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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每惜此心清:答江少川教授

发布: 2017-6-29 15:54 | 作者: 苏炜



        
        作者苏炜知青时代摄于"儋耳山"(纱帽岭)下
        
        天涯每惜此心清
        ——答江少川教授 
        2012.12.29 提问
        
        江:在新移民作家群中,你是出国较早的一位。我的书桌上,此刻就放着你的散文集《独自面对》,也读过并保存有你的长篇《米调》与《迷谷》。先从你出国谈起吧,你在80年代初就走出了国门,请谈谈当时出国的动因与想法。
        苏:我的出国留学可以说是一段偶然的机缘,但这机缘却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轨迹。关于这段机缘的故事很长,简单说来,我本没有留学之念,是两位访问中山大学(我的本科生母校)的美国教授(一哈佛、一加州大学)的极力建议和推荐促成的,所以我1982年到了UCLA(洛杉矶加州大学),读了一个文学硕士后再转到哈佛做研究助理。86年则是从哈佛回国的,回到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事。我或算是最早的自费留学生和最早的“海归”吧。出国当年(1982),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在《花城》杂志发表,我好像算是新时期起步的那批知青作家里,最早发表长篇小说的吧。所以当时我还在“作家梦”中,而不是在做“出国梦”。我在《独自面对》的后记里详细述及我当时出国的动因:“我想出去看看真实的外部世界,先把自己彻底打碎,再重新拼接回来。”
         
        海南知青时代的周末山行留影,右前为苏炜。(摄于1972年)

        江:你的文学创作在未出国前就已起步,出国后仍然笔耕不辍,坚持创作。在海外用华文创作之艰辛可想而知,你一直坚守下来,请你说说自己在海外坚持用母语创作的感受,并梳理一下出国前后的创作历程。
        苏:说难,很难;说易,也是最自然的选择。母语,是所有人存在的栖身之所。我自小就立志以中文写作为人生志业,所以出国后坚持以母语写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在此洋风洋水之地,坚持华文创作,一无关职位升迁,二无关金钱实利(如果算实利得益,基本上是“赔本买卖”),三是必须以一个职业饭碗养“写作”,可资让你完整进入创作状态的精力与时间可谓少之又少;更不必说,远离乡土、母语的“原乡”土壤,远离母语环境的读者和受众了。这些,都是域外华文写作的“先天”性艰窘之处。这也是与同期“出道”的“文革后”作家(或称“新时期作家”)同行相比,自己的写作量、成品出版量都“大不如人”的原因之一——比如我今天还感到惋惜,自己第一部正式发表的长篇《渡口,又一个早晨》,因为当时正在出国伊始的紧张忙碌之中,根本无暇进入出版成书的操作,所以只能算半成品,今天已很难读到,这是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近时常常向我抱怨的。当然,自己的写作量偏少,还有更多其它的主客观原因。
        然而, “我写故我在”。这么说,好像有点矫情的悲壮,却是所有域外华文写作者最真实的心态。今天,母语写作于我(或我们),主要是为自己写——既为自己还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而写,也为写作已成了自己一种“生理习惯”、一种“瘾”甚至一种“病”而写。正因为少了许多功利目的(我不愿意矫情地说,海外华文写作就完全没有功利性,完全与名利绝缘——只要文字面世,就一定会在世态、世俗里打滚,不可免俗),又可以保留一种有距离感的、相对简单纯粹的写作状态和环境心境,所以,“海外华文写作”反而又具有某种同样是“先天性”的优势,可以远离纷扰,澄然静心地“澄怀观道”,进入相对沉潜、寂寞的写作状态。写作是一种寂寞的事业。对于今天灯红酒绿的世俗世界,甘于寂寞是写作人的基本操守与修为。海外的环境提供了这么一种“寂寞自处”的可能性——不妨称之为“优越性”。这是海外华文写作近年显得佳作频出、业绩兴隆的原因。我曾在台湾出的一本文集《站在耶鲁的讲台上》的后记《说“澄”》里,解说我自己为什么把在耶鲁的办公室称为“澄斋”的理由,回溯自己几十年间辗转寻找“一张平静的书桌”的经验,可以说,今天身处海外环境,特别是在耶鲁校园,就提供了我这么一张“平静的书桌”。我为此心存感恩。深以为这是命运对我的厚待,对苍天造物、大地恩典,常存敬畏之心。
        对了,近时坊间有“(美国或海外)好山好水好无聊,(中国)好脏好乱好热闹”的说法流传。我写过一组“暮冬十绝”言说自己的心境,其一云:
        未愧平生巾履轻,天涯每惜此心清。
        好山好水甘荒寂,月魄冰魂有浩声。   
         
        作者长篇小说《迷谷》

        江:你的短篇小说集《远行人》,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新移民作家小说集,你出国不久,就写出了这些小说,你当年创作这一组短篇,主要想告诉读者什么?
        苏:说句玩笑话,“一个不小心”,就成了一个“之父”。这里面有一段掌故:现在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人好像很少注意到这个相关史实:上海《小说界》杂志(现在不知是否还“健在”?),是最早开设“留学生文学”专题的刊物。记得大概是1988年秋天,《小说界》和上海作协联手,在上海开过一个“留学生文学”研讨会——恐怕这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与“海外华文文学”相关的正式会议。拙作《远行人》当时刚出不久,自然应邀与会;当时另一位在“留学生文学”栏目上正活跃的作者——和我同时在美国留学、也是老朋友的查建英,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她的留学生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大概是在此一年后出版的,《丛林》一文,是其中的代表作)。我们俩人当时因为很熟,在会上也喜欢说笑打闹,就被与会的作家同行们起哄,把我和查建英,一个叫作“之父”,一个叫作“之母”——就是中国大陆“留学生文学之父”、“之母”的意思。这个说法当然没有流传开来,反而流传过一些我和查建英关系的八卦传言(我们都一笑置之,至今仍是常来常往的好友)。但我和查建英,确是中国大陆背景的海外留学人中,最早开始进入“留学生文学”与后来的“新移民文学”创作的,这比一般人喜欢谈论的、90年代引起更多关注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其实要早好几年,这是一个我们俩都不必自谦的话题。
        至于《远行人》要向读者传达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出门远行的人”的“域外故事”吧。在当时那个上海会议上,和查建英小说里显现的蓬勃进取气息相比,我曾开玩笑说,《远行人》属于“留学生文学”中“伤痕文学”,那里面的人物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过去”,大都有一种在两种文化撞击中不知所措的心态,其中甚至是一些畸形的典型。所谓“边缘人”、“异乡人”的主题,在《远行人》里表现得比较充分。其中《贝雷帽》、《老夫当年勇》以及《伯华利山庄之夜》和《墓园》等,都记录了文革后最早一批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其中《墓园》,甚至写进了我自己作为最早的“海归”的心态。
        也许还可以透露一点《远行人》写作的秘密:《远行人》直接受的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的影响。我们中文系出身的人都知道白先勇的《台北人》是受的《都柏林人》的影响。我当时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刚好借到一本《都柏林人》的台湾版中译本,一读之下很喜欢,就开始学着乔伊斯的套路写《远行人》。这组小说最后一篇的《墓园》,其行文气氛,甚至就是直接受的《都柏林人》最后一篇《逝去》的影响,是我读完《逝去》后,一场大雪后在哈佛校园边上的墓园散步,因了“墓园”这么一个意象和一种风雪带来的情绪,回到住处一口气写下来的。
         
        苏炜短篇小说集《远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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