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但愿这是在做一场恶梦, 可是一切都千真万确。
吉普车朝七星岗方向开去，转入兴隆街，在陌生的叠床架屋的小路间狼奔豕突。它开得太快，转弯时几乎不减速，好几次我都以为车子会沿着切线方向冲出去，坠落在坡下居民的房顶上。不过，车毁人亡的惨剧并未发生，我被平安地带到了“重庆市市中区石板坡看守所”。
象所有的监狱一样，石板坡看守所的铁门很宽很大，欢迎所有被抓捕的人进去；墙很高很厚，把内里和外部绝对地分隔成两个世界。
通过威严门岗的检查，吉普车停在一堵矮墙门口。天外有天，墙内有墙。大墙里面被无数矮墙围成各自的单位，名字取得挺优雅，什么“东庄”、“西庄”的，让人愉快地联想起重庆其它的着名建筑，诸如上清寺范绍增的“范庄”，甚至南温泉蒋介石的“避暑山庄”等等。
看守所里面被一条可以开车贯通的窄路分成两个部分，右边是关押政治犯及所有女犯的“东庄”和关押刑事犯的“上庄”，左边是“西庄”,它与“东庄”遥遥相望，是专门审讯和宣判的场所。看守所占地很大，庄与庄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彼此相对独立。“西庄”上面便是独一无二货真价实的、不分阶级阶层不分男女老少，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重地──伙食团。狱吏和警卫大约住在“东庄”再往东的一隅，我们看不见。
“小鸡”被提了下来，跨进矮墙，穿过种满牛皮菜的庭院，等在队部办公室里。
“站过去，脸朝墙。”一个黄军装士兵怒气冲冲地喝道。
我很听话，走到离他们尽可能远，离墙尽可能近的地方，我双眼视墙马上就成为“斗鸡眼”，赶快把眼睛闭上。
他们在办手续，像收到挂号信要签字盖章一样。
之后，有人解放了我的双手。
走出队部，走进大楼，我正式开始在铁窗里生活。这个生活是如此地刻骨铭心，以至于在出狱三十多年，甚至出国十几年之后，我仍然无数次在梦中担惊受怕地回去。
“东庄”是个二层楼的回字形建筑。回字很扁，长宽的比例大约是5:2。进门, “短边”的两侧是楼梯，中间是队部办公室，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和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二十四小时值班于此。这里是犯人们提审进出的必经之道，也是审讯员和管理员对犯人办交接手续的地方。靠底的“短边”是过道和宽大的楼梯，吃的喝的通过这里送到楼上，拉的撒的通过这里送去楼下。两条“长边”排着一间接一间的牢房，左右各十，两层楼共四十间。楼下的十号房不关犯人，是个大洗澡间，犯人有时在这里集体“打水仗”，对面的二十号房是厕所，所有的大马桶每天在此报到。回字形建筑的中间是个狭长的天井，供犯人走风。楼上裙边式的宽走廊朝内伸展，成为楼下各房遮风避雨的“屋檐”，同时也使天井上方本来狭窄的天空变得更加有限。
牢房前清一色地放着一个浅黄色的平柜，柜上是犯人们的脸盆、漱洗用品、公家发的统一尺码的碗筷和装着换洗衣服的小包，柜里则塞着犯人不常用的杂物。眼镜手表、现金等贵重物品，由狱方代为保存。每个房门口小山似地一堆鞋，根据堆头的大小，可推知里面犯人的多少。
我被喊进一房，这是专门搜身的地方。只听见女狱吏的大剪刀卡嚓一声，我蓄了三年的辫子从根部剪下扔在墙脚，长短不齐的头发象遭狗啃过，七拱八翘地散开。
我发现公安人员讲话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吐出每个字时都有一股怒气相随，好像开了的水壶盖一冲一冲的，使人感到他们真的很恨阶级敌人，当时这个姓刘的女狱吏就是使用这种气声讲话︰“把衣服脱下来﹗”她说。我并不因为她的仇恨而听不清楚，但是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低声下气地问︰“内衣也要脱呀？”她瞥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衣服裤子一起脱。”
我吓了一跳。从我自己会洗澡开始，没有人，包括我的母亲看见过我的裸体。尽管在一中洗敞淋浴，每人都自觉地一丝不挂，但那是洗澡，各忙各的，人人都脱，完全平等。可是，现在，面对一个陌生女人﹗我还在犹豫，一声“快点脱”，只好硬着头皮，象加入了敢死队，死掉算了。
