方发生的怪事。还是我好，头脑清醒，没有乱说乱动，但是我乱哭了。
尽管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暴君，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他是建立奇功伟业的人，正如“尿在化学史上是香喷喷”的一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掌权。所以，毛泽东死，共产党如丧考妣，不仅灵堂设在北京，而且遍及全国各地。较场口辖区的群众分批前往设在“唯一电影院”里的“毛泽东灵堂”，向毛的遗像致哀告别。我本来是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的，但是一走进去，受那哀乐的感染，想起我去世的母亲，想起受屈的父亲，想起我家的伤心事，我竟像二十三年前胡秀英哭斯大林那样大哭号淘，旁边的人听我哭得那么伤心，也跟着更加伤心起来。他们一定认为在大事情上，齐家贞的表现很不错哩。
毛泽东死，中国脱了一层皮，“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当政，长了一层新皮肤，监狱里的犯人用“毛泽东都当了中国最大的反革命家属(江青坐牢)，你们还怕啥仔”的话安慰妻儿，竟没有受到责罚。
毛泽东死了，许多人活了。
七九年以后，我在监内认识的人，阴一个阳一个的陆续开始平反。那位我称为“美丽的蔷薇”的胡薇薇，从内江到重庆，拿到了平反判决书，我看后问道︰“好奇怪，为什么他们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在平反书上，让你知道是她偷看了你的日记并且交去党委的，公安局一般不这样对待检举人。”胡薇薇回答︰“我也弄不明白。但是，看了它，我才知道，二十年来，我也冤枉了一个人。从逮捕我那天开始，我心里一直认为这件事是我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干的，抓我的前几天她牙痛，睡在寝室里没有上班。结果不是她，而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个消息像风一样吹到胡薇薇当年“重庆医学院”同班同学的耳朵里，现在，他们多数不是院长副院长，就是主任医师，激起了一片愤怒的讨伐声。
那个告发者在“重庆市第二工人医院”工作，嫁了个军官，生了个儿子，儿子五岁时被汽车压死，抱养了一个女儿，有心脏病，三天两头送医院。胡薇薇去“二工”找她，被告知她在“供应科”，大学儿科系毕业的医生在“供应科”搓棉签做敷料，胡薇薇好生奇怪。原来，她神经有些错乱，已经不适合当医生。面对胡薇薇，她好像见到高举利剑的复仇女神，吓得发抖，到处找地方藏。胡薇薇神情安详地说︰“你不要惊慌，我不是来报复你，上帝已经把你惩罚够了。我只要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她怯生生地回答︰“我想求进步，想入党。”
还有一位友人平了反，他是一中毕业的华侨学生黄达成。这位满脸络腮胡子，皮肤黝黑，性格豪放，充满阳刚之气的越南华侨青年，满腔爱国热忱，满怀报国之志回中国读书，分配在“重庆巿第一中学校”，比我高一个年级。他思想成熟，体魄健壮，口才出众，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力，自然地成为一中侨生的领袖，很受大家尊敬。
五八年秋，黄达成高中毕业后，在重庆大阳沟蔬菜公司工作。后来他生病住院，认识了一位漂亮的护士陈秀英，与她相恋、结婚并有一双儿女。夫妻恩爱，子女活泼，他的家庭很幸福。
“自然灾害”后，留在大陆的侨生所剩无几，已有家室的黄达成，在去留问题上一直很犹豫，直到文革前夕才只身离开大陆，在澳门定居并有一份工作后，黄达成于68年回到重庆，打算接走妻儿。
一天半夜，黄达成在家中被捕，罪名是“澳门特务”。当他从临江支路他家的小房间走出来，看见整条街戒了严，军警把他家前后左右紧紧包围，一副兵临城下、大敌当前的架势。黄达成笑了：“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小老百姓，你们要抓，易如反掌，何必如此兴师动众。”
七六年春末，我同朱文宣一起看望了黄达成的妻子。使我不解的是，丈夫不在家，她打扮得相当夸张，象个外国人：上身穿一件西洋红紧身尖领衬衫，下面是细腰黑长裙和一双白色缕花半高跟凉鞋，大波浪卷发盘在头顶上，像当时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女明星。这样时髦的打扮，重庆街头屈指可数，她领尽了风骚。
和五九年我见过的她相比，她明显地苍老消瘦了，不过，依然美丽。
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齐家贞，你为什幺穿得这幺寒酸?你要晓得，我们这种人，越穿得灰溜溜的像个叫花子，他们越开心，他们恨不得我们穷死，补疤衣服都穿不起。所以，人家越整你，你就越应该打扮越要穿好些。气死他们!”黄太太一个人养两个小儿女，黄达成的父母时而寄少量钱接济，她说：“不管生活好困难，我都要腾出钱来自已扯布自已做，把两个娃儿穿得体体面面，把自已打扮得漂漂亮亮，专门做给他们看。”她告诉我俩，数天前，公安局派人到单位找她谈过话，动员她与黄达成离婚。她回答说：“你们把黄达成关了七八年，又不判刑又不放人，到底是搞啥仔名堂?你们说他是特务，那就请把特务的証据拿出来，我要看到了証据才同他离婚。我们结婚十五年多，在一起的七八年里，我从未发现那怕是蛛丝马迹的特务痕迹，我不相信他是特务。”那个公安人员白费唇舌，在这个美丽坚贞的女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的灰，愤愤而去。陈秀英在医院阳台上一个人放声痛哭，她觉得做人好艰难。她说：“我晓得他们的阴谋，他们要我同黄达成离婚，然后把他关到人迹罕至的山林里去，整死他都没得人晓得。嘿，我才不上当。”她满怀深情地回忆说：“黄达成是个好男人，他对我之好，外人无法想象，连我穿的裙子都是他亲自裁剪，平时我的衣裙都是他熨烫。我无法忘记他对我的好，决不做对他不起的事情。”
