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早上最先闯进我家的小个子男人,是我们较场口十五段的“疤子户籍”。“疤子”是他长脓疮之后在头上留下的记号，“户籍”是他的职业。他是大弟“官井巷民办中学”的同学。这种给十二至十五岁的孩子三天上课，三天上班的民办中学，专门收两种学生，一种是成绩奇差考不取官办中学的，一种是出身太坏没学校愿意要的。他显然是属于前者，不然就不可能分配他专干管人的行道。
“疤子户籍”把住在楼上的黄德华叫下来,作为群众代表观看抄家。她是地段居民治安委员，人人叫她黄代表。
那天，天气不冷不热，我穿一件廉价而得体的深蓝色斜纹哔叽的西装外套，里面是一件浅蓝圆领薄羊毛衫。这件羊毛衫是十五年前父亲从美国带给我的礼物，妈咪说我没有长大，又太邋遢，一直不给我穿。进高中后，尽管该长肉的地方还是不长肉，穿着它仍然空荡荡的撑不起来；尽管我还是不爱干净也爱不了干净，妈咪终于妥协，让我穿了。不仅如此，她还把那磅父亲同时买的，在箱子里沉睡了十五年的粉红色蜜蜂牌毛线，为我织了一件套衫。试过几次，拆过一两次，现在只剩下几个线头需要勾藏进去，肩头上钉几粒按扣，国庆节我就可以穿了。
女公安叫我站起来，她开始搜身，衣服裤子口袋翻遍，再解开外套，肩头腋下顺着摸下去。末了，指示我坐到房间外面等候。
跨出房间便是上下楼过道、四家人共用的厨房(我家厨房已从四楼搬到二楼)。左墙角有一个半尺见方的小木墩，因为有两堵墙靠背，坐在上面像坐圈椅，很舒服。
现在，我坐在这把“圈椅”上，即将从和平路上消失。
当然，我没有想到，后来经常坐这把“圈椅”的两个老人和一个五岁的“绿衣天使”也一个接一个消失，不光从和平路，而是从地球上消失。
里面六个人踏踏实实地忙碌着，每张纸每本书每一帧照片每一封信都反覆查看着；每件衣服每条裤子每双袜子抖了又抖捏了又捏；床单被子枕头垫絮都翻了个里朝外,整个房间尘埃飞扬一片狼藉。
黄代表（我们从不直呼大名以示敬畏）自始至终站在门口做个好观众。母亲不忍心目睹他们把这个清贫、但由一只母鸡和五只小鸡艰辛地筑起的巢，被鼓捣得如此的不堪, 她走到灶前想找点事做，拾起几根细柴准备生火。那个“白公安”看来是个头，从房里冲出来吼道︰“不行，你要过来看着。”
母亲无奈地走回房门口，她站得离我很近。
被女公安搜身时解开的外套此时仍然敞着，我觉得看起来像个女二流子，大声请妈咪帮我扣。母亲转过身来，一言不发，一颗一颗把钮扣替我扣好。
忽然邮差高喊︰“齐家贞收信﹗”我朝下望去，楼梯口堵着那么多热心的观众，街坊邻里过路行人男女老少，人头攒动。要不是有人把守，他们肯定会冲上楼来看够稀奇。
把守人把我的信截了过去，邮差满头雾水不知就里。“是哪个倒霉鬼来的, 撞到刀口上了”, 我想。
经过这六个人两小时的辛勤劳动，他们抄走两大口袋东西，多数是五二年抄家时的漏网之鱼，包括中英文书藉，一大箱绘有故宫建筑的古旧图书，信件笔记，一切写有黑字的白纸，还有五大本家庭相册，三大包鼓鼓囊囊的零星照片。照片几乎全是解放前拍摄的，有父亲一九四五年后在美国的生活照，更有许多是母亲婚前的留影。母亲美丽的照片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每有同学朋友来，我们总会拿出相册， 如数家珍地请他们一起欣赏。当然，欣赏的都是夕日的影子，解放后，家里太穷，留下七、八年照相的空白。
临末，他们还觉得不够，把挂在墙上的那幅一尺二寸大的照片也取走。那是母亲二十八岁时拍的，她永恒的充满母性的微笑曾经长久地温暖着这个失去父爱的家。还有一张放在高低柜上的八寸着色照片，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微侧着脸开朗地大笑，也在劫难逃。
