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蒋介石，一个是从书生到流氓，一个是从流氓到书生；一个是踌躇满志地话语权力在手，只等着何时缚住江山那条苍龙；一个却是从青红帮脱颖而出的赳赳武夫，只懂杀人，不懂攻心。二者之间，谁能赢得“五四”以后的中国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谁能最终坐拥天下，一目了然。
毛泽东确实在抗日上耍了花招，但他又确实拥有耍花招的资本。除了谋略上的高明，还有文化上的资源和话语上的权力。作为白话文的绝代高手，毛泽东乐得以话语抗战，让他的部下让他的军队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之乎者也的蒋介石，不仅身处的位置使他必须站在抗日的最前面，而且还不得不以领导军队参战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抗日立场。有人以此吹捧蒋介石为民族英雄，这在蒋介石却是受之有愧的。因为他既然得了天下，就要为这天下承担责任。国家元首带头御敌，此乃天经地义。夸大蒋介石的履责，毫无必要。但指责蒋介石下山摘桃子，却是颠倒黑白。在民众的抗日请愿面前，蒋介石缺乏的是说服民众相信他会承担责任的言语能力。他最强有力的表达，不是演讲，而是下跪。蒋介石在下跪的那一刻，应该后悔自己的不懂白话文。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和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极其微妙地分出了高低。蒋介石想要说得像毛泽东一样漂亮，还必须从白话文学起。顺便说一句，假如三千年前的那个周公旦也具有毛泽东的话语能力，后来的孔子就可能是多余的，可有可无的。
当然，历史学家们通常不喜欢这么看问题。他们总是纠缠在主义的对错或者实力的强弱上。他们不懂得文化资源之于历史创造的无形力量。文化是柔软的，武力是强硬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是一个方面，假如没有相应的笔杆子，枪杆子创造的政权是靠不住的。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打下天下的帝王，最终都会求诸王道治国。叫做以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孙中山不懂这个道理。蒋介石知道了这个道理却无法得到应有的话语资源。当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叫儿子读的是曾国藩的家书，而不是孙中山文章。蒋介石心里非常明白，他的恩师孙中山跟他一样，都是江湖出身的草莽。要不是他需要一个法统支撑他的权力，他早就把孙中山一脚踢开了，就像他掌权后断然与孙中山的恩师苏联顾问分道扬镳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是个比洪秀全更加没有文化的造反者。洪秀全还挑战过孔夫子，孙中山连孔夫子是怎么回事都没有弄清楚过，更不用说他跟“五四”新文化之间的巨大隔膜。
在孙中山盲盲然、蒋介石束手无策的地方，毛泽东却如鱼得水。毛泽东在延安的号召力并不在于他真的掌握了什么马列主义，可以说，毛泽东至死都不知道马列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五四”新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毛泽东的延安为什么会吸引无以计数的有理想有热情的青年男女，不是因为马列主义，也不是因为毛泽东，而就是因为“五四”新文化的号召力。
当年孙中山的黄埔军校虽然抢了北大的风头，但以“新青年”为象征的“五四”新文化，却依然如同一盏明灯，默默地点亮在一代代青年男女的内心深处。从巴金的小说里，不知走出多少个“觉新”和“梅表姐”，义无反顾地投奔延安。而站在蒋介石那一边的，就