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哥哥的致富梦
时间说快也真是快的，就在张有福被关起来的这些年，我陈集一，哥哥陈集军，另外两个堂哥陈集宝、陈集财，均在时间的哺育里长出了结实的肌肉，生长了力气。我们就像夏天的植物一样生机勃勃。
其时，我已高中毕业，在家里等着高考分数下来。大概是从小对堂哥充满好奇吧，我在学校听《生物》课时格外认真，对人的起源多少有些了解，我知道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可是《生物》课本上并没有提到野人（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不把野人写进去）。在我看来，野人是一种既有别于六百多万年前的古猿，又有别于现代类人猿的生物，野人才是我们的祖先……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盼着高考分数早日下来，盼着考进大学，将来毕业后能从事野人研究或与之相关的职业。然而不幸的是，我落榜了。我哭了好几天。我知道，家里没钱供我去复读，我的人生将会是另一副样子。
我在家务农一年，然后，又跟人到外地去打工。我在广东受尽了屈辱。有一个老板，潮州那边的，他怕老婆怕得跟狗一样，可是对待工人就像一匹狼，他每天想着办法殴打工人。我被他打过两次，第三个月我逃走了，给一个湖北籍的老板加工地沟油卖。通俗地讲，地沟油可分为两类：一是狭义的地沟油，即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将宾馆、酒楼的剩饭、剩菜（通称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出的油；二是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加工以及提炼后产出的油。这两类油我们都加工。直到有一天深夜，我掀开马路边的一个井盖，像一只老鼠那样探身下去，我的头一阵晕眩，我一头栽了进去……
想到这一切，我觉得宁愿在家里饿死也比给别人当牛当马强。可是，我又怕回去遭到父亲谩骂。父亲陈洪仁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他宁愿把儿子推入火坑也不愿被人说没出息。因为在我的家乡，谁要是在家里务农谁就是没出息的，好比一块打不出工具的废铁。每一次过年回家，父亲总说，路是要靠自己去闯出来，就像你大哥，不管是考大学还是考公务员，都是他自己闯出来的，你就是死也要给我死在外面！父亲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他想像着南方的街道上黄金遍地。
不过，我的兄长陈集军，的确为父亲争了光。他大学刚毕业，就分配在县里，是一个技术员，他不满足，进厂一年又去考公务员，在他把我从广东召回来的那一年，已经是镇上的一个小小干部。我跟我哥比起来，更是成了一块烂铁。可是，他为什么要把我从广东召回来呢？在火车上，我一遍遍地读着他写给我的信，信很短，只有三言两语：吾弟集一，今明后三年，我将回吴村挂职扶贫，请你及早回来，助我一臂之力……
这似乎不是理由，我能帮他什么？我想象着陈集军一定受处分了，或者得了重病，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他很想见我最后一面……这么想着，我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我不顾家父对我的忠告，连夜去买了火车票，我很想及早见到哥哥。可是我在火车上熬了一天一夜，匆匆赶回家，躺在床上的却是我父亲。
家父是被我哥回吴村挂职的事气得。据母亲说，哥哥没有跟家里商量就回来了，并且还要在吴村呆上三年，父亲一时愣在桌子前，他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你是犯了生活错误，还是……父亲没有说完就倒在了桌下，把刚刚吃下去的饭菜都吐了出来。父亲差一点死过去了。我哥呢，却不听劝阻，第二天就做了吴村的挂职干部。
