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的一个最大弊端，通常是权力者毫无约束地滥用权力。老子政治哲学中的无为而治，暗含的批评就是针对过度的用权。无为而治，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提醒权力者应当用做减法的方式而不要老是用做加法的方式甚至用做乘法的方式治理国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尽量不做。不可以做的事情，绝对不做。政治家的智慧有时不是以做什么来表达的，而是以不做什么来体现的。陈寅恪是深得老子无为而治要义的史学家，他一眼看出，东晋丞相王导在晋王朝东渡之后，以对江东士族无为而治的方式，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拥护，最后使东晋王朝在江东站稳了脚跟。
专制话语的一个最大弊病，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毛式话语，都在于话语者将话语诉诸道德律令，使说话人动不动就成了一槌定音的道德法官。更使所谓的圣人圣言，成了绝对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极其不宽容的道德审判。使用话语、尤其使用具有权威意味的话语，与权力者使用权力一样，也必须是小心谨慎的。过去滥用话语权力的例子通常是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的道德专制。演变到毛泽东时代，则成了阶级划分、路线站队式的黑白分明，就连逍遥的权利都被剥夺干净，把人逼得无路可走。令人感叹的是，这样的话语方式，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特产，后毛时代的人们也照用不误。甚至反对毛泽东、批判毛泽东的人们，也照样会使用这样的话语方式。
毛泽东的绝无仅有使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话语真空。这不仅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挑战，当然，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同样也给毛泽东权力的继承者们带来在话语上的困难。由于权力和话语至今不见分离，一代代的掌权者，都面临着不得不说出自己话语的为难。仿佛说不出自己的话语，就没有了权力上的合法性一样。事实上，正如话语者不能够同时又是大权在握者，同样道理，权力者也并非必须成为话语者。话语是对权力的监督，权力者不必非得能说会道。执政者只消说清楚自己的施政纲领就足够了。执政者的职责，是用所做的实事和做出的政绩、哪怕是无为而治的方式，向民众表达自己的服务。
在权力和话语的两难之间，邓小平是聪明的。在法统上不放弃继承毛泽东的合法性，同时又在改革话语依然缺如的前提下，以不说不讨论的方式，实施改革。历史真是奇妙，兜了一圈之后，邓小平以改革回到了当年曾国藩们所做的事功上。毛泽东和蒋介石学曾国藩都没有学成功，倒是从来没有谈论过曾国藩的邓小平，扮演起了相近的历史角色。曾国藩们的事业是无言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无言的。
权力者的失语，使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变得异常活跃。他们只是没有学会在与权力相反的方向上说出改革话语，而是尝试着以挟总理或者总书记以令天下的方式，讲说改革的必要。改革话语被定位在出谋划策的古老座位上。康有为的帝师阴魂，在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脑子里徘徊不去。流向民间的话语资源，不知怎么搞的，就悄悄地向着权力的方向流回去了。美其名曰，新权威主义。仿佛得不到权力的认同，话语就变得一钱不值。更有不少知识精英，趁机秉持话语，向权力悄悄地换取生存利益。邓小平的改革改得很艰难，知识精英的说话也说得很辛苦。
一方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以启动，一方面是话语和权力之间形不成制衡，毫无张力可言。就在这样的尴尬中，学潮爆发，学生们突然冲到了最前面。这让邓小平吃了一惊，也让知识精英束手无策。学生需要话语，可是足以制衡权力的话语却还没有产生。“五四”学生有“五四”话语，“六四”的学生却找不到“六四”话语。整个学生运动中，人们唱得最多的歌曲，竟然是《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那样的氛围让人联想起的是要求抗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或者法国人的巴黎公社。但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却马上跟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联到一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毛泽东所热衷的群众运动，在邓小平恰好厌恶透顶。
毋庸置疑，学潮的兴起，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是个十分明显的原因。但有那么多学生卷入，几乎全国所有城市里的所有高校全体出动，却不仅仅是启蒙的原因。更为直接的动因，在于学生们在学校里受了太多太多的压抑。从教育体制到师资质量，从监狱般的学校制度到食堂里的粗劣伙食、还有公安人员、勤杂人员对学生那种工农兵管理学校时遗留下来的种种粗暴和蛮横，使自我感觉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始终怀有被压在学校最低层的痛苦和愤闷。只要有机会，不管是为民主为自由，还是为了爱国主义，一找到借口就上街。因为只有在上街游行的时候，学生才感到扬眉吐气，才感觉自己是个人。
