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窗前茶几旁读《居里夫人》。时间是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
这已经是第二遍了。早在高中化学老师讲到居里夫妇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花了超过四年的时间，从一吨多沥青渣里提炼出了世界上第一克铀，被誉为“铀”的父母的事迹以后，我被感动得睡不着觉，到图书馆借了这套上下册的自传体小说，迫不及待地读完了它。
那时候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一场电影，一部小说，一句伟人的话，一个感人的事例，一首动人的歌，甚至一首美丽的诗，就足够使他们对未来编织出五光十色的憧憬，就足以使他们作出举足轻重的决定，从而影响他们的一生。
何况，居里夫妇的贡献是伟业，是丰碑，是人类科学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我对他俩崇敬不已，想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我相信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在中国的中学、大学校园内，无数女学生都悄悄在做着和我一样的梦。居里夫妇对当时中国学生的影响是太无与伦比了。
那个时代，我们崇拜毛泽东，也享有一点崇拜洋女人居里夫人的自由。
那天，我沉浸在悲哀之中。
也是一个清晨，约里奥．居里那颗无比聪慧的头颅被一辆马车撞破，白色的脑浆迸裂而出，被雨天地上的黑泥污染……。居里夫人穿着黑色的丧服，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大学的讲台，接着居里的课讲下去……。
读到这个章节，我好像目睹了这一切。
这个一目了然的十二个平方米的小房间，住着母亲、我和四个弟弟。刚搬进来的时候，我们五个年龄很小，从三岁到十一岁。母亲说治平睡相好同她睡棕绷床，我同其余三个弟弟睡靠右墙的大木板床，两床被筒四个头平放在铺上。开初，睡得还很松动，我们可以用脚打仗，或者在彼此的腋下取暖。九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长大，睡觉的组合作了调整，我同妈咪睡那张越来越松的棕绷床，木板床只容得下两个，开辟了新大陆──地板，两个大弟弟每晚打地铺。
房门旁接着楼梯，上下的过路人可以自由地对我们家扫描，愿意扫多少遍就扫多少遍，房内留下他们数不尽的好奇的目痕。除非天气太冷，我家的窗户从早开到晚，房门也总是敞开的。这不仅因为对于一个单身母亲和五个还是梦虫的孩子似乎无隐私可言，还因为妈咪说这么多人挤在里面需要透透气。窗外隆隆开过的汽车把房子震得沙沙响，滚滚飞扬的尘土使房间里任何一件东西都蒙上一层灰。这是天经地义的正常人的生活。离开了喧嚣和尘埃，离开了窥探的眼光，我们难以相信那是真的生活。
突然，一个缩头缩脑的小个子男人跨进房间，看了我一眼，环顾四周后，一句话不讲走了出去。他大约是找错了门，我低头读书，继续我的悲哀。
两分钟不到，冲进来五个男人，一个女人。我惊愕地望着他们，不知道他们要找谁。
一个三十出头皮肤白晰，头戴白色公安圆盘帽，身穿白斜纹卡叽制服的公安员，拔出手枪对准我的胸膛，厉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现在宣布逮捕你﹗”
我曾经举起过我的手，那只是右手，是加入少年儿童队，在队旗前庄严地宣誓。
我也曾经举起过我的双手，但那是在演戏。初中演歌剧《小红帽》,我扮演小花狗，为了几根骨头，牠背弃了自己的朋友。导演老师要我模仿小狗站立的动作，自始至终双手举过肩头，不知为什么，我与生俱来地痛恨举手投降的姿势，即使是电影里这样的画面，也令我为人格践踏，尊严扫地而非常地不快。所以，我演的小花狗，双臂举到胸口，双掌下垂，只做了老师要求的动作的一半，以示与投降有区别。
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形容朝鲜战争中的美军“乖乖地举起双手投降了”，用“乖乖地”三个字，好像他们所受过的全部军事训练就是如何举手投降。
想不到当手枪对着我的时候，我也像美国兵一样，“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只不过比起正规训练的他们，我举得不是那么高那么直。所谓人格、尊严、骨气已经象沙石一样被飓风刮得无影无踪。