在吴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挂职干部了，或者说，只有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上面会派下来公社干部驻守在大队里。陈集军小时候虽是吴村人，可他长大后就变成镇上的干部了，他的到来给村里人带来了疑惑，也带来了期待。村支书陈松树对他说，现在吴村穷得连愿意当村长的人都没有了，因为穷，我也于前年入了抬棺材、办丧事的行，你愿意在吴村待，你就来当吴村的村长吧，反正村里拿不出工资，也管不了你的伙食。哥哥很高兴，说，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郡，我挂职是和扶贫锻炼相联系的，别看我是大学生书读得比你多，但我到了村里，就是一名小学生。以后，你还要多帮我。
陈松树听了哥哥的话，心里很受用。他跑到我家对我父亲说，洪仁啊，你的家风好，你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好儿子，你借钱供他读大学这钱花得值！我父亲听了，以为陈松树有意来嘲笑他的，又一次气得要晕过去。他说，滚！你给我滚！没事抬你的棺材去！
父亲心里苦呀，他每天躺在床上，只要我哥不回到镇上去，他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要不停地咒骂他，害得我哥不得不带了一只铁锅一床棉被，搬到村委会住。以至于我回到家，推开房门的那一刻，家父以为我哥从村委会回来向他道歉了，他躺在床上，脸朝墙壁，说了一大堆不能待在吴村被人看轻、不能意气用事之类的话，等他转过身，一见是我——远在广东的二儿子回来了，他如同吃了一口狗屎一般，恨不得扑上来将我撕碎。
他从此一句话都不说。
于是，我就跟我哥真的干起来了。
“干起来”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打架，而是雄心勃勃干事业的意思。
我哥说，集一，你知道吴村为什么穷吗？我说不知道，知道的话，我肯定第一个富了。哥哥说，吴村穷是因为吴村人懒。我说吴村人勤劳是出了名的，比如村里的济公和尚一个人种二十口人的田，丁清水天黑后照手电筒干活，能说他们懒？哥哥的一只手突然戳在我的脑门上，说，是脑筋懒！不肯动脑子，只知道使蛮劲！哥哥的手指甲大概好久没有剪了，戳得我头皮一阵发麻。哥哥说，我叫你回来，就是要把你培养起来，做一个用脑子干活的人，做吴村的第一代富翁，这样，你就把全村人致富的信心带动起来了。
陈集军不愧是我的亲哥哥，他到吴村挂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到镇信用社，托人贷给我一笔款。哥哥让我养土鸡，我养了，三个月内死了三千只，那段时间全村人都在吃我养的瘟鸡。哥哥又让我养鳖，种鳖那么贵，把家底都搂空了，可我对甲鱼的生长规律、生活习性一无所知，买回来的种鳖没过多久死了一半。哥哥却坚持认为：只要肯栽树不怕日后吃不上桃。哥哥就像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地借钱给我栽一种据说是治疗艾滋病的草药，我不但把自己家的田都栽上了，还在别人家的田里也栽了一些，可是等到收获季节尽管哥哥四处寻找销路，却难以找到买主……我成了吴村最可笑的人。村里人别说跟着我致富，就是遇见我，都像遇见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而时间，已经一年过去了，我不但还不上贷款，还欠了哥哥一笔债。我由于天天用脑，忧愁满腹，头发掉了许多。我就是从那时候起，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不但辜负了哥哥的期望，还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我连喝农药的念头都有了。
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终于坐在了一起。这时候，哥哥已经没有了刚回来时的锐气，他被太阳晒得焦黑，忧愁同样笼罩在他的头上，已经看不出他是念过大学的人。父亲阴沉着脸，年夜饭快到吃完的时候，他拍着桌子说，我一把老骨头砍柴换钱，流血流汗供你们读书，本指望你们跳出农门，可你们喝了那么多年的墨水，却令我伤透了心……父亲愤怒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过了年，集军回镇上去，集一回广东去！哥哥的脸一下子红了，说，我回来是向组织请示的，不是儿戏，之所以回吴村，目的是要帮乡亲走出贫困。哼，你就吹你的牛、做你的梦吧！……
