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怎样炼成的——约翰•麦克菲访谈
发布: 2011-9-29 20:22 | 作者: 何伟
Hessler： 当时人们对非小说类纪实文学写作的兴趣或态度有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McPhee： 唯一重大的改变就是人们普遍开始视非小说类纪实文学写作不仅仅是用来包鱼的了，它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尊重。在我上大学时，没有老师教授任何像我现在所写的这些东西。当时，这种写作上不了大学的台面。
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有人邀请我到犹他大学进行朗读，我接受了邀请。几周后，邀请我去朗读那个人又和我接触说，他真的很不好意思，很抱歉，虽然他想让我去犹他大学为同学们做次朗读和座谈，但是他的同事却不同意。他们不接受我写的这种体裁。我给他回信说，我对他邀请我去犹他大学朗读真的很感激，对他我确实只有感激，而对他的同事——当他们跨入20世纪的时候，我将站在路灯下看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Hessler： 你认为你的写作属于哪一类型？你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课程有时叫“纪实性文学”，有时又叫“创造性非小说类纪实文学”。
McPhee： 我更喜欢称它为纪实性写作。别的称呼都有缺陷。小说也一样。小说这个称呼感觉怪怪的，它并没有什么含义——它就是指“被创造”或“创造”。它的词源是“Facere”。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办法给某个称呼加上括号，注明它指的是什么。小说：有些人写的很糟糕、很垃圾、很恐怖；而有些人写的却很好。是的，它只是个名字，指的是“创造”。因为你无法用单个词来定义它，所以为什么不就用这个简单的单词呢？
然而，非小说呢——天呢，它只是在说我们今天早餐有非葡萄柚。它没有任何含义。你早餐有非葡萄柚；想想你对这份早餐了解多少。我并不反对这些称呼，因为它很难挑选——就好像给你的孩子取名一样。你知道，名字会伴随孩子的一生。
Hessler： 回忆录现在已经很流行了，但是你却很少写过你自己？为什么不试试呢？
McPhee： 我从未打算写过我自己，或者，天知道，有意在读者和内容之间现身。但是，如果作者属于里面的话，需要出现在里面，那么他就应该出现在里面。《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某地登上一个橡皮艇，然后回去他可能会写“一个游客登上了橡皮艇”。嘿，要写就写吧！如果你不得不出现在文章中，那就自然出现吧。
下面是一个例子：《三角形南瓜子》（The Deltoid Pumpkin Seed）一书讲的是一个无数次试飞的故事，我没有必要在书中现身。虽然一直没有提到我自己，但是很明显就是我在倾听，记笔记。然而，就在这六万字内容行将收尾的时候，那也是故事的高潮部分——试飞终于成功了。一个叫埃弗雷特.林肯豪克（Everett Linkenhoker）的家伙跳上了Piper Cherokee轻型飞机，准备开着它试飞，我也跟着跳上了飞机，就坐在他的旁边。然后，我们就飞起来了。现在，我要写飞机上都是有谁？一个乘客？所以我就写道：“我跟着他上了飞机” 。交给编辑的6万字的书稿中“我”只出现了这么一次。我在《纽约客》的编辑罗伯特.宾厄姆受不了这个“我”字。他的神经经受不了这个只出现一次的代词。他问我只出现这一处“我”吗？我答道，听我说，博比，这是唯一一处需要它出现的地方。然后，他就让我在别处再加一个。我就说，你看，别处没有需要它出现的地方。他仍然坚持让我在别处加上一个；这样不行；你不能全书只出现这么一处“我”。我说，好吧。书中有这么一处场景——在加油站里，一个机械师正在车库里修理着什么东西——在宾夕法尼亚州内沙米尼（Neshaminy）的一个加油站里。我想了想，好吧，我可以说我看到他在修理东西。所以，我就在让“我”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或者在别的地方让它再出现一次，然后宾厄姆就很开心地回家了。
Hessler： 你提到了你在《纽约客》的两位编辑，肖恩和宾厄姆。他们在你的写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McPhee： 宾厄姆曾是《报道者》杂志的作家——记者，后来跳到《纽约客》任纪实类编辑。在来《纽约客》的头两年里，有一次他和他高中时的老朋友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一起去吃午餐。戈尔问他，博比，你怎么做起编辑来了？那个叫鲍勃.宾厄姆的作家去哪里啦？宾厄姆就答道，是这样的，我决定与其做一个二流的作家不如做一个一流的编辑。戈尔站起身来问他做一个二流的作家有什么不好的吗？宾厄姆爱跟别人讲这个故事。他做我的首席编辑有16年之久，一直到1982年他死于脑癌。
