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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焦慮與消失的寓言(《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发布: 2017-1-05 16:28 | 作者: 米家路



 
        一口空井的幽靈
        如果《老井》與艾略特的《荒原》及希臘神話西緒福斯的關聯使我們認識到《老井》所含寓言的真實性,那我們不得不提出幾個問題:由於“老井”已經乾枯了若干代,那麼為何到了現在便水量充實呢?在老井的歷史上,傾注全力打井找水,但結果均告失敗,這一徒勞的迴圈為何突然終結於八十年代初期呢?而且,這一夢想為何沒有在毛澤東之前或毛澤東時代,而是在毛澤東之後的時代,特別是1983年的春天終得實現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作為小說中心修辭的老井形象。
        “老井”已經乾枯數代。即使如此,枯井的開掘仍舊持續,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終極大災難的到來,每一次開掘都引發著夢想的最終實現,如此老井的生命方可持續。因此,無水的老井不僅變成了一個反復刺痛老井村民的創傷,而且也將自己變成了一個詭異的幽靈,縈繞在老井村的上空。正是這種缺失性產生價值,並維持、凝聚老井村,而此一價值便根植于對水的神話式探尋。同樣,對於村民最具啟發的力量則來源於歷史上打井的失敗。老井成為一種原始敘事,使得其中的文化意義成為可能。正如周蕾指出“老井成為一個困擾,準確地說,一個因無法實現而永久地將這一困擾昇華為一種集體記憶、集體責任與集體欲望而置於村中。” 
        旺泉向他的戀人巧英解釋荒誕的邏輯:“不打井,沒有一代傳一代的找水的盼頭,咱村早就沒了,還有咱這些兒孫後代?” 隨著每一口新井都在重演這原始的創傷,失敗便縈繞著村莊。某種意義上,打井最終成為了集體力比多渴望的投射,一場生死搏鬥的投射。老井承載了雙重的意義,它既是村莊的子宮,亦是村莊的墳墓。在訪談中作者鄭義如此講到:“那麼井是什麼?井即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生命源泉,井又是吞噬著青春與生命的無底洞。”  在每一次打井重複行為中顯現的生死較量,其中所刻寫的寓言密碼惟有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文化語境中才得以被解析。
        這一寓言密碼與其說是唯物資主義的,毋寧說是烏托邦式的,因為它表達出一種對未來的憧憬:創傷性的“缺失”總有一天會得到滿足。正如上文所述,老井作為連結,維繫社群的精神內核,卻總是處於乾枯。如果一個社群所賴的根基總是虛空的,它又怎能維繫老井村數百年的時間?有人認為並不是老井本身,而是對未來的夢想維持著老井的生命,使村民能夠歷經困難與荒誕。為了這個夢想,村民們抗爭、忍受、死亡。吊詭地是,正是這樣一口枯井帶來期許,儘管水總是缺失,但人們總是懷揣夢想,堅信水一定存在於某處,在某個遠處或者在深處,始終處在湧現之中,只要一直找下去。
        
        打井的夢作品(Dream-Work)
        依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見,佛洛德的夢結構由三重部分組成,常有三種因素發揮作用:顯在的夢文本(manifest dream-text),潛在的夢內容(latent dream-content)、以及在夢中被表述的無意識欲望(unconscious desire) 。無意識欲望將自身插入在潛在內容和顯在文本之間的交錯地帶,它並不在潛在的夢內容這一更深的結構中得以表達,而是表達在顯在文本的形式機制中,也就是說,在夢作品中表達。根據佛洛德的觀點,因為過分專注於破譯潛在的夢內容之秘密,使得潛在夢思(latent dream-thoughts)與夢作品的區別則被忽略了。但佛洛德又說,夢的重點在於“創造了自身形式(夢思)的夢作品,它獨自成為做夢(dreaming)的本質——對其奇特性質的解釋。” 夢作品形式的引入很有啟發性,因為它不但中斷了夢通常所面對的顯在文本與潛在內容之間的二進位環路,而且使從夢的“更深結構”轉向夢作品中夢的表達形式成為可能。正如齊澤克對夢的悖論性質所作的評論,“無意識欲望被假定為夢的最隱蔽的內核,正是通過夢的‘內核’的偽裝運作而得以清晰地表達自身;夢的潛在思想,通過把夢翻譯成夢的畫謎(dream-rebus),並進而通過偽裝這種內容-內核(content-kernel)的運作,得以表達出來。” 
        在《老井》中,夢作品(週期性的挖掘枯井)的創造大計並非由發現隱蔽的夢內容所決定,而是由其缺失所決定。特別在這一文本中,總是以烏有、空無與缺失顯示夢內容絕不是隱而不見的,而是從一開始便已然驚人地顯在與呈露。這便是對夢內容的挖掘(夢內容被認為隱蔽於地下),為何總是導向空無的原因,因為錯位的凝視忽略了位於表面的真實:從表面上看,河流的消失緣起於生態破壞,諸如老井歷史上稠密的人口與大規模森林砍伐。從這一意義來看,最關鍵的並非隱蔽的夢內容,而正是夢作品的形式——亦即夢自身的秘密:打井的方法。為什麼社會-文化的無意識欲望在這種群體勞動特定的形式或方法中得以清晰地表達,進而創造與確認其價值?為什麼在後毛澤東時代,社會幻想的投射及其滿足通過打井的形式確立了規範性的秩序?在《老井》中,夢的三重結構可以被如此辨認:顯在文本即為枯井;潛在內容即為水;夢作品即為打井的形式。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探查文本的外在性,即考察這種形式生產並由作者意味深長地挪用的社會、文化、政治的語境。
        