正月初一，我一早起来看见哥哥坐在门外头，眼睛红红的，大概一夜没睡。看见我，说，集一，过完年，你还是去广东打工吧。我说，这一年的心血岂不白费？哥哥一副迷惘的样子，说，我再借不出钱来让你搞养殖种植了，村里的事我也不想管了。我知道，整整一年，他都在向上级打报告，都在动员村民修公路，“要致富先修路”嘛，可是毫无成效。
那个年真是漫长极了。年后，却发生了一件事，上面突然拨下来一笔扶贫款，一共有四万多元，简直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哥哥把这笔钱死死抓在了自己的手里：他坚决要用这笔钱修公路。这是他唯一的办法了。可是村里人似乎都等着钱花，都想把这笔钱分了。抬棺材的树松和其他一些人与哥哥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哥哥赢了。过了没多久，公路测量开始了。
没想到村里要修公路，这一举措第一个受益者竟然是我堂哥。因为公路要经过囚禁堂哥的石头小屋，石头小屋必须要拆掉。也就是说，石头小屋要拆了，蛮娃将重新回到老屋了。可现在的情况是，蛮娃的回来反而叫婶婶一家难以接受……此时，婶婶的大儿子，即我的另一个堂哥陈集宝，已经结婚产子，娶了一个嘴角生痣的姑娘，二儿子陈集财也谈了对象。他们素来以弟弟张有福为耻，在生活中，极力回避提到弟弟，在人群里，如果有人当着他们的面以“蛮娃”为谈资，其结果要么跟人打架，要么默默地溜走。在有福被关进石头小屋之后，他们从来没有为弟弟送过一次饭，做过一丁点事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堂哥张有福，此时也不再是先前那个野蛮粗暴、力大无比的“半野人”了，时间与黑暗驯服了他。与其说他是一个不开化的野人的后代，不如说已转变为一个低智商的呆子傻子。村民去拆他的石屋，他竟然发起怒来，不让拆，修路的人们用棍棒才把他赶走了。石屋拆掉之后，他连着数天在附近转悠，婶婶想把他带回家去，他过一会儿又逃回来，蹲在石屋的废墟上，表情哀伤。大概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属于他的搭着毛竹的天井，而把这里当成了他的家。
蛮娃总不能就此风餐露宿吧，世上唯一疼爱他的人——我的婶婶——一时没有了主意。
那时候，我们一家已经不在老屋住了。早在分田单干后没几年，父亲就在马它山上造了三间瓦房。一天半夜了，我们早已睡下，婶婶哭着来拍家门。婶婶说，她想把有福带回家，家里为这事吵得昏天黑地，就差动武了。没想到集宝老婆这样厉害，她说如果让“野人”回来，她就带着孩子出走，跟集宝离婚。集财也说如果蛮娃敢回来，他拿刀杀了他。婶婶好说歹说，他的儿子、儿媳都不允许有福回来，就连屋后的猪圈里都不允许他呆。婶婶没有办法，只好来找我父亲商量，希望父亲跟我哥说说，叫村里给有福再造一间石头小屋。
父亲说，太不像话了，有福虽然姓张，却是他俩的亲兄弟啊！户口本上写得清清楚楚！不管怎么说父母的财产有他一份，凭什么就不许他回家？照法律，有福生活不能自理，应该由两个兄弟赡养。婶婶就哭了，小叔呀，你就别提有福将来是死还是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省下一口饭给他吃，我死后他也活不长，我只想在我死之前，不让他挨饿挨冻。
第二天，父亲硬着头皮到陈松树家去了一趟。回来时，父亲说，村委同意归还紧挨着祠堂的“戏楼”给我们陈家，蛮娃有地方住了。原来，那戏楼本是曾祖父陈独拳一个人出资兴建的，当时曾祖父还年轻，又喜欢看戏，就做了这样的壮举。解放后戏楼一直被村里人作为共同祠堂的一部分使用着，戏楼的空地被大小不一的猪圈瓜分了，戏楼上面堆满了未亡者为自己准备的棺材。
在伯伯、婶婶还有蛮娃搬进戏楼之前，村里人议论纷纷，很不愿意搬走棺材，但是，想到蛮娃没个去处，没日没夜坐在石屋的旧基上，天天看见他赤身裸体、神态怪异，就像一个随时要发作的癫子，看见他总是别扭得很，不如让他早日住到戏楼去。这样，我的堂哥才又一次回到了人间。而他的回来，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不然，就不会发生后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这又该怪谁呢？