在作家开始写作之前以及写作之中，编辑的作用是与作家进行对话。宾厄姆不会直接说这句话不行。然而，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会跟我对话。对创作自己的作品，我过去非常紧张，直到今天还是很紧张。当我开始动笔写一个故事之前，我通常毫无信心。在完成初稿后，我才开始收获信心。但是在完成初稿前，即使是现在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缺乏信心。和他谈话有助于缓解我的紧张情绪。我也会把我写的读给他听。这听起来怎么样？这听起来像不像杂志上文章的一个好的引子？他并不总是为了赞同而赞同。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在对话。
后来，我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日子。我离婚了，那段生活特别糟糕。如果说在离婚前我对创作没有信心的话，那段日子我的信心完全为负值。当时我在努力坚持着创作，我有孩子要养，一切都糟透了。我打电话给宾厄姆，问他这样写可不可以作为故事的引子？然后，我又打电话给他，对他说，这样的话，在这个引子后这样写——我就开始读给他听，在电话里，有6万字。你信不信？当然不是一下子读完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当时我是那么的缺乏信心，所以我需要有人对我说，可以，可以，接着写下去。宾厄姆就是这样说的，可以，可以，接着写下去。《与主德鲁伊特的相遇》这本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Hessler： 你是在电话里给他读完整本书的?
McPhee： 一点也没错。 只有这么一次是这样的，我们一般不是这样交流的。但是，当时我真的不行了，一点信心也没有，甚者不知道能不能把左脚抬一步，然后右脚也抬一步。他很耐心。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讨论一篇文章，文中出现了一处奇怪的双关语。宾厄姆对我说，你知道那处双关语吗？它很不好，真的不好。我说我想保留下它，我觉得它挺好。然后他说，好吧，你是作者，我只是打工的。我们接着讨论别的东西。第二天，当我又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又对我说，你知道那句话吗？嗯，它真的不好，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对他说，博比，我们已经讨论过它了。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然后，他又第三次提到了那句话，我也回了他相似的内容。又一天过去了，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对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鲍勃，你还记得那个双关语吗？把它删掉好吗？它出现在那里真的不好。
没有笑意，什么也没有。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当然，他完全记得事件的全过程。他真的很棒。他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Hessler：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帮助你度过了那段困难时期？
McPhee： 没有，我自己走出来的。创作一直都是很难、很难。不管一个作家经验多么丰富，当他坐下来开始写作时，信心完全有可能降至为零。为什么不会呢？你能写好上一本书从来不意味着你能写好下一本书。
当我开始写《来乡下来》的时候，那时我在纳苏街（Nassau Street）有一间办公室，它是一个位于二楼的小房间，我经常在那里坐很久很久，真的是煎熬死了。办公室墙上的公告牌上贴满了3*5寸的卡片、阿拉斯加州的地图和其他东西。我呆在办公室里，努力把书接着写下去。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能写完这本书的话，我就再也不会写一个字了。
那些年我经常和彼得.本奇利（Peter Benchley）一块打网球。我们一周去普林斯顿交汇点（Princeton Junction）那里的网球场打一次球。有一天，我刚坐进他的车里，就开始抱怨，当作家真烂！当作家真臭！我再也不写书了，该死的！彼得开着车一直听着，一直听到普林斯顿交汇点。
两周后，他又来找我打网球，完全一样的场景，只是我这时已经不那么丧失理智了。他启动车后就问我，你还记得两周前你喊着叫着说，当作家真烂！你还记得吗？我对他说道，彼得，是的，我确实记得。他接着说道，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如果你写了某些东西，挣了足够多的钱，再也不用靠写作来挣钱了，那你还会接着写下去吗？我答道，彼得，这是你的问题。目前来讲，我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回答。
当时他刚刚写完《大白鲨》（“Jaws”）, 他令我感到最惊奇也是最崇拜的地方就是他从未停止写作。彼特写啊写啊写啊。他写书，写剧本，给《国家地理》杂志撰文，去探险了解各种海洋生物，去研究鱼类的生物学——他从未停止过写作，一直都在坚持写作。事实上他挣了那么多钱——生活却是另外一回事。这就是彼得的可爱之处。彼得.本奇利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