学生运动起来之后，谁也无法回避。知识精英无法回避，党内的政治精英无法回避，邓小平也无法回避。当时，唯一的双赢前途，在于双方的对话。学生和政府的对话，知识精英和最高权力的对话。然而，这场运动实在是太突然，突然到了连学生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不知道究竟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可以班师回校。突然到了把知识精英们吓得不知应该怎么办，不是躲在后面指指点点，就是扑到广场上抱着学生痛哭流涕。紧要关头，就没有一个精英人物，没有一个在当时颇具号召力的知识领袖，坦然地站到广场上，告诉学生，你们回家吧，剩下的事情让我们来做。他们为了避嫌，不惜隔岸观火，骑墙观望。
达成以双方对话的方式圆满收场，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而且需要对话者确实拥有对话的话语。学生当然不可能拥有那样的话语，而平日里能说会道的知识领袖却又躲得远远的，一个个在观望事态的发民，体察上面的风向，最多不过是表示声援。所谓声援，明里是支持学生，暗里却是在向政府表明心迹，这不是我们干的。最后，几乎全体知识精英将这样的表白变成了向学生劝退的苦口婆心，劝得比当年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那些所谓民主派人士还要煞有介事，仿佛学生准备要发动又一次内战似的。普通的市民还知道劝说军队不要开枪，而不是规劝学生赶快回家。学潮已经闹到了这样的规模，平头百姓都在义无反顾，甚至连小偷都宣布了罢偷，可是世故透顶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精英知识领袖们，却依然不肯站到广场上，依然不肯像汉末党锢事件中的陈蕃李膺那样，挺身而出，担当天下兴亡。弄不清楚是孔儒的调教过于奏效，还是毛泽东的改造太过成功；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德高望重的知识领袖们，一个也不肯断然登上历史舞台，致使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们，只好把那年的荣誉给了达赖喇嘛。
对话的可能丧失之后，邓小平早就按耐不住的武夫脾性发作了。邓小平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争法则，解决了手无寸铁的学生运动。邓小平没有一整套改革话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邓小平的断然开枪，也实在太过搞笑了。可别忘了，小平同志当年可是远涉重洋去巴黎勤工俭学过的留学生。这么一来，让马克思的老脸往哪儿搁？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被邓小平弄得哭笑不得：不是说好了来学习巴黎公社的么？怎么学到梯也尔那里去了呢？
当年段琪瑞手下的卫队，向学生开了几枪，结果开得段琪瑞痛心疾首，知道自己从政为人的底线给突破了。段琪瑞可是连袁世凯称帝都不曾痛心疾首地反对过的人物。当年学生为了要政府抗日，游行喊口号的也算闹得沸沸腾腾了，蒋介石也明知道共产党在后面怂恿，可他情愿下跪，也不肯开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更算是史无前例的了，可是军队支左，只握语录，不带钢枪。毛泽东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镇压群众运动，绝没有好下场。
在向学生开枪之后，邓小平犯的又一大错，在于慰问军队。周武王打下朝歌之后，立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面发誓永远不再使用暴力，一面急急忙忙地拜访前朝圣贤。那还是两国之间的战争。假如邓小平确实是迫不得已，不以此不能让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不以此无以让国家繁荣富强，那么在事情平息之后，他首先慰问的就应该是无辜的死难者家属，而不是军队。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了枪，那是多大的讽剌？多大的伤害？假如说，共产党人当年的牺牲确实积累了道义上的巨大资源，那么这些资源在一夜之间，全部被射向平民的子弹打得精光。许多老共产党人，老革命，老军人，为此痛心疾首。那些将军们的联名信，应该不是谣言，从逻辑上都是成立的。至于流传的元老陈云所言：十年极右，一天极左，可能也非虚妄。
假如说，邓小平是个车间主任式的实干家，那么作为一国之长，也太没文化没头脑了一点。倒也并不是要求他能够读懂《红楼梦》，也没有要求他能够写出一手漂亮的白话文，更没有要求他读点历史，读懂商周之交的周武王为什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只是假设他能够慰问一下无辜的平民，向民众说声对不起。也许他那么做了，中国民众也就真的就原谅他了。毕竟是家禽般的民众呀，很容易摆平的民众呀。要是他那么做了，也许就不会有天安门母亲了。且不说为人的良心，就算是政治的谋略，向民众那么道个歉，也能收回许多无形的道义资源。可是邓小平偏偏就是没有那么做。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最后一次机会，也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最后一个理由。
是为绪论。
2005年8月9日写于纽约（按北京新闻办要求删去后一段，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