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张大鹏来说，如果说尿毒症是一声枪响的话，那么他的RH阴性血型就几乎是一粒子弹了。
目前医学界对于尿毒症的治疗，不外乎透析和移植两种办法。两者之间，如果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允许，移植无疑是上佳之选。移植的前提自然是血型匹配，而对于身上流动着RH阴性血液的张大鹏来说，尿毒症几乎就是一道死缓判决了。人群中具有O型的RH阴性血的比率仅为万分之九，十分稀少。
尿毒症不是绝症，但是如果因为血型问题影响了移植，尿毒症不说是马上要命，至少也会无限期地错失最佳治疗方法。这么说来，真正可怕的不是尿毒症，而是自己的血型了。张大鹏在突如其来的“子弹”面前，反倒清醒和镇定了。
集团业务还要正常运行，银行还有大量贷款，新项目还在运筹，更关键的是，治疗本身更需要一个平和的心境……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保密，是张大鹏住院后处理的第一件事情。
好在他生病的消息，目前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问题是，没有永远的秘密，尤其是像他这样的需要经常去医院透析的病人，保密显然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必须给张大鹏住院一个合理的解释。经过与徐知微商量，他对外宣布自己得病了——急性肝炎，并在病房门口帖上了一个“传染病房 闲人免进”的字条。这样一来，既减少了张大鹏的应酬，又谢绝了人们的探视，而且较之尿毒症，急性肝炎显然不是什么要命的病。
但是，只要关上门来，张大鹏的透析便在紧张地进行。他与徐知微之间的所有谈话，也都是围绕着治疗来进行的。
“你都有什么亲人？”徐知微问。
“父亲早就过世了。”张大鹏感叹一声，“母亲是去年走的。”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是独生子。”
“你的妻子……怎么没来呢？”徐知微问。
“她跟孩子一起，在国外。”张大鹏说，又加上了一句，“我们早就离啦。”
“哦。”徐知微有点怅然，“孩子多大了？”
“读高中了。”张大鹏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最好是亲人捐献肾脏。”徐知微说，“找到一个与你匹配的血型，是移植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还要看看配型情况了。当然了，关键是找到肾源，更关键的是这个人必须自愿捐献。”徐知微的眉宇之间已经有了踌躇和为难。
“还没找到，怎么知道人家同意不同意？！”现在，张大鹏赶忙给徐知微打气。
“现在，每年有至少五十万的尿毒症患者需要移植，但是全国可移植的肾源仅仅4000人。”徐知微说，“虽然人体有两个肾，但是，谁愿意把肾捐出来啊？”
“人有两个肾！？”张大鹏诧然道。人不都是一个心一个肝吗，怎么出了两个肾呢？
“人还有两双手、两条腿、两只眼睛呢？你说，让一个健康人献出他的器官，容易吗？”徐知微说。
“中国人多啊。”张大鹏表现出一付信心满怀的样子。
肾源又不是超市里的商品，在那里摆放着，你有钱就可以买。徐知微想这样揶揄他两句，但是话到了嘴边，还是让自己的微笑拦挡住了。
附属医院的后院有一座五层楼，外表看来毫不起眼。因为这里的病人基本都是现任领导和退下来的老干部，所以又被人们称为高干楼。如果不是床头上面的一排医用设备什么的，病房看起来倒像一个高雅的星级宾馆。
现在，张大鹏就住进了高干楼。为了张大鹏，医院成立了专家治疗小组，集中了最好的医护专家，配备了最好的医疗设备。经过研究，治疗小组形成了一个初步方案：一边透析，一边寻找肾源，准备移植手术。附属医院是全市最好的医院，徐知微既是院领导，又是泌尿科的专家。命中注定，张大鹏得依靠他们。
为了便于沟通，集团办公室主任高建文也加入了治疗小组。
显然，寻找到RH阴性血的携带者是目前的首要工作。目前，在渤海市血液中心登记在册的O型RH阴性血只有区区9个人。经过与全省血站和医院的多方联系，很快就有消息反馈回来了。经过仔细筛选，年龄与身体合适的有六个人。而这六个人当中，似乎有两个人比较合适。
但是电话一联系，一个在美国留学，另一个，去日本出劳务了。
就在张大鹏住院的第七天，又有消息传来了。这时候的张大鹏已经不像前几天那么盲目乐观了。他已经知道寻找一个RH阴性血型的携带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当张大鹏看到刘铁锤这个名字时，他马上很有经验地关注这个人的年龄、出身、职业和居住地什么的。
姓名：刘铁锤。性别：男。出生年月：1962年5月28日。籍贯：山东省烟台市。民族：汉。政治面貌：群众。文化程度：小学。现住址：渤海市金塔县大尖子乡老虎屯……这是一张特殊血型登记表的复印件，上面注明了刘铁锤现在是渤海第二建筑公司三分公司的合同工。登记表上还注明，因为一个架子工受伤失血，刘铁锤等同乡前来医院献血，验血时发现了这个特殊血型。
为了加快进度，张大鹏请公安局的朋友代为调查。按照登记表上留下的电话号码，警方很快地找到了二建三分公司。对方说是有刘铁锤这么个人，但是年前就回家了。
