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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解雷蒙德•卡佛:他写的是沉默

发布: 2017-5-18 18:18 | 作者: 李敬泽



        雷蒙德•卡佛(1938—1988):“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大师、“新小说”创始者,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伦敦时报》在他去世后称他为“美国的契诃夫”、美国文坛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本文为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先生为其作品集《火》所作序文,原标题《谁更像雷蒙德•卡佛?》。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布可夫斯基说
        我五十一岁了看看我
        我爱着一个小娘儿们
        我发过脾气不过她也挂断过我电话
        所以没关系的老兄就应该是这样
        我进入她们的血液她们没法把我弄出来
        她们千方百计想离开我
        可是最后她们全都会回来
        她们全都回到我身边,除了
        我甩掉的那个
        我为那个哭过
        可是当时我动不动就哭
        别让我喝烈酒老兄
        我会变得招人厌
        跟你们这些嬉皮士
        我可以整夜坐在这里喝啤酒
        这种啤酒我可以喝十夸脱
        一点事没有它跟水一样
        可是让我喝上烈酒嘛
        我就会开始把人扔出窗户
        谁我都会扔出窗户
        我干过
        可是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
        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从来
        没有爱过就那么简单
        ……
        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在深夜,在三里屯的某个酒吧或东直门外某个肮脏的酒馆,大家都醉了或者醉去醒过来,反正每个人都目光涣散,这时会有一个老家伙,他长着络腮胡子——似乎全世界的老流氓都长着络腮胡子,他攥着啤酒瓶子向刚出道的雏儿们宣讲他的业绩或他的罪孽,如果你坐在他旁边,他会一边讲一边死命拍打你的肩膀或后背,好像这个疯子要把一根钉子拍进你的身体……
        如果我把他的话记录下来,那么,大概就是上边那些,当然,你知道,全世界的老流氓都是一样的。
        多年以后,我读到卡佛的这首诗:《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听查尔斯•布可夫斯基一夕谈》,仿佛旧日重来,我看到那一张张老脸——对不起,我甚至想起李白,千年以前,他在长安的酒肆里肯定也是这么干的。
        而且我恰巧知道这位布可夫斯基——在港台,他叫布考夫斯基,甭管是可夫还是考夫,反正就是他,大约七年前,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港台版的布考夫斯基的书,短篇集,里边充满了酒、女人、破败的公寓、黑暗的街道,和一个胡子拉茬的、脏的、愤怒的家伙。
        那本书后来下落不明,连书名我都忘了,但是那种乌烟瘴气阴郁狂暴的劲头忘不了。现在,读卡佛的《火》,翻到中间,赫然看见了他:啊是他是这个老家伙。
        可惜这诗在集子中没有纪年,我不知它写于哪一年,但肯定是卡佛出了名以后,作为“年青新锐作家”和这老家伙共度了一个晚上,那肯定是充满了酒和烟的喧闹的夜晚,老布盯上了可怜的小卡,没完没了地唠叨,卡佛把他的话记下来,就成了诗,而且是卡佛一生中最长的诗。
        布可夫斯基盯上卡佛不是没理由的,你知道,这些坏脾气的老流氓从不掩饰他们对人的好恶,青眼白眼,泾渭分明。但是这个晚上,他盯上了这个年轻人。他们之间确实是有显而易见的共同点,他们都不是西装革履的作家,都毕生嗜酒,他们都在社会的底层长期生活,他们都长期毫无理由地坚持写作。
        卡佛第二天宿醉方醒,把老布的话一行行记下来,我真想知道他的感想。
        卡佛出道后就被人和海明威相比,我相信卡佛一定为此深感苦恼,人们满怀善意地夸你,说你像海明威——另一个留络腮胡子的家伙,可是天知道我怎么像他我为什么像他,似乎像他倒成了我的荣耀,好像我是旭日阳刚,我要不像就不识抬举就不乖。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极简主义”,现在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主义”,那与其说是卡佛的创造不如说是编辑的创造,卡佛实在无法拒绝编辑老爷好意——顺便说一句,有一天,徐则臣对我说,他觉得编辑删过的卡佛其实好过后来编辑不敢删的卡佛,我同意,这本《火》里,诸如《人都去哪儿了?》,我估计编辑没删过,那就是一片狼藉。编辑的删卡佛是情愿的,挂上“极简”的标签,他也是情愿的,但穿一身电报局的绿制服扮海明威,卡佛可能不大情愿
        现在,在“创作谈”中,新锐卡佛正诚惶诚恐地交待自己所受的影响:
        我没有办法谈一谈可能影响过我的书本或者作家,难以多少有把握地确定那种影响,即来自文学的影响。如果我说我读过的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那就跟我说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曾影响我一样并非实情。
        好吧,我们都看到卡佛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正在字斟句酌地兜圈子,这可根本不像布考夫斯基,但转了一圈之后,他知道他还是不得不面对那个该死的问题:海明威。
        例如,一直以来我很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及短篇小说,但是又觉得劳伦斯•达雷尔的作品独树一帜,语言上无人能出其右。
        好吧,我承认,可是,还有达雷尔!
        当然,我写的不像达雷尔,他当然根本不能算是“影响”。有时,人们说我写的东西“像是”海明威写的,可是我不能说他写的东西影响了我的。我二十几岁时最早读到和佩服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例如达雷尔,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
        ——可怜的小卡啊,他真是小心翼翼,为了把海明威请走,他特意垫上一个达雷尔。我根本不知道达雷尔是谁,我知道卡佛的意思是,我其实更喜欢达雷尔,他比海明威更“右”,但达雷尔不曾影响我,所以,真的,很抱歉:海明威也没影响我。
        在这篇题为《火》的长文中,卡佛接着对个人生活与写作做了漫长的回顾,总结一下就是:文学上真正对我有影响的,是我的两个儿子,是的那两个可怕的小鬼,他们使我的生活变成了拥挤嘈杂的噩梦,我只是在这噩梦中拼命设法伸出头来,抓紧时间写一点东西,我根本没工夫不“简”。
        他没有再提到海明威,但是,我认为他的忆苦思甜其实是在强调与海明威的区别,比所谓“电报体”更具本质性的区别。是的,海明威不会理解卡佛的压力和承受,那不是什么英雄壮举,不是山姆大叔的冒险,那只是过日子,无意义的、战战兢兢看不到尽头的日子,按卡佛的说法是,随时担心有人从屁股底下把椅子抽走,所以,别跟我说什么勇气,那不是勇气问题,那是忍耐、挺住,慢慢疯掉。
        这种区别如此明显,人们竟然视而不见,卡佛显然对此感到郁闷。海明威在一个尺度大得多的世界里活动和想象,而卡佛,他在缝隙里,他的空间几乎从未超出最小的、最起码的生活尺度,他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是关于丈夫、老婆、父母、孩子、酒友,没有别人了。是的,这就是有些人的整个世界,他们一生都走不出去。
        卡佛是一个美国农民工的儿子,“农民工”在此不是比喻,这是事实。据卡佛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回忆,一九三四年,他父亲从阿肯色州的农村出来谋生,“走过路,搭过便车,也搭过铁路上的空货车”,“有段时间,他摘过苹果,然后在大河谷水坝当建筑工人。”然后,“回到阿肯色州去帮助他的家里人(也就是我的祖父母)收拾东西搬到西部。我爸爸后来说他们在那里快饿死了,这样说并不是比喻。”他娶了个女农民,把亲戚朋友一大帮人陆续带到西部一个叫雅基马的小城,凭着磨砺伐木锯的锯齿养活一家子人,酗酒,渐渐地老下去、垮下去,死掉。
        最令人心痛的是,他爸爸身体垮掉之后的沉默和茫然:“回雅基马的整个路上,他都不说话,甚至直接问他什么事(‘你感觉怎么样,雷蒙德?’‘你没事吧,爸爸?’),他也不说话。他不表达什么,真的表达时,是动一动手或者把手掌掌心朝上,似乎说他不知道或无所谓。”“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干不了活,只是在家里这儿坐坐,那儿坐坐,想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想弄清楚他这辈子哪儿做错了,让他到了这步田地。”当然,弄不清楚。
        他爸爸叫雷蒙德,卡佛也叫雷蒙德,所以,有一天,妈妈打电话给儿媳,张口就说:“雷蒙德死了!”儿媳妇吓了一跳,还以为她说的是我们的作家。
        卡佛小说中的人,差不多都是雷蒙德。他们茫然无措地经受着生活的沉重和无常,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
        ——一个沉默的坚果,在钳子下渐渐碎裂。这是生命内部的无言,是卡佛所有小说的基本特征,沉默的小说。沉默不是不想,而是,无从说起,没有现成的语言,没有概念、观念,没有自我表意的系统和习惯,既不能自我诉说也不能自我倾听。
        只有酒、怒气,含混不清的低语和茫然的眼睛和哭泣。
        卡佛的父亲如此,卡佛自己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深陷于此,仅仅凭着不可思议的天赋和坚韧,他才能自沉默之海中挣扎出来,做出述说。
        卡佛当然不像海明威,他当然没有海明威那种英雄气和壮汉气,更重要的是,海明威的人物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或被强劲的作者阐释所包裹,当海明威的人物孤独时,他自己知道那是孤独,他由此获得存在感;即使他不明确地知道,海明威也知道:看,这是孤独。但是卡佛笔下那些孤独的人,他们只是茫然地觉得不对劲,并为此慌乱,仅此而已。
        卡佛之简,是出于天性,出于两个闹翻天的小鬼,出于他的老师约翰•加德纳的教导,出于他的编辑戈登•利什的强化,但最终,经过顽强、持久的磨砺,他达到了关于人、关于他的世界的洞见:必须简,因为这里没有比喻和升华的余地,这是一种“前存在”的状态,人如同婴儿,受苦的婴儿;能做的,唯有用文字捕捉和确定事实——当福楼拜如此这般地为现代小说家确立工作基准时,他也有力地界定了现代生活的基本状态:拒绝阐释、无可阐释,没有上帝、没有邻里、没有参照的无数孤岛上,生活着不识字的鲁滨逊,书写的唯一可能就在于陈述事实、照亮沉默,让前存在的疼痛和呻吟成为对存在的召唤。福楼拜的《简单的心》或许是卡佛的先声。
        在小说《人都去哪儿了?》中,那个倒霉蛋想起了父亲:
        我爸爸是在睡觉中去世的,八年前,那是个星期五晚上,他死时五十四岁。他从锯木厂下班回来,从冰箱取出几根香肠当第二天的早餐,然后坐在厨房的桌子前,在那里打开了一瓶一夸脱装四玫瑰牌威士忌。那段时间他心情很不错,很高兴能重新工作,那是在他先是因为败血症,然后因为什么事导致接受电击疗法而离开工作三四年之后。(我当时结了婚,那段时间住在另一个城市。我有了孩子,还在上班,自顾不暇,所以对他的情况没办法跟得很紧。)……
        ——和《我父亲的一生》相对照,谁都看得出来,这就是卡佛的爸爸。卡佛把他爸爸提炼成了一种生命规律:像他这样的人,一生注定失败,这“注定”不是命定,没有任何超验因素,他的生活中并无上帝或上苍,这是一种自然惯性,如同草木凋零。所以,关于这种惯性的社会历史结构,卡佛从来没表现出什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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