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比较早移民欧洲的，经历颇曲折，在移民作家中有独特之处，请你谈谈你的移民与创作经历？
我是1979年冬天先到荷兰的。在北京上飞机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转机，飞机在贝尔格莱德起飞不久，在风雨雷电里穿梭一回，重又返回机场，好象还有点飞机机械故障，当时年少，没有坐飞机的经验，后来我回想起，知道那是一次有危险的经历。而我第一次去到比利时是一个星期五兼十三号的日子，在西方这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日子。这一切似乎都预示了我后来所走道路的艰难。另外，我在到达阿姆斯特丹时，恰好遇见天空在下大雪，纷纷扬扬的，白皑皑一片，非常之纯洁非常之干净。如此，似乎在困苦的人世中如何坚守生命本该有的纯净[只可惜，我发现自己所能坚守的生命纯净，似乎在逐渐消逝，哀哉。]，也在无意识地植入了那一刻我的脑海。我的诗歌与小说中有许多与雪有关的意象，我想是与那个日子有关系的。
如今回想起来，无论是在国内或在欧洲的日子，留在我人生经验当中的，似乎是一边在坚守自己的梦想，一边在期待一种生命的突围。其实，比之于那些不幸的人们，我的所谓艰难经历不算得什么。我甚至以为人生的艰难是一件必然的事。
说到我在欧洲的生活经历，我的三十年基本上是在厨房里度过的。我是餐馆的老板，我也是炒菜、洗碗、买货的那一个人，还包括搬运垃圾，反正是什么事情都需要一起来干。因为我是自己替自己打工，所以在时间上又比较机动与方便许多。
我最初是给荷兰华侨总会的一份侨报写点东西，后来在阿姆斯特丹的中文书店里买到一本《`香港文学》杂志，为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先生所主编，我第一次给杂志写了一个名为《驼背》的小说，想不到刘以鬯先生发了小说头条，还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从那时候起，我许多年来一直在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发表东西。然后是在曾敏之先生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上发表东西，在《大公报》《明报月刊》《开放》等杂志上发表东西，同时也在《欧洲时报》上发表东西，再后来，在台湾的《联合文学》《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东西，和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东西。
有时候回头想想，如此这般，也就熬掉了三十多年的青春岁月。
在欧洲，你长期经营中餐馆为业，这是非常艰苦的职业，而你酷爱写作，这需要读书，需要时间，你却执着于文学创作，你是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在欧洲，外国人每天干八小时候，一个星期有两天休息，在我们就几乎不可能。我记得在荷兰第一次去一家中餐馆打工，一天几乎干十二个小时，最忙的时候是干十四个小时，每星期只有一天休息，后来自己开了餐馆，那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守在餐馆里。对我来说时间是最为宝贵的。我只能是挤着时间来读书与写东西。在我个人来说，也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力把自己愿意一辈子为它付出的事情做好就好，别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这一路就是如此走来的，为自己愿意付出的去付出，也不问别的那些事。只要自己愿意付出就好。因为人的一生都是要过去的，你吃喝玩乐一辈子也会过去的，时间不会停留在那里。所以，只要自己愿意为某件事情去付出，而且是无怨无悔地去付出就好。
在我的感觉里，当一个人是真心诚意为某一件事情去付出的，那他无论如何都会从忙碌中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的。虽然十分无奈，但无奈当中也就十分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时间，那么，也就没有那种怨了吧。我想我大概是这样吧。
移居海外多年，你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绩不凡，而在海外坚持华文写作，要耐得住寂寞、孤独，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坚持华文文学创作，驱动力来自哪里？
在海外生活了三十多年，断断续续写了许多东西，有时候一些当时轻松写来并不起眼的东西，后来发现不错，有些当时很得意的东西，后来再看，就问自己当时的得意究竟是为哪般？所以，我如今很少去想成就或成果这类的事，反正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时尽力了，结果如何？只能交由时间去判断。有朋友曾指出，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有时想想，在某些方面，大概也确实如此。
一个人在海外这样的环境，坚持搞所谓的华文文学创作，不仅要耐得住寂寞与孤独，还要抵抗四周围的人对你的嘲笑。当然，如果你闹得很有名了，然后又获利了，那么别人似乎一切理所当然地以为你成功了，你有价值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我想自己还是真心想写一点东西的，想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贡献一点力量的，说到这一句大家都听俗了的话，连我自己都在笑了。再一想，一个真正的作家想说一句有理想的真话，你都有点遮遮掩掩的感觉，这也是一种悲哀吧。
在现如今这个社会，只有谈功利而容易被别人以为是真实的那一个。而有时当我要思考理想写作这个问题时，也会质疑自己怎么变作了一个滑稽的家伙。怎么还有一种理想呢？甚至为自己还有一种理想而悲哀起来。我甚至可以嘲笑自己了。但无论如何，最后我还是坚持说自己的创造是有一份理想的，不管这个理想能否实现，但理想总是客观地存在于我的心中。所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如果有人以此来嘲笑，那也没有办法，让这些人嘲笑去吧。
《红尘往事三部曲》为写“文革”的系列小说，可谓长篇巨著，是什么触发你构思这部长篇三部曲？这类“中国叙事”，你觉得自己与国内作家的同样题材有何不同？ 这部长篇取自于你的生活经验多吗？
从1983年5月第一部《红皮影》开笔，经第二部《天阴石》，及第三部《桃源》2006年8月修改完毕为止，《红尘往事三部曲》的创作，在时间跨度上超过了二十三年。