去年，我们公司不是给老虎屯捐过衣物了吗？张大鹏猛然想起了捐献的事儿。
是啊。高建文回答道。张大鹏马上说，我们今年还要继续捐款。高建文习惯性地拿出小本子准备记录，问道，什么时间去啊？
明天，张大鹏说。
三
金塔县大尖乡位于渤海以北八十多公里，身居大山深处，人均收入远远地落后于全市，一向为人们调侃为渤海的西藏。
从市区出发，沿着沈渤高速公路跑了一个多小时，又在乡间公路走了半个多小时，便缓缓地绕上一道山路。山路越来越崎岖，两旁的林木倒是愈加繁茂。颠了近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了老虎屯。
一股乡村特有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偶尔传来几声悠扬的羊鸣鸡叫。天空辽阔高远，山色缤纷绚丽。放眼看去，整个村子坐落在一面和缓的阳坡上，摊手摊脚、懒懒洋洋。村口的一面土墙上，大大咧咧地刷着一面标语——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
车子刚停下来，就有人通报村干部了。村支书趿拉着鞋子跑了过来，打老远就嚷嚷着，不是说明天来吗？不是说明天来吗？我们也没准备准备啊。
支书姓王，矮个，精瘦，说话声音冲，一口黑黄的烟牙。高建文事先与他通过电话，上前便与王支书握手，又把张大鹏介绍给他。张大鹏在与王支书握手的时候，立马就闻到了一股酒味。几天滴酒未沾了，张大鹏的嗅觉相当敏感。
张大鹏提议，先到学校看看，然后走访走访贫困户。
他们先来到了老虎屯小学。所谓学校，就是一溜五间瓦房，围合着一片叫做操场的土地。屋檐下的墙面上残留着红色标语，依稀能分辨出“最高指示”几个字，“指示”下面的字都模糊了，至多能分辨出一些偏旁部首什么的。早些年，这里是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青年点，后来成了老虎屯小学。
操场高低不平，一根高高的有点歪斜的木头杆子就是旗杆了，一面潲得发白的红旗无力地垂挂在杆头。一群孩子在追赶一只皮球。皮球落到张大鹏脚下，他捡起皮球。球面磨损得没了颜色，撒气了，瘪瘪的。
他们来到了教室。天棚上裸露着粗大的木梁，窗户上有几块玻璃碎了，用花花绿绿的塑料袋蒙着。一屋子的孩子咧着嘴，露出雪白的牙齿和鲜红的牙床，好奇地看着他们。
张大鹏有点怀疑这是不是苦肉计了。他有意多走了几间教室，结果发现一间比一间不堪入目，而且都破烂得非常从容和镇静。张大鹏不忍心看下去了，便提议到村委会坐了一会儿。村委会倒是整洁干净，墙上贴了不少规章制度什么的。醒目的是，屋子中间支着一张绿色的麻将桌，桌上整齐地码着麻将牌。张大鹏不想耽误得太久，便直奔主题了。
“学生怎么能在这样的教室里念书呢？”张大鹏几乎用批评的口吻说。
“我的孙子也在里面呢。”村长低声说。
“这个事情我来办吧。”张大鹏这么说，等于做出了承诺。
接着，他说出了此行的另一个任务：“你拉出个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名单，我们准备资助一下。集团帮村，领导帮人。”
“我草拟了一个单子，都是村子里比较困难的家庭。”王支书赶紧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信纸，展开后，上面写了一排排人名。王支书嘟囔道：“尤其是前面几户特别困难。”
第一户叫王兆祥，第二户叫刘玉红……张大鹏迅速地扫了一遍，放下名单，问道：“村长贵姓啊？”
“免贵姓王，王兆富。”
“老伴贵姓啊？”
“刘……刘玉香啊。”王支书疑惑地说。
张大鹏拿起信纸，看了一眼，然后淡淡地看着王支书。
“村里姓王的……多啊。”王支书说话有点结巴了。
张大鹏觉得没有必要再看王支书的名单了。他让高建文从车上拿过一本公司的宣传画册和一瓶五粮液，送给村长，同时诚恳地说，我想在村里找一户困难人家，组成一帮一的对子，在这里做点好事、善事，你能帮帮忙吗？
一手拿着印制精美的画册，一手端着酒瓶，王支书不住地点头，不知是赞赏还是歉疚。接着，张大鹏在王支书的陪同下，在村子里溜达开了。张大鹏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村里都有多少户人家啦，年收入多少钱啦，有多少孩子上学和辍学啦。遇到村民，王支书都会高声介绍说，这是张总，城里的著名企业家，来帮助咱们村的。
快到村边了，他看到了一户歪歪斜斜的人家。屋顶是厚厚的秸杆，墙体还是黄泥抹面。院子里还晾晒着衣物，显然这还不是空置的房子。这是张大鹏看到的村里最矮最破的房子了。
“这是谁家？”张大鹏问。
“老刘家。”王支书说。
“叫刘什么？”
“刘铁锤。”王支书响亮地擤了一下鼻子，然后把鼻涕擦在鞋帮上，低声说，“这家人晦气。”
“走，看看去。”张大鹏径直朝屋里走去。
门虚掩着，屋子里有点暗。他站在门口，敲了几下门，轻声说：“老刘在家吗？”
“淑秋在啊？”王支书在后面扯了一嗓子。
“谁啊，进来吧。”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颤巍巍的。
