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鄭義《老井》與張煒《古船》中的水緣烏托邦主義
八十年代的後毛澤東中國是“烏托邦圖景”與“危機四伏”同時並存的十年，這段時期深深吸引著當代中國知識份子 。近年來，從文化描繪以及社會運動的角度重訪八十年代的流行趨勢便證明了這一點。 對為時不遠的過往之重訪在知識份子世界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這絲毫不令人驚訝：一方面，在消費主義與企業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對於主導八十年代的崇高的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與理性主義來說，此種重訪懷有某種苦樂參半的懷舊情緒；另一方面，嘗試恢復八十年代的時代精神——尤其是知識份子與文化對社會現實的介入，以及對道德良知的秉持，可以作為對當代中國的道德墮落與享樂主義之生活方式的鞭笞。許多方式均可以捕捉並反映八十年代高漲的理想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如本文所示，其中之一便是考察後毛澤東時代的文學對民族河流的表徵。通過突出關於河流的話語，我打算對民族身份的社會-文化想像及其焦慮，以及在八十年代初便嵌入文化烏托邦主義的意識形態吊詭進行一番探究。
如果八十年代初的作家將民族河流設想為復興中國的精神寶藏，那麼1985年後的作家們則呈現了一幅更為不安的河流圖景。通過挑戰民族河流的拯救力量，鄭義、張煒和蘇曉康這樣的作家對民族復興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地懷疑與討論。伴隨著河流的消失，以及受隨後大地乾枯之困擾，他們的探討集中於河流徹底的反典範話語。也就是說，黃河及其支流，一方面激發了對於中國可能會變為空無不毛之荒原的恐懼；另一方面，開啟了將中國從消亡中拯救出來，並徹底將中國帶向新生的集體性探尋。從力量湧現漫溢的浪漫化敘事，轉變為河流消失的熵敘事（entropic narrative），這一認識論上的轉變在鄭義的小說《老井》（1985）和張煒的小說《古船》（1986）中得到了最強有力的呈現。在我看來，河流消失的話語描繪了後毛澤東時代的一種民族寓言：即重寫中國新時期民族身份所引發的精神焦慮。
“民族寓言”是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弗裡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倡發的一個術語，使用廣泛卻備受爭議。“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應該被當作……民族寓言。” 依詹明信的看法，第三世界的文化中對於個人故事與私人經驗的講述，在無意識層面受到社會力比多趨力（social libidinal dynamics）的驅使，而不得不最終投射出公共與集體的政治維度：“講述私有個人命運的故事始終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公共文化和社會角逐場景的寓言。” 通過反對傳統的單向度寓言觀，詹明信將“寓言精神”重新定義為“極度斷續性，充滿了分裂和異質，帶有夢景般的多種釋義，而不是對符號的單義同質表述。” 正是這些破裂、斷續、缺失與空無“多種釋義”在漢語語境中的應用，使民族寓言體現為革命敘事、改革敘事與現代性敘事 。文章將進一步討論對河流的反話語性（counter-discursive）呈現，它清晰地表現了作家們對後革命意識終結的極端敏感，例如把歷史的熵意識（entropic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視作衰落，而且最重要的是，視作一個難以抗拒的烏托邦欲望，用以重構未來主義的中國新歷史。因此，民族寓言把歷史性的危機時刻具現為河流的消失，以及在河水複流時，後歷史中國的救贖與復興。這種掙扎-生存-復興的特定敘事邏輯催生出了全民族的夢作品（dream-work），因而慨述了在重塑地方、民族與全球身份中，後毛澤東時代的民族景觀之彰顯。
打井：鄭義《老井》中消失的寓言敘事
鄭義的1985年小說《老井》講述了一個艱難找水的英雄傳奇。老井是一個位於中國北方太行山區的小山村，備受乾旱打擊，蜿蜒的青龍河注入黃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 。密集的人口與大規模的森林砍伐影響了青龍河的水流，致使大地乾旱，給一度繁榮的小村莊帶來災難。奇妙的是，河流此時消失于老井東頭的某片土地，又突然複現於村莊西頭的兩裡地，向西流去，僅為老井留下一條乾枯的河床。所以從宋、元、明、清至今的幾百年間，老井的人們為了找水而不斷地掙扎。儘管打下的幾百眼井最後都是枯井，但村民依舊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一口有水的深井。