黄达成的案子一直僵着，公安局既无特务証据结案，又绝不肯认错放人，就这样把他关在看守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平反，地主揭帽，黄达成还在关黑牢。黄太太数次上北京，四处奔走，八方求救，呼吁释放无辜的丈夫。公安局还在顽抗，大约是想把黄达成关死，该案的是非曲直便可不了了之。可惜，这个信奉“唐山人死也要死在唐山”的归侨，不愿意这样死，在关押了十三年之后，还是活着走出牢门。
我立即前去看望黄达成。他老了很多，非常消瘦，话音微弱，口齿迟缓。那位有股海盗威风，雄辩滔滔的黄达成已经不复存在，今日的他体弱气虚，目眩神迷，他说：“现在我首要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
值得安慰的是，黄达成创造了公安局不愿意看到的奇迹，他仍然活着。经过看守所(注意，不是劳改队)十三年的关押，比起众所周知的曾经口若悬河，五年单监坐下来，不会讲话了的王若飞，黄达成显然顽强有能耐多了。
之后，黄达成申请去香港，公安局百般拖延，做了见不得人的恶事，惧怕放他出去。黄达成的海外朋友，原巿一中同学姚俊雄等六七人联名给重庆巿公安局去信催促，并赠送一辆旅行车给“重庆巿华侨事务委员会”，要求他们出面帮忙放人。最后，公安局把黄达成叫去讲话：“我们给你平了反，蔬菜公司补发了你十三年的工资，现在我们又批准你出去，对于你，可以说，党的政策是落实到底了。希望你认真体会这一切，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你要正确对待，出去后不必再提。”
黄达成走了约一年，在香港把一切安顿好之后，他的太太和子女前往那里与他团聚。
这次，他没有回重庆接家眷。
我为胡薇薇、黄达成等友人的平反庆贺，但是对齐家贞我自己，在平反问题上，我相当地冷眼旁观，与父亲不还我清白誓不罢休的态度天差地别。
这不仅因为有父亲为平反打冲锋，我“大树底下好歇晾”，更因为我缺乏政治是非感，看问题很浮泛，感性肤浅，反应迟钝。再者，二十年来，我已经习惯自己有罪，到底是什么罪，为什么？我不曾问过。还是那句话︰“电脑里没有那个程序”。
我不懂得作为一个人，应当拥有哪些天赋的权利，从而为捍卫自己的权利战斗；我不懂得国家政权与老百姓的正常关系，从而对这个政权的反客为主，倒行逆施产生正义的愤怒；我不懂得作为一个政党在政权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力限制，以认识共产党一党专政是民主死敌的本质。同时，我没有任何的经历和相关的知识作为参照，去明辩生活中所见所闻所历的是非，从而坚信自己无罪无错，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要求伸冤的欲望。总而言之，一切就该如此，“存在即合理”。
与我像一株两旁偏倒的小草的态度截然相反，父亲的言行举止，始终表现了他做人的不二法则，像清教徒一样严正。
他既目睹了“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到底有多么的“暗无天日”，他也体会了“无比美好”的新中国究竟有多么的“无比美好”。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活，使他看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权的漠视，对生命如草芥的冷酷，这不是只针对他齐尊周一个人和他的一家，不是只发生在一群人和这群人的家里，而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遍及整个中国大地，祸及整个中华民族。从四九年走到七九年，父亲从三十七岁，人生中最成熟最有作为的年龄，走到通常人们认为的离高烟囱（火葬场）不远了的六十七岁，付出三十年的岁月为代价，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平反机会。
唯独因为父亲对人对事有严格的信条，唯独他有亲身的经历作参照，他对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本质才会有深刻的认识和痛恨，才会对那些与事实正好相反的扔在他身上发出恶臭的“罪名”难以忍受愤怒万分。他认为共产党早就应当给他平反昭雪，早就应当为他们最大的罪过暴殄天物－－对人才的扼杀承担罪责了。
父亲伏案疾书，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写申诉信，向四面八方寄出︰重庆市铁路局、重庆市法院、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重庆市政协、重庆市侨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