突然，一个“公安”对走进房间并从地上拣起什么东西的母亲呵斥道︰“你手上拿的什么？快点缴出来﹗”母亲的手不情愿地摊开，手心上是一张我的一寸照片。
从小学开始，我一直留辫子。那张两寸的初中毕业照,一对粗长辫搁在胸前，我觉得挺好。班上头号美人黄有元说︰“齐家贞，你的两条辫子像两大柱石，粗得都不可爱了。”进高中后，一个男生发表意见︰“我敢说，所有留长辫子的女生都是为了好看。”我觉得“为了好看”是一种过错，马上冲回寝室把辫子剪了。妈妈手上捏的就是剪掉长辫，扎了两个“小球”后拍的, 这张照片我显得很有朝气。母亲无法阻止我同这个家庭生离，母亲甚至也无能保住这张一寸大的照片。
临走前，望着母亲要哭出来的脸，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才好，只说:“妈咪，请你把《居里夫人》上、下册，还到枇杷山图书馆。”
我朝楼下走去，感觉到母亲追随的眼光。那些耐心等候的人群，看见女主角正式出台，一阵骚动往前猛挤，密密实实地把路闸断。前面一个公安为我开路，大声喊叫︰“让开，让开，有啥仔好看的？”
我看见背着书包站在最前面的阿弟，他被阻拦在楼下。
阿弟就在街对面五百公尺远的和平路小学读书。后来，他告诉我，那天放学回家，刚过马路，街上的小喽囉冲上去向他报告特大新闻:“阿弟，你的姐姐遭逮捕了，”“滚哟，莫要打胡乱说﹗”阿弟生气了。“你看﹗”小喽囉不服气地指着那堆看客说。
十年前的一个清晨，父亲上班后再也没有回家，那时阿弟才十五个月，他什么也不懂。今天，他小学五年级，从拧紧的小眉毛看出，他明白家里真的是出事了。这个在家里经常把他当傻瓜逗,当小狗欺侮,也教他唱那支莫名其妙的什么“他说是想念你，想得生起大病来”情歌的姐姐，今天要被抓走了。他挤到人群的最前面，焦急地朝楼上张望。
兴国在上班，安邦、治平还没有回家，漏看了抓我的大场面。
人墙被“公安”的吆喝撕裂出一条口，我从裂口走出去。既无“从容就义”的壮烈感，也无矮人三分的羞耻心。他们看我，我也看他们。
一辆褐色的公安吉普早已等候。我以为我会象往常那样轻松地举起我的任何一只腿登上去，但是，这次不行。物体平衡的必要条件是重心线通过支持面,我的双手铐在背后，重心后移，腿根本举不起来。再使劲试了两次，还是不行。一只公安大手象抓小鸡,提着我往车里一推，“小鸡”就坐进了吉普车的后座。两边挤着两个结实的大汉，我夹在中间不能动弹。
有部意大利电影叫《橄榄树下无和平》，我觉得和平路上也没有和平。“六人，手枪，镣铐，声势天兵下轿。警车拉何人，手无寸铁女娇。可笑，可笑，老虎对兔威耀。”这事发生在和平路。
再见了，和平路，请你不要忘记我，你是我成长的证人。九年里，你亲眼看着我从怎样一个野孩子、吵架王，敷衍塞责,调皮捣蛋地唸完初中，出乎意料地考入人人羡慕的重庆市一中。三年后，象猴子变人一样不可思议，我这只“猴子”真的变成了人。
历史会不会记下，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有个居里夫人的热烈崇拜者，一心梦想当中国居里夫人的二十岁的无名小卒，被关进了监狱。有人取笑有过当居里夫人梦的女孩子︰“哇，居里夫人在搧炉子”，“看哪, 居里夫人在哭鼻子”。现在，他们可以惊叫︰“哎呀，居里夫人坐牢啦﹗”
我们当然不能保证,每一位有居里夫人梦的女孩子,一定会成为“居里夫人”。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有理由断定,所有这样的梦想一定不会成真，或者一定不会部分成真，或者一定不会有一丁点儿成真？即使完全没有成真，梦总是美好的弥足珍贵的。
没有人可以担保丑小鸭绝对地变不成白天鹅，如果牠没有人为地被扼杀的话。
社会对梦的责任是呵护，而不是断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