虽然三部长篇小说都以文革为背景，但我主要的思考不在文革事件的本身，而是想把文革事件作为人类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环节来进行思考。从第一部《红皮影》开始，我的目标就非常清楚，它不是提供一种情绪性批判的作品，我在书的后封上说过，我希望能从骨子里写活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他们的特殊的思维方式和特殊的生存状态。
时间是过去很久了，但是文革的思维方式留在一代甚或几代人身上，都将难以消除。我想，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只要他能写东西，都应该有责任与义务来写下自己的感受，用以反省人类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如何避免同样的状况再次发生。我经历过那个时代，又是一个书写者，我想自己是有义务也有责任来做这一件事的。
在我的感觉里，国内作家在面对那一段历史的态度，与我有诸多的差别，他们更多的是去表达痛恨、反感、控诉的情绪，另外也有作家是用文革本身的那套思维方式去否定文革，控诉其间所发生的罪恶，要不就是后红卫兵时代的肤浅的忏悔，我以为多叫几句彻底否定的话，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也有作家，在所谓主流的反思中，以为自己已把握了什么正确的什么，并以此来做他们以为最正确的表达，我对这类的书写，我是抱有怀疑的。对我来说，我想自己除了努力探索那个时代的那些人的思维方式之外，还想从民间的文化、从生命的青春及成长的过程，综合来理解与反省那一段历史。
饶芃子和杨匡汉教授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对三部曲有过这么一段概述，指出“小说摆脱了以往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反思‘文革’的模式，以仲龙、亿光、李亚宾三个年轻人在“文革”中的不同的[作者注：成长]经历，在民众日常生活经验的层面上体察与反映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历史，从而反思‘文革’伤痕------《红皮影》写人类在非常力量操纵下盲动的荒唐性命运，《天阴石》写仇恨意识的长期灌输对人类良知的可怕吞噬，《桃源》写追问终极真理的悲凉结局，从而思考了人性的脆弱，以及人类何以保护自己精神家园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的三部曲也就写了六个字，《红皮影》写了那段特定历史中人的命运之“荒唐”，《天阴石》写了人的命运之“悲凉”，《桃源》写了人的命运之“恍惚”。
在《红尘往事三部曲》当中，肯定存在我在国内那段时期的生活经验，故事是虚构的，并不是我的亲身经历，但包含了我的生活经验，与经历之后的思考，以及在不断回忆当中的重新发现。还有一点是，因为我在79年离去，也就把那一段的生活经验比国内许多作家更为鲜活地保存在记忆当中。在有距离的书写当中，也就更为有效把它呈现了出来。
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我自己最喜欢《天阴石》，它在结构上是三部小说中做得最好的一部。主人翁伍亿光身上，因有了一双阴人眼，而使小说在探讨那个时代人们习惯性错位误读的思维方式上，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你的长篇新作《楼兰秘史》别探新径，与《红尘往事三部曲》很不一样，你的艺术追求是什么？
《阿骨打与楼兰——楼兰秘史》是在写完三部曲之后的作品，第二部《阿骨打与阜阳孔子》也已完成，接下去准备写的第三部是《阿骨打与皮影帝国》，或也有可能，围绕阿骨打这个人物一直写下去，当然，这只是设想，还没有具体的计划。
这个系列，确实是完全不同于三部曲的作品。
我开头在写《阿骨打与楼兰——楼兰秘史》时，没有想过会写成这么一部小说。我在一篇《因为那一个奇怪的梦》的文章中谈过，小说写到了半途，我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去到了一片沙漠，突然见到了一个奇怪的小矮人，一张特奇怪的脸孔，一个特奇怪的鼻子，他嘴角边的神秘笑容，讽刺意味特别深长。我醒来后，梦里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在小说中，这个小矮人穿了一身红制服，他就是书里的阿骨打。小说也就有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可以说，这是写作过程中一个意外的收获。
阿骨打是一个非常好玩有趣的人物，他身上有一股子他自己看世界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一个独特的典型人物。有朋友在读过《阿骨打与楼兰》及《阿骨打与阜阳孔子》后，说：小说透着一种智者的风趣与成熟，叙述口吻上又天真无邪。我想这位朋友所说的“智者”，绝不是那种把握了什么绝对真理的“智者”，他应该是不以正确为中心而包括了“歧见”内容的“这一个人”。
这一个系列作品，有从虚构中嫁接来的我们人生存在之可能的经验。《阿骨打与楼兰》是写阿骨打以一个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与认知方式来介入楼兰人的生活，结果，他成为一个不断被楼兰人追打的“先知”。书里有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生命体验。第二部是阿骨打上泰山把孔子引来现如今这个社会，第三部是准备写阿骨打去到一个虚幻世界后的“皮影”帝国冒险旅程。
我在写《阿骨打与楼兰——楼兰秘史》时，曾尝试过，在一种巨大的历史与时间的虚构当中，我能不能改变一下楼兰的命运及书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我发现，如果你不违背你所认知的生命常识与生命经验的话，我们所能做出的改变是有限的，即使在虚构的时间与历史当中，我们人的爱情、仇恨以及所谓的智慧，也只能深深地陷落在我们人自己的困惑之中……
至于，以阿骨打这个人物为中心所创作的系列作品，将来会走多远，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努力地在探索中走下去而已。一切到终结的那天，自然也就会有结果。
你一手写诗，一手写小说，诗集《飘雪的世界》还获得首个华侨华人文学奖，请你谈谈创作小说与诗歌的不同心境，你更偏爱哪种写作？
陈贤茂教授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里曾说过，章平可能是一个在艺术思维方式上拒绝“日常生活化”的作家。这位比利时作家写诗歌，写小说，却极少涉及散文。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散文这种适合表现作家日常生活状态和感受的文体，与他试图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内心情绪与生活理念并不十分契合。当我第一次读到时，我也十分惊讶，后来认真一想，情况也真的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