我庆幸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的其他亲友没有看见这个场面。我顺从地按照公安的指挥，走到房间左侧的柜前，他把一张纸摊开，指着上面说︰“这里，签下你的名字。”他没有叫我读一遍上面写的什么，我像一只被追急的兔子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也没看看上面究竟写的什么，我猜它就是逮捕证。按照他指的地方我歪歪扭扭地签上了我的大名、日期。他把衣袖撩起看了看手表说︰“这里填十点钟。”
我一生的命运，就在这十分钟里完成了转变。
“把手伸过来，”一个男的取出一双手铐命令到。我把双手伸过去，他铐了我一只手，把它绕到身后，“把那只手伸到背后来﹗”他喝到。两只手一起铐在背后。后来，其他犯人告诉我，那叫“反铐”。
“你的妈妈呢？”“白制服”问。“到单位上去了。”“啥子单位？”“较场口毛衣社。”
和往常一样，妈妈八点三刻离开家，九点钟到达庆余堂侧边的毛衣社上班。所谓上班，只是几个妇女松散地组合在一起手工织毛衣。套衫一件二元捌角，开衫三块伍。领货后可以呆在家里，完成后交货拿钱，也可以到那里三五成群一起织。母亲多半是去“上班”，几个女人说说笑笑，好混日子。
妈咪平均三天半完成一件套衫，开衫要花五天以上才行，一个月可以挣二十元左右。母亲常说她手脚不够麻利，毛衣社的沈妈妈一件套衫两天不到就织好了, 她羡慕地说︰“你看，她的手像在飞。”晚上，我们都睡了，妈咪一个人坐在床上静静地织到深夜，她在思念父亲？她想了些什么？很少与我们交谈。有时候，顾客要得急，母亲请我帮忙打衣袖，我理直气壮地拒绝，“请你帮我节约时间﹗”
他们差遣一个跑腿去把母亲从“单位”上召回来。
在中国，“单位”是每一人的脸，生命线，肠肝肚腑，没有脸，没有生命线，没有肠肝肚腑，那个人连畜牲都不是。像外国人见面就叫“好啊油”(你好)一样，中国人一见面就问︰“你是哪个单位？”或者“你爸爸妈妈在哪个单位？”我父亲解放后一直在劳改单位，劳改就业单位，集改单位。一提起这些单位，我鼻子就要发酸,眼睛就会发红，反动阶级孝子贤孙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所以，我多数只回答“妈妈在毛衣社”，“毛衣社”就是齐家的“单位”，齐家可爱的脸。
这个半小时特别漫长。那五男一女抄着手静静地呆着，偶尔交头接耳一两句。我又坐回到茶几旁，《居里夫人》还在桌上，我已经与她无缘。
双手反铐地坐在矮凳上很难受，我把两只腿往前伸直舒展一下，看见了穿在脚上的球鞋。这双球鞋是大弟兴国的，上星期三他休息回家洗干净了，准备国庆节后带回厂去，我的鞋脏了懒得洗，穿他的现成。我对自己说︰“脱下来还给他，他没有换的。”可是我已经没有手了。
我良心发现地想起我欠阿弟──最小的弟弟, 两角钱。那是一周前，在通用机器厂当学徒的大弟，为了庆祝他一生中第一次领工资,给我们每个人五角钱作为中秋节礼物，小阿弟在“绝交”的威胁下，借给我的。
怪不得四个弟弟不喊我姐姐，从来都是直呼我的名字。
我还想起两周前，我神经兮兮地对两路口中学搞总务的朋友吴敬善说︰“我想坐牢，体会坐牢的滋味。”他开玩笑,像做顺水人情地回答︰“莫着急，有你坐的。”共产党开恩，不失时机地急人所急，兑现了我的胡言乱语。
三天前，我心血来潮，把所有准备自学的《解析几何》、《高等数学》等大学教材统统廉价地卖给了旧书商。我说︰“现在我没心思学，等到我要学的时候，我就有钱买。”我当时完全可以用这二元三角五分卖书钱的零头与阿弟清帐,但是我没有，也记不清是怎样挥霍掉的。十八年后，我真的需要这些书了，差点没给书店的老爷们下跪。
别离在即，我看不见那六个公安的嘴脸，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也没有想过后果会是什么, 沉浸在一片奇特的心灵的静谧之中。这半个小时里，我想到了我的妈妈，我的弟弟和其他一些杂事，并且自发地反省了自己。尽管相当肤浅，却是空前第一次。
母亲回来了。她的脸腊黄浮肿湿汗漉漉, 这张脸使我想起昨天下午五点半，她从“十八梯”下面,沿着近百级陡窄的石梯匆匆走上来，一到家气没喘定劈头就问︰“家贞，下面那家小馆子正在卖红烧肥肠，你想不想吃？”她知道我爱吃红烧肥肠，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大陆一片飢饿，莫说肥肠，就是肥肉肥板油，吃起来也像吃豆腐，还嫌它油水不够多。珍贵的情报,难得的机会,使母亲黄肿的脸出现一片红晕闪动的喜色。我这个好像没有心肝的女儿，被母亲的爱重重地撞击了一下。
今天，这张同样浮肿腊黄湿汗漉漉的脸，布满的却是一片惊惶。
她朝我看了一眼，我的眼睛迎过去说︰“妈呀，我闯祸啦﹗”
她看着满满一屋的公安人员，沉默不语。
“白公安”大声说︰“你的女儿齐家贞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了，现在开始抄家。”
“她一个小女孩能做什么反革命呀？”想不到这位弱母亲竟如此勇敢，敢于发问。
“这个，你还问我？你最清楚﹗”“白公安”生起气来, 声音吼得很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