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用血泪书写的数公斤重的信和申诉材料，除了花瓶单位“政协”、“侨联”的隔靴搔痒的答复外，没有一封回函，全都惨烈地死在不知哪个角落里了。
一九八零年，父亲被上面点名选做“花瓶”，当了重庆市中区政协委员，这里不乏坐过牢戴过帽挨过整，有海外关系，过去是资本家或者有地位的人，挨了耳光，现在给一粒冰糖。八一年的一天，父亲告诉我，他开会时交了一个提案，我问什么叫提案，他说就是建议，我问你能建议什么，他说建议重审我们的案子，要求平反。“政协”真好，可以为自己的事提建议，我想。
不久，巿中区政协转给父亲一封法院对“提案”的回覆，信曰法院已经立案受理对父亲军统特务一案的重审云云。父亲一看，背了三十多年的黑锅，今天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军统特务，清风傲骨光明磊落一生的父亲，气得肺都要炸了，拍案而起说:“好，我马上到法院去，要求他们把我这个特务枪毙算了。”我清楚父亲平生最瞧不起最痛恨的就是特务，他曾在特务信上批了“放狗屁”三个字，现在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竟与父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气得我也不想活了，我跳起脚说︰“我同你一起去，叫他们把我也枪毙！”
两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当上了反革命，我们父女俩一起走过一段非同寻常的漫漫长路，一起被逮捕，一起关看守所，一起在省二监坐长牢，放出来以后一起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当时我俩在重庆市工业局电视大学班，分别担任英文、数学辅导老师）。每天早上我俩一起经过“石板坡看守所”，经过当时在看守所里唯一能看到的“自来水公司”的高塔，去电视大学上班，每天傍晚，又一起沿着这两件记忆中难忘的“证物”回家。现在，我俩准备去法院要求一起枪毙，多么地壮美呀﹗
当时是在电大办公室，我们的打算着实把班主任萧老师吓了一大跳，她拿过覆信细细读了一遍，劝住我俩，“军统特务”是指原来的认定，现在是立案重新审理，并非法院还是这样看待。法院没有去，但是洁身自好的人被淋了满身大粪，感觉未必比赴刑场好，“士可杀，不可侮”之谓也。
一九八一年，法院正式受理重审我俩案子后，心急如焚的父亲不计其数的去法院催案，每次去，法院都说太忙叫他耐心等待，都不会忘记问问你女儿现在怎么样。
直到八二年春，区法院才在积案如山的繁忙中腾出手来正式重新审理我们的案子。
父亲的事情显得甚为单纯，第一次坐牢，集体加入国民党，后自动脱党，三个月挂名区分部书记；第二次坐牢更加简单，还是二十年前的“不知道”三个字，法院只叫他去问过两次。
我的事，倒搅得相当复杂了。
负责重审的是市中区法院的孙白亮庭长，他白净的皮肤，端正的五官，正派稳重的举止，温和轻柔的讲话态度使我吃惊，想不到名声恶劣的“公、检、法”机关里，竟有一位气质作风完全不同的法官，我信任与尊重之情油然而生。在这位庭长面前，我完全有勇气讲真话讲人话。
我又看到了二十年前的那本厚厚的，每一页都盖有我的大拇指印，我认帐不迭的口供笔录本。进监之前，我的确放过一些“屁”，打过一些“嗝”，逮捕后，为了迎合黄文德的口胃，放了更多的“屁”，打了更多的“嗝”，现在彻底忘了个干净，想不起这个“潘朵拉”盒子里究竟关了些什么妖魔鬼怪，一时间坐立不安，紧张难耐起来。
孙庭长讲了他的开白场，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所有的交待，发现里面有许多水份，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除去这些水份，除去不实之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许，因为时间太久，有的事情记忆不清，你不必着急，我们一起慢慢清理。”
我不再是一条鞭子下奔命的狗，我以人的资格告诉孙庭长事情的真实经过。他翻着那本记录，不时提一些问题。当他问道︰“你说过你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吗？”我讲过这句可怕的话吗？为什么要讲？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不胜惊愕，张口无言地望着孙庭长。见我失神慌张的样子，孙庭长和霭地说︰“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你思想发展的脉络清理出来，写一个材料给我。看过材料，我们再谈。”
我写了两份材料，从我刚解放扭秧歌打腰鼓，重庆市第一批加入少年儿童队，带着红领巾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和父亲抱着椅子跳舞高唱“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打心眼里热爱这个繁花似锦的新社会，热爱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写起，我写初中、高中时因出身不好带给我的压抑和痛苦，我写读高中时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读书上，希望考取好大学，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原子核物理。我写两次去广州，最初和最终的动机都是出国读书，我详述了黄文德对我的逼供、诱供和强加于我的思想罪行。
我写道︰“经过审讯后，我发现‘原来是这样一回事’。不是我自己清楚我是怎样一回事，而是别人告诉我‘你是这样一回事’。至此，我已经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老谋深算，刻骨反动的反革命恶魔了，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在写这两份申辩信时，我第一次把屁股坐在“事实”的基础上，认真阅读了我的判决书，并非像二十年前坐在他们指定的“小铁椅”上，背诵判决书上的词句，以便认罪和深挖犯罪根源。
我顺着判决书上写的，用事实一句一句驳斥下去，最后我难以置信，它竟被我驳得一句不剩，换句话说，我一直信以为真的判决书，通篇似是而非，竟没有一句站得住脚。
材料的最后部分，我提到了蒋忠梅，在平反这件事上，我无法不提到她。
母亲逝世的第九天，我在楼梯口理菜，抬头惊奇地发现蒋忠梅和她的女儿站在我面前。蒋姐指着我臂上的黑纱，神情凝重地问我，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从牢里出来后，对于过去的熟友同学老相识，我一律采取不认人的态度，那怕互相面对，也绝不主动打招呼。不是我反目无情，而是耽心对方惧怕我的红疤黑迹分二成给他们，不愿与我接近。但是，如果有人不顾利害得失，主动与我交往，我将热情如故，至死不衰。我爱朋友，我需要友情。
七一年冬，出狱后的一个晚上，我同母亲手挽手外出散步，走到较场口，母亲问我︰“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是谁，你认出来了吗？”我转过身去，见到也是一对手挽手的女人的背影，摇头答道︰“不认识。”母亲说︰“蒋忠梅和她的女儿。”出于上面的理由，我没有喊她们。我在心里对她说︰“蒋忠梅，我对得起你。”现在，她们自己来到我家，我不胜惊喜。
我问蒋忠梅怎么知道我已释放，她说她们每次经过我家窗下，都要抬头朝楼上张望，一直没有看见任何家人，以为我们早已搬走。可是今天，发现我的身影在窗前一晃，决定上楼探看。还有什么话可说，“除去泥沙，留下真金”，这是经过考验的真正朋友，心里好感动。我告诉她们，我母亲病逝的情况，看见泪水在她俩的大眼睛里翻滚。从此，她家便是我周末唯一的去处。
虽然十年前我像打哈哈那么容易对人产生崇拜，十年后有的人已经黯然失色从我面前隐退，有的人只剩下些许余辉，只有蒋忠梅仍然是我最崇拜最亲近的女性。
她们早已从上清寺搬到七星岗四德村，住进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房子虽然简陋窄小，但蒋姐只是三口之家，而且独门进出，自成一统，这样的条件在当时已属难得。第一次去她家拜访，我满肚子知心话讲不完。小梅高中毕业独女免于下乡，在家闲耍，坐在一旁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听得出神。我聊得太晚，在那里留宿，她娘俩睡楼下，我睡楼上。第二天清晨，我告诉蒋姐，昨晚我做了个梦，梦中我的床在下沉，下沉的同时，一旁传来蒋妈的声音，她说︰“家贞，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头晚我忙着聊别的，竟忘记讯问蒋妈的情况，蒋姐这才告诉我，蒋妈已在数年前病逝，骨灰就放在楼上床旁的书架上，她生前就是睡我睡的那张床。她们说，我走后，蒋妈老是打听为什么家贞不来了，她一直很挂念我。蒋姐不再是经济户籍，现在是“兰香园糖果点心厂”开票员，我们通过她买到当时市面上很难见到的缺俏货，鱼皮花生、怪味葫豆、松化饼干等。
我成了蒋家的常客，她经常弄一些好吃的饭菜招待我，我则“两个肩头抬张嘴”，不仅大吃大嚼还大发议论，她的家是我无话不说的安全港，我心中的不满和牢骚都在这里发泄。我骂与老师作对的黄帅混帐，骂交白卷的张铁生可耻，我见不得江青在摄影机面前张开大嘴搔首弄姿的鬼样子……。
在她家里，我见到蒋姐刚从苗溪茶场劳改释放，回重庆探亲的弟弟蒋忠泉，他于五八年西藏叛乱时放走两个叛乱头子被判十五年（后获减刑一年），不仅葬送了雅安公安局代理局长的美好前程，而且老婆被逼，揣着肚子里的儿子哭泣着抛弃丈夫爱党而去。他当时同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等共产党内部的高官要员关在一起，离胡风（张光年）关押的地方不远，曾派去替胡风搬家，绝大多数东西是书、书、书。我同忠泉谈话很投机，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喟叹。
蒋姐的大弟蒋忠直，一位正派的高大男人，他在北京煤炭部安全处任职，这次风尘仆仆专程来渝与阔别十四年的弟弟聚面。忠直回北京前，我同蒋家三姐弟加上小梅一起留影纪念，我简直是她家的一个成员了。
这几年好朋友交下来，我发现蒋姐有一些变化，她沉默了许多，也冷漠了许多，我大发感慨或者大放厥词之时，她一般都是静听，不加置评，无论同意还是反对。一次我谈到自然灾害时郑明秀在劳改队伙同其他人一起偷花椒，煮食从大粪里滤出的蛔虫，把一个干部的死婴弄来吃了时，蒋姐冷冷地回答︰“没得这么恼火，我不相信﹗”每次见到她，我都是满腔热情，满心欢喜，而她对我时冷时热，有时似乎没有友情。
蒋忠梅是我出来后第一个主动相认的朋友，是岁月淘汰后留下的真情谊，她使我感到人性中最温暖的一面，我倍加珍惜。对于她的阴阳怪气，我毫不介意，我非常理解她不幸的境遇，二十多岁守活寡，一个人吃力地把女儿养大，现在还是单身，怎么能要求一个活得如此凄苦的女人有好心情，我自己对她真心就够了，不需要她的回报。
后来蒋忠泉释放回重庆，我们常常见面交谈，有时在蒋姐家里，有时在枇杷山公园。公园在山顶，爬了大坡后，我想找地方坐下，他很滑稽，找到坐椅，先要四处转悠，仔细检查树上地下，张望四周的游客，折腾好一阵才就坐。他说他过去是搞公安的，公安局的名堂多得很，使用各种手段比如化装成讨饭的叫化子，装窃听器等监视人，特别对政治上的嫌疑份子，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他问我，想过没有，为什么去广州的事公安局会知道得这么清楚，是不是有人告发。我认为他这样疑神疑鬼的不好，答道︰“纸包不住火，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不要你猜我，我猜你的。”十多年来，我真的从来没有，至今也不认为有必要去想这个问题。我倒是对忠泉讲的太阳鸟的故事很有兴趣，他说，云南热带有一种鸟，经常撞死在迎面开来的汽车挡风玻璃上，因为牠们误认那是太阳，“太阳鸟”由此得名。蒋忠泉说“鸟类尚且追求光明，不惜一死，何况我们人类。”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蒋忠泉突然消失，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