那一天，当伯伯婶婶带着堂哥搬到戏楼住下，出于礼节，我和哥哥相约去看望。一直以来，伯伯婶婶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俩从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欺负有福。于是，我们看见躲在戏楼角落里的有福瘦得皮包骨，身子佝偻得更厉害了，说佝偻当然也不一定准确，因为堂哥不光是上半身站不直，他的双腿也是站不直的，就像动物那样半蹲着，说得难听一点，他就像大猩猩那样站着。他的眼神流露出来的恐惧、警觉、迷离和乞求，使我产生了心酸的感受。
有福虽是我的堂哥，我却从未与他讲过话（当然你跟他讲他也不一定听得懂），更谈不上交流。我跟他其实是很陌生的。我拿出香蕉给他吃，他紧张得呲牙咧嘴，就像神经病患者。婶婶说，有福关了这些年，变得更怕人了。婶婶帮他剥好，他才拿了，跳到一边，独自坐在一边吃香蕉。他一边吃一边不停地看我。他还认得我吗？他在想什么？他对自己的处境知不知道？他真是野人的后代吗？山上真有野人吗？……那个下午，我的脑海里又一次涌现出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样的问题, 我在读书的时候很喜欢想，现在，它们好像苏醒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正在我的身体里作祟……等我从戏楼回来，回家的路上，我竟然再次产生了一个人深入原始森林腹地（提到“再次”是因为我曾经这样想过），食野果，吃树皮，蹲山洞，宿野地，从事野人考察及研究的念头。可惜，哥哥的一句话，将我立志成为像珍尼·古道尔那样伟大的生物学家的念头打消了。
陈集军说，你还是现实一点吧！如果山里真有野人，吴村的名气早就超过神农架了！我说，这可不一定，你不去深山找你怎么知道没有野人？他说，谁说我没有找过？我读高中时对野人的奥秘着了迷，专门到深山去找过。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有一年暑假哥哥突然消失了，回来的时候衣衫褴褛，原来他是进山去找野人了。我还想起来，前些年有几个戴眼镜的人来吴村专门调查过野人的事，可惜，那以后没有了下文。
我说，吴村尚有野人存在不是什么秘密，蛮娃张有福不都说是野人的后代吗？村里不是有那么多人说亲眼看见过野人吗？如果没有野人，那我问你，为什么县志上会有记载？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资料说，金华县内野人传说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到5世纪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里面提到我们这一带有一种身高一丈左右，浑身长毛，长发、健走、善笑的“赣巨人”。《县志》记载更是清楚：清同治九年在城南百里深山，多毛人，修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山啮人鸡犬，以炮枪之，铅子落地，不能伤……这里的“赣巨人”、“多毛人”就是野人……
陈集军看着我，似乎不相信他的弟弟能出口成章，殊不知，我在中学时除了念书，课余时间全部用在“研究”野人上面了，我对野人的痴迷比对女同学更甚。哥哥就鼓励我，你接着说接着说。
我就接着说，《县志》还记载，1942年，在金遂龙三县交界一带的包罗坞，曾打死过一个野人。过程是这样的：在包罗坞山中有一户人家向县衙门报告说，他看见后坡有个像“人”的怪兽。当时，李县长派出30人带机枪，把野人打死了。他们把打死的野人抬下山，就剥皮，皮很薄，不好剥，剥成一块块的，还有毛，烫也没烫掉，就用行军锅煮了。大部分人吃了这野人肉，有很重的膻味。经考证：李县长，名文治，字琴轩，1939年春任县长，进包罗坞确有此事……
哥哥终于被我说得哑口无言，而正是他的哑口无言，使他想到了什么，他的表情有些活跃起来。当我们走到该分手的地方，他突然站住，吩咐我回去帮他写一份关于吴村存在野人的初步报告。事实上这项工作对我并不困难，因为我拥有好多这方面笔记资料。几天后，报告写好了，我这才知道哥哥是要拿它去申请开发旅游的资金。我一听，愣在那里，不知该支持，还是反对。
我说，搞旅游，不会破坏山林的宁静，不会打搅野人的生活吧？
哥哥严肃道，这你就不要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