        作為誤識的形式
        《老井》出版的時間正好見證了後毛澤東時代,因了民族復興與繁榮之夢想,而對社會樂觀主義最為有力的抒發。文學上最顯著的表現即為“尋根文學”,他們的美學目標在於“以自覺的姿態提出向民族的深層精神和文化中尋找民族延伸至今的根系, 並以現代觀念和思維關照民族的沉滯力和生命力。”  在這種文化氛圍內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文化討論”與“文化熱”,討論著眼于中西方文化範式在塑造中國的現代性方面何者有效。在經濟領域,鄧小平的改革逐漸從鄉村(土地私有與個體承包)延伸到城市(個人企業與沿海經濟特區的更多開放)。最終,在政治領域,政府下放權力,鬆綁言論與出版的嚴密控制,使得知識份子的表達獲得相對的自由 。因此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復興以及經濟、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引發了一個幻象,即中國追求了一個世紀的現代性即將唾手可得。為了回應將至的民族復興之召喚,文學通過政治、文化與全球的美學化,充當了這一主流幻想的先鋒,進而與黨派的意識形態相互勾連 。
        在“尋根文學”的潮流下(《老井》的作者也屬其中),我們把討論集中於此種美學化。使得“尋根文學”與我們所關注的問題更為相關的兩個關鍵字,我以為恰恰在於對“尋根文學”的命名:動詞“尋”以及名詞“根”。這兩個詞的含義如此模糊不定,應進行批評性的質疑。為什麼從現在開始“尋”?過去曾經“尋”過麼?誰來“尋”以及在哪兒“尋”?“根”到底所指為何?事實上,現代中國歷史的節點就在“尋”的母題:尋找力量與富強;尋找科學、技術與民主的現代性;或尋求改革與革命。因此“尋”在現代中國成為最具活力與最具支配性的話語。“尋”便是由缺席、缺失及空無所刺激而生髮出來的;現時語境中所匱缺的便是“原根”。為了尋回“原根,”人們不得不潛入一場根所深埋的底層以探尋根其所在。由此觀之,向下尋根與打井找水便自然契合疊加在了一起。
        在討論 “尋根文學”潮流為何開始於後毛澤東時代中國重新煥發活力之際,兩種水緣指涉(hydro-signifiers)常常被用以解釋和啟動追尋:“乾枯”和“斷裂”。二者均指涉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文化狀況:道德滑坡、精神麻木以及文化中斷。在韓少功發表於1985年宣言式文章《文學的根》裡,他指出中國文化的嚴峻形勢:“那麼浩蕩深廣的楚文化源流,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中斷乾涸的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麼?” 在韓少功看來,“許多壯麗”品質尤其是楚文化中的“神秘、奇麗、狂放、孤憤”全都消失了。對他來說,文學的“根”“應深植于民族傳說文化的土壤裡,根不深,則葉難茂。” 因此,為了尋找乾枯的文化之根源,應深入內部,在底層挖掘,“不是地殼而是地下的岩漿”才是一度繁榮的文化之本質所沉澱的地方。
        韓少功鼓勵尋根作家從虛弱無力的主流文化(儒家、黨派主義或西方文化)轉入“鄉野”文化,亦即民間文化,他認為其中蘊含著生機勃勃、真正不朽的中國文化。具體說來,原始文化的“活水”仍舊暗暗流淌於“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性愛方式等等”之中。 如果鄉野文化是“根”之所在,那麼對於韓少功來說,尋根的目標即在於:“重新認識、一種審美意識中潛在歷史因素的蘇醒,一種追求和把握人世無限感和永恆感的物件化表現。”其動力在於“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以便於最終依據“現代意識”“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 
        正如韓少功所說,如果中國文化在當代中國的荒蕪源于文化的斷流,那麼尋找生機勃勃的根便可恢復失落的壯麗文化,並使文化重新流動。另一個理論則解釋了對於中國文化長河“斷流”的尋找,比如尋根作家鄭義認為,儘管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但它在流向二十世紀時同樣經歷了兩次中斷。第一次發生於20世紀初期,五四運動的新知識份子們發動了全國上下的徹底的反傳統運動,導致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割裂;第二次則發生於1949年之後的黨派文化,其意識形態不僅掃除了中國文化,也同時邊緣化了五四以來的科學與民主傳統,拒斥西方文化。
        第一次與傳統文化斷裂創造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而第二次斷裂則引發了革命的黨派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扼制。結果就如曹文軒指出的那樣,當代中國缺少對本國文化歷史的強烈意識,因此,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更為深重的文化身份危機。這些斷裂導致了中國文化的衰退,“就象兩股流水被堵,造成下游河床水枯。” 因此曹文軒認為尋根的宗旨旨在“彌合縱向的文化斷裂,疏通河道,讓上游之水瀉流下來,潤濕萬頃土地,解除文化饑渴。” “斷流”理論的前提在於中國文化時間上的連續性,以及傳統與現代之緊張關係的消解。隨著這次中國文化的復興,中華民族將在對西方的重新開放中,展開與西方文化對話,進而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文化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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