我周身脱了个精光，感到十分狼狈，不仅因为自己从上到下纤毫毕露，还因为我又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洗澡，身上的汗渍垢斑处处可见。
幸好，她感兴趣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皮”──一堆脱下来的衣裤──它们被再一次仔细地反复地翻查挤捏。然后，她扔给我一套深蓝色的囚服，外加一条内裤。它们洗过，但没有擦肥皂，领圈周围的油渍把经纱纬线浸成一板，特别是内裤的裆，白翻翻的象长了霉。我把内裤里朝外反过来穿，迫不急待地用囚服把身子包装起来，冷得不住地打抖。女狱吏瞅了我一眼，从一大堆衣山里扯出一套灰色棉衣裤扔在我面前。那是公安制服，他们以旧换新，旧的给犯人御寒。
给我的这套是男公安穿的，尺码是如此的巨大，我必须把衣袖卷三圈，手才能伸出尽头，裤脚也必须卷三圈，双腿才能迈步。我整个身体大大膨胀，只有撑在外面的小萝卜头才是真实的尺码。
刚才还在外面的秋阳下穿薄毛衣单外套，人模人样地过日子，现在这套大棉衣把我从下巴到脚背严丝密缝地盖住，熊似地在过隆冬了。
“监狱”就是森严，阴冷和萧杀, 阳光不再照耀。
“拿去，今后你就叫这个名字”，她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168。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女狱吏吩附犯人给我中饭，端来的饭盛在痰孟里，这种痰盂九天前我在父亲的集改队见过。不是因为痰盂盆令我产生败坏胃口的联想，食欲是当时中国人唯一的坚不可摧的欲望。不知为什么面对冒着热气的亲爱的白米饭，我居然咽不下去，再试了几口还是不肯吞，只好遗憾地退了回去。
我被带到楼上，刘管理员警告我严格遵守监规，不准同其他犯人交谈案情，然后从鞭炮似的一长串钥匙中抽出一把，打开了二十一号房门。
她们正在睡午觉，我蓦地看到了这么多女人，老的少的象两排篾齿，头顶头睡在地板上，秩序井然,觉得很稀奇。
原来，看守所吃两餐，午饭时间，犯人戒饭，集体睡午觉。我在楼下看见的中饭是给吃三餐的病号和特殊犯人的。
真所谓“饱懒饿新鲜”，多数女犯并没有睡着，她们喜孜孜地翘起头来打量我，就好像后来我成为老犯后也喜欢打量其他新犯一样。无聊至极的监狱生活，使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有兴趣，对于带来热闹的新伙伴加倍欢迎。
我高兴地发现三个长得漂漂亮亮的女犯把头发扎成马尾式。数年来，我一直打心眼里喜欢从外国电影里看到的这个发式──把长发高高地扎在脑后，使它像马尾巴似地往上一翘再软软地拖下来。我一直不敢模仿，怕别人议论我爱漂亮。想不到机会出现在监狱里，她们可以扎，我也可以扎，我下意识地拢一下我的辫子，才想起辫子已经不存在。
刘管理员指示靠门这排最后三名犯人往里移，腾出一个位子给我。“168你睡中间”，她规定。
“报告刘管理员，这个新犯没得铺盖，她跟哪个合铺呢？”一个把头发扎在颈后，像病鸭子拖尾巴的红鼻子瘦女人问道, 我猜她是犯人领导，这有什么好问的？岂料刘管理又作了规定，认真地看了看我的两旁，指着左边的女人说“跟她”，那女人赶快挪出她“床”的一半，我就“跟她”了。
我和衣躺下，一点没有睡意。墙上，我的“168”名字按照睡觉的秩序士兵般地站进了队伍。监房约有二十平方米，门开在左端，右边墙角放着个直径约两尺的马桶，马桶的旁边是茶桶。一个为“进”效劳，一个为“出”服务，一大一小，一高一矮，无言地立在那里。门的中间有个可以开合的小口──风门洞，狱吏警卫通过它，可以观察到房间内除马桶之外的任何地方，为了省事，有时候也权作送水递物的孔道。
我去的时候，房间挤得满满的，里排睡着九个人，外排有两个桶占地方只睡了六个，由于我的加入，这排最末的犯人，离马桶更近了。后来，那个红鼻子女人告诉我，她数过，每人可以睡三根巴掌大的地板木条。她说：“有啥仔关系，皇帝再行事（能干），还是只睡得到那么宽。”
我睡在地板上，木然地盯着天花板，既不难受悲哀，也不浮躁焦虑，没有思维的流动，也没有感觉的浮沉。
盛满了水的杯子，倒进再多的水，对于它，都是一样。
据说这儿解放前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赤色革命并未改变它的风水，它仍然担当着相同的角色。大约因为年久失修，它曾经漏过雨，雨水在房间的天花板上留下足印，就象尿床的孩子在床上画下的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