坐北朝南的三间屋子，中间是厨房，东西各一个卧室。屋子里有点昏暗，散发着一股饭菜的馊味。天棚是用报纸糊的，几乎塌下一个球形了。炕上盘坐着一个女人，背对窗户，看上去朦朦胧胧。张大鹏踌躇了一下，小心地迈进了屋子。即便如此，他的头还是让低矮的门框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
炕边，摆放着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高低柜。柜子上稳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外面罩着水红色的外套，外套上绣着“幸福家庭”。电视机的旁边，摆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有点模糊，一个中年汉子胡子拉茬地咧着嘴。照片前面，摆着一个大红牌位。牌位有巴掌大小，上面写着“刘讳铁锤府君之灵位”。牌位前摆放着一个盛满香灰的饭碗和两个干裂的馒头。
看到这场景，张大鹏晃了一下，竟然一屁股坐到了炕沿上。
“这是马淑秋，老刘的老伴儿。”王支书介绍道，“这是城里的张总，著名企业家，来给咱们村扶贫帮困的。”
“怎么……去世了？”
“在县城卖菜，被车撞了，送到医院时已经断气了。”王支书说。
“这是哪一天的事儿？”
“还没烧三七呢。”马淑秋说。
张大鹏把身子重重地靠在门框上。一只老鼠受到了惊吓，刷拉刷拉地跑出屋子。他轻声问道：“那肇事者呢？”
“肇事者是个干部，局长，喝得醉醺醺的，说老刘违章了，穿越双黄线，政府规定撞了白撞。他说他可怜我们家，送来一包钱。他说收了这钱，就不许说这件事情了。”马淑秋说着，把手伸进炕被下面，掏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我不要这钱，他就找支书送来了……他拿这个钱想堵我们的嘴啊！我们家老刘是个大活人啊，怎么就撞了白撞呢？！老刘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孩子还小，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活啊？！”马淑秋说着说着，扑扑簌簌地流下了两行眼泪。
她是刘铁锤的老伴儿，应该也是四十左右的岁数，但是眼前的马淑秋，看上去却像接近六十的人，黑黑瘦瘦的，不说话时脸上总是呈现出一副疼痛的表情。她的额头上挤出了一排暗紫色的血印，像扑克牌里的方块。
“人死不能复生啊，淑秋，孩子哪儿去啦？”王支书四下看看，问道。王支书这么一问，马淑秋的眼泪又下来了。
“孩子不懂事，愣叽叽的，说要找那个局长复仇。”马淑秋说。
“这是个什么局长？”张大鹏突然问道。
“是……什么局的一个局长。”
“大姐啊，你说是让他赔偿，还是依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呢？”张大鹏问道。
“我不能用老刘的命来赚钱，那样的话，我们娘俩一辈子都不安心。”马淑秋坚决地说。
几天后，本市最有影响力的《渤海晚报》报道了一则消息：恶官员携女色酒后肇事，穷老汉揣欠条饮恨黄泉。文章报道了县工商局局长酒后驾车肇事与肇事后逃逸的事件。此报道一出，全城震惊。
如果单是一起交通肇事的话，这篇报道也不会激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记者挖掘出了两个细节，让读者唏嘘不止。第一，局长的车里还有一个歌厅的陪侍小姐，据小姐交代，局长当时意识到自己撞着人了，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宁死别残，残了得养一辈子了；第二，刘铁锤死后，从他身上发现一个小本子。因为车祸，小本子的半边血迹斑斑。本子的前面记录着他每天的收支，后面记录着为了给妻子治病的借款。借款统共有七千五百三十五块钱——最多一次五百元，最少一次二十元，都是借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的，金额的后面工整地写着借期和回期。
仅凭酒后驾车撞死人后又逃逸这一条，局长被拘留了。局长被拘的几天后，刘铁锤的儿子刘俊晖也被抓进了派出所。
前些天，小刘摸进了局长居住的富泰花园，用砖头把局长车子的前后挡风玻璃给砸了。小刘当然不会知道，花园的监控器已经照到了他的身影。虽然有点模糊，可是小区保安对做案人的形体和衣着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印象尤其深的是该人左臂上戴着黑纱。所以，当小刘又一次进入小区时——这小子还想做案啊，几个保安上去就把他制住了。
这时候，失去权力的局长开始暴露其他问题了。长期遭受打压的副局长揭竿而起，向组织上揭发了局长挪用公款炒股的问题。交通肇事、包养二奶、挪用公款……局长就像一个称职敬业的反面角色，源源不断地在晚报上抛头露面。
而这一切，都与张大鹏密切相关。本来，这种腐败典型的报道阻力甚大，搞不好就讨好了下面、得罪了上头。而这一次，张大鹏为了给死去的刘铁锤伸冤，亲自疏通了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才使得这篇大胆的系列报道顺利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