乾旱的魔咒最終在1983年被一個名叫孫旺泉的年輕人破除，他的名字貼切地傳達了村莊的夢想（興旺的泉水，還有泉水帶來的興旺）。作為一個剛剛畢業的高中生，孫旺泉回到村莊，被視作“小龍”的化身，孫小龍是孫氏門宗的傳奇石匠，他的血使得石龍活起來，帶來雨水。他被賦予了在老井的地界上找水的使命。在經過多次失敗的嘗試與意外（諸如他父親與兄弟的死亡）後，旺泉終於通過運用從城裡的培訓班學到的水文知識，而從一口深井成功地打出了水。在糾結于同戀人巧音離開農村去城市，還是留在他的故鄉村莊時，旺泉意識到自己在老井村深深紮下的根。小說結束於巧音同她的戀人與村莊的告別，而投奔她魂牽夢繞而又陌生的城市，然而她未來的命運如何，小說卻留待讀者去思考。
粗瞥之下，《老井》提供了一個觀照的空間來考察神話與現實、集體律令與個體歡欣、鄉村與城市以及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系列張力，這些張力成了糾纏後毛澤東時代的焦灼症候。小說的史詩敘事重建了老井村的虛構歷史：通過召喚水的神話-詩性力量(mytho-poetic power)，頑強不屈地去振興大地上的中國之根。在訪談中，鄭義闡明了他的意圖在於書寫“一部中華民族的挽歌式史詩”，以及“一個關於人類命運的寓言，甚至預言。” 河流消失的寓言敘事同時指涉了一段古老歷史的終結（表現在對枯井徒勞的挖掘），以及嶄新歷史的開始（表現在新井中水的發現）。敘事的終結—從缺水， 找水，為找水禱告，挖掘井水到為找水而獻身這一悠長而曲折的歷史軌跡—似乎暗示了一種烏托邦樂觀精神，就是歷史新紀元可以在後革命的中國重新開端。
荒誕與救贖的現代寓言
正如《老井》這一書名所暗示的模糊性，文本本身也敞開了解釋的多義性。例如，乾燥暗示枯竭的土地；幾代人找水的失敗顯示了傳統技藝的失效；“老”喚出已然死亡與正在腐朽的事物；乾旱則暗示由於生態破壞引發的大自然的報復；從廣義上看，空乏、貧瘠以及徒勞可能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麻木與中國身份的危機——亦即“種族的退化”以及“根的腐爛”，關於中國文化身份的這兩種精神焦慮起源於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時期，並且再次浮現于從文革結束之後的社會文化大討論。在所有的意指中，兩個西方典故最令人矚目，且已經由批評家而得以認知與討論：將《老井》與T.S.艾略特的現代史詩《荒原》相聯繫，以及為老井不停地找水與西緒福斯神話的相似。
從主題與結構上講，《老井》堪比艾略特的史詩《荒原》。兩部作品均描述了一個貧瘠、空無以及悲慘的世界，對於水與重生，人們感到絕望。二者均寓言性地表達了大災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文化的精神荒蕪。最終二者均採用神話結構催促與昇華了探尋：艾略特採用聖杯與漁王的傳說；鄭義則採用了老井初建的神話：為求雨而偷龍，充沛的井水，以及小龍。
水的尋找給予了這兩部作品象徵義與寓言義。然而，使這兩部作品殊異的關鍵在於尋找者，他主導敘事，凝聚雜音，最終完成找尋。正如哈裡特•大衛森（Harriet Davidson）認為，除去愛、生命、信仰以及意義的缺席，在《荒原》中最重要的缺席即為，一種能使眾聲異音協調規整為“單一自我” ，即一個史詩英雄的“統領意識。”反之在《老井》裡，史詩英雄孫旺泉無處不在，時刻在領導村民反抗荒涼的現實，征服障礙，並最終完成找水的使命。在小說結尾，隨著水的發現，村莊的復興指日可待；然而，在艾略特詩的結尾，由於虛弱的漁王放棄了對枯竭大地煥發生機的探尋，水終未複現——“我坐在岸上/垂釣，背後是那片乾旱的平原/我應否至少把我的田地收拾好？/倫敦橋塌下來了塌下來了塌下來了。”
老井村與乾旱的艱苦鬥爭，以及在找水時的徒勞無功，很大程度上可以與西緒福斯永無止境地將一塊巨石推至山頂聯繫起來。西緒福斯和村民徒勞的工作與某種未知的命運之關聯難捨難分，阿爾貝•加繆稱之為“荒誕” 。加繆認為，荒誕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人無法從中逃離，不得不面對荒誕，並反抗荒誕。通過意識到荒誕，人類可以憑此延續，而且活得有意義。正如加繆看到的那樣，這正是西緒福斯神話的意義所在。儘管西緒福斯被眾神懲罰，通過每次重新推動位於山腳的石頭，他意識到自己的悲慘境地，同時也感覺到將石頭推至頂峰的愉悅一刻。加繆寫道：“每當他離開頂峰並漸漸降至眾神藏匿之處的一刻，他戰勝了自己的命運。他比自己的石頭更強大；” 最後，西緒福斯的生命激情在於他戰勝了自己的命運，用加繆的話來說，就是“既構造了他的折磨也同時也使他榮戴桂冠。”
正如西緒福斯的永不停歇的勞作，老井村民不斷地找水以對抗他們的悲慘境地。儘管他們已經掘開了數百口幹井，但他們從未言棄。頗為諷刺地是，使得這一社群生命代代延續的動力在於空無或徒勞的詭異迴圈：他們挖得越多，造成的幹井就越多，村民繼續挖掘的欲望就越大。因此，幾代村民不斷與荒誕抗爭，以期水總有一天會找到。正如評論家指出：“與其將‘老井’說成是社會意識的象徵，還不如將它說成是宇宙間某種未知力量的象徵”，這種未知力量考驗著人類的意志 。然而，控制西緒福斯命運的“宇宙的未知力量”最終被旺泉成功地掘出井水所征服。這便是《老井》與這兩個文本之間最不同的指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