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一直流传着野人之谜。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常听人说深山里有野人出没。这绝非耸人听闻，因为那时候，每年都有村民近距离突遇野人。有的是上山干活时看见的，有的是翻跃山岭到邻县走亲戚时遇到的，有的是晚上走夜路迎面撞上的。因为经常遇到，就经常有人讲起。
不瞒你说，我小时候最害怕的是两样东西，一是野人，二是鬼魂。总的说来我不太相信世上真的有鬼，鬼虽然很吓人，终究没有人捉到过，山上的野人则不同，据母亲说，她小时候还吃过野人肉呢。尽管她现在一点也想不起野人肉是什么味道（大概跟野猪肉差不多吧），但我始终觉得，从吴村出发，不停地往深山里走，一直走到金华县与龙游县和遂昌县交界的地方，在这片原始森林里的确有野人存在的。以前有，现在仍然有。关于那里的野人，我在后文中将会提到的。现在，我想先写一写我的堂哥。因为我堂哥——一个被人唤作“蛮娃”的人——按村里人的说法，是婶婶进山遭野人劫持，逃回来后生下的野人的后代。关于我堂哥的这段不凡的来历，在吴村妇孺皆知。
那是1965年的一天，我伯伯奉命到海拔1600米的乌牛山烧木炭，乌牛山离吴村较远，那里山势险峻，到处都是浓密的杂木，将它烧成木炭卖给供销社再合适不过。每隔一些日子，婶婶就要上山给伯伯送大米和菜，顺便给丈夫做些缝补浆洗的活。一天，婶婶从山上回来晚了，走着走着，突感耳边生风，一只红毛怪物将她打晕，然后抱起她飞跑。不知翻过多少险峰大山，最后抱着她跳进一个悬崖峭壁上的深邃洞穴。婶婶渐渐清醒过来，看清红毛怪物原来是一个野人。
白天，野人外出寻食，临走时，他便搬来一块巨石堵在洞口。晚上，野人抱着婶婶睡觉。那一年，婶婶三十二岁，已经是二个孩子的妈妈了。婶婶思念孩子，惧怕野人，她挣扎反抗，哭泣哀求，无奈巨石堵死了她的出路，野人又力大无比不通人性，婶婶在山洞好比在地狱饱受摧残。一次野人从外面回来，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大概是他打野兽时用的，婶婶将它藏了起来。第二天野人外出后，婶婶用这根木棍终于撬开石头，这才衣衫褴褛地逃回了家。
第二年，婶婶生下一个像猴子一样怪模怪样的胎儿，他刚一落地，就满屋子乱跑，嘴里发出“哑！哑！哑！”的怪叫声，伯伯举起锄头要砸死他，被婶婶抱住了。婶婶哀求说，孩子再丑，好歹也是一条命啊！丑陋也罢，漂亮也罢，他能来世上一遭，就该把他养大。伯伯说，你养吧养吧，这个孽障总有一天咬死你！你没见他刚出娘胎就长着牙！婶婶却不管，就像喂养正常的孩子那样喂养他。婶婶的乳头常常被咬破，鲜血直流。
我的祖父陈甬玉那时还健在。祖父年幼时念过私塾，粗通文墨，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包括孙儿辈都是他取的名。可是，他迟迟不愿为这个新生儿取名，并且不允许跟他的姓。上户口的时候，婶婶给她的儿子取名“张有福”，婶婶姓“张”，希望她的这个儿子将来不要受苦，有“福”享。结果当然不是这样。在陈家，包括我在内的孙儿辈都姓“陈”，名字的第一个字是祖宗事先排好的，即“集”字辈，比如我哥叫“陈集军”，我叫“陈集一”。这个辈份中只有堂哥一人姓“张”，并且没有按祖宗的规矩取名，这似乎预示着他的命运注定要与我们有所不同。
据说，堂哥年幼时全身长毛的，稀稀疏疏的毛，有说颜色棕红的，有说土黄的，只有手心脚心的毛是黑色的，而且很粗，像鬃刷一样硬。当他受到惊吓或生气时，他身上的毛会像斗鸡脖子上的羽毛那样奓起来，连村里最凶的狗都不敢近前。堂哥初来人世的那段日子，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观”他的长相，尽管我伯伯不给来者好脸色，婶婶抱着堂哥东躲西藏，来看的人照旧络绎不绝。因为许多人是从外村特地跑来的，没有亲眼见到堂哥，他绝不愿意。
四岁以后，也不知是堂哥从小喝人奶的缘故，还是婶婶暗地里将毛拔了，褪了毛的堂哥像人的地方才多了起来。尽管这样，他的生活习性依然像猿的地方多。他到五岁不会说话，只能喊出几种简单的吼吼声，也不会拿筷子，因为他只用手抓饭吃。他一年四季不穿衣服，冰天雪地照样浑身赤裸。不知道是不分冷暖，还是不习惯用衣服遮羞、御寒。总之，他的指尖似爪，总把穿在他身上的衣服、盖在他身上的被子撕得粉碎。
堂哥六、七岁时，他的野性愈加明显，听母亲说，他特别喜好爬梯子，爬门口的树，像猴子一样敏捷，上上下下，钻来钻去，有时还爬到屋顶上去，叫都叫不下来。这时伯伯会被他气得失去理智，拿棍子从楼窗探出身子捅他，堂哥不但不逃，还头朝下倒挂下来，“嘿嘿”笑个不停。那时还是生产队年代，逢到农忙季节大人都要到生产队挣工分，婶婶将堂哥带到田间地头让他一个人玩泥巴。没想到眨眼工夫，堂哥就蹿到什么灌木丛里去，或者跑到树林里去，捉蜥蜴或者蚂蚁吃。等到歇工的时候，伯伯一家满田垄寻找堂哥，成了一道风景。
可以这样说，堂哥虽是有户籍的人，可他跟山上的野人实在差不了多少。当我记事时，堂哥十来岁了，我印象之深是他总在老屋的天井上空呆着。我的曾祖父陈独拳曾是村里的地主，尽管这个“败家子”在解放前跑到金华杭州等地把祖上的田产挥霍一空，差一点成了贫农，但他留下的老屋天井很大，在环绕天井的阁楼之间，大人们为我的堂哥架了一些毛竹。不知事出何因，此时的堂哥失去自由了，被一根长长的铁链拴住脚踝，就在上面生活。
想想看，那时我还小，每次看见头顶的堂哥要么颇有敌意地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要么在吱嘎作响的毛竹架上疯了一样腾跳，发出“哑！哑！哑！”的叫唤，我是多么害怕！我把他当成了真正的野人，以为他是大人们从山上捉下来的，我对他充满了好奇。我经常躲在下面观察他。
堂哥最大的特点是头比正常人小，脑颅低，额头窄，整个脸就像仰着似的向后倾；他的体势总是半蹲着，半弯着腰，肩好似耸着（说到这一点，我本人的头就很小，背也有点儿驼，只是我向母亲证实过，我并非野人之子）。另外，堂哥的两条胳膊长得出奇，站立时也能垂到膝盖以下。他的头顶还有三道当时还不是很明显的纵向隆起，它们就像被刀砍过留下的疤瘌，当他用力咀嚼食物的时候它们会牵动起来。
堂哥在毛竹架上晃晃悠悠，似乎已经习惯了在高处，从来没有见他掉下来过。大概他整天呆在毛竹架上也有些无聊，我看见他一会啃啃这个，一会儿咬咬那个，把天井四周柱子上的清代雕刻啃得缺胳膊断腿。有一次，他竟然逮住了一只耗子，那个高兴呀！将耗子抓在手上玩弄了半天也不舍得吃。结果，耗子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堂哥的肩膀肿了起来，随后发炎了，从来没有生过病的堂哥第一次变得安静了，躺在毛竹架上奄奄一息。婶婶要去叫赤脚医生，伯伯将她喝住了。你让他活在这个世上，是让他活受罪啊！
那一回，大家以为堂哥要死了，把他从天井抬到了阁楼上。尽管大家都不喜欢甚至讨厌他，可是谁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也会死，大家走到阁楼上，探着身子看他，安慰哭泣的婶婶说一些虚伪的话。堂哥的身边堆满了吃的东西。那是我最近距离地看清他，他躺在低处的样子跟蹲在头顶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我至今没有忘记那个溃烂的伤口，就像开在V形锁骨上的鲜花一朵，他惊恐、无助地看着我们，似乎不相信我们对他这样友好。
那一天，我还趁他不备摸了摸他的脚。我发现他的脚板生着茧，脚背上长着黑毛（而不是脚底），五根脚趾头是握着一样的，有一股酸酸的臭味。
过了一些天，堂哥的伤口却不治而愈。他一骨碌爬起来，把堆在他身边的食品吃个精光，再也不愿回到毛竹架上去。伯伯拿着铰链追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制服了他。然而好景不长，转眼三、五年之后，堂哥仿佛一夜间长大了。此时，不论是铰链还是伯伯的拳头，都不再有力气遏制住堂哥青春期的躁动，搭在天井上方的毛竹架散了。一时间，赤身裸体的堂哥在吴村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游荡，一天到晚在林子里闲逛，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可是他自己每天玩得挺开心，似乎是要把失去的自由找寻回来。堂哥引起了村里人的恐慌。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堂哥已经快要成年了，在某种伟大的自然力的作用下，他的两腿根长出了浓密的卷毛，生殖器也胀大了，看见女人，会毫不掩饰地站住，脸部的肌肉扯动着，眼睛里射出直勾勾的目光，就像随时会猛扑过去。除此之外，倒没什么，就是呼吸很重，下面那东西很不雅观地挺立着，羞得姑娘或妇女四处逃跑。她们的丈夫或兄长见了，要打死他，他连抓带咬，像狗那样露出两排尖利的牙齿，力气之大，非一般人所能敌。
那时的吴村不像现在这样开放，堂哥对女性的粗野、放肆激起了公愤。最后，由大队支书出面开了一个会议，组织了一大帮青壮年，手持棍棒、米箩，向堂哥靠近。堂哥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危险，他及时地逃脱了！堂哥爬山、过沟坎如履平地，人们围追堵截，终于将他追至一棵大树上，他在上面呆了一天两夜，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把他赶下来，最后民兵连长借来一杆猎枪，用铅弹打他的小腿肚，蹲在树杈上的堂哥才被迫滑下树，被大伙捆了起来，关进村外一闲置的石头小屋里。
堂哥被铰链终日捆住手脚，精神上受到很大压抑，他在石屋里咆哮，发怒，用拳头擂门板，后来他就安静了。不论白天黑夜，当我们从他的小屋门前经过，总能看见门缝里闪烁着一双呆滞吓人的眼睛。有时候，他也会在里面突然叫唤起来，如同鬼哭狼嚎，不知道是过于孤单寂寞，还是野性的偶尔发作，让人不寒而栗。
堂哥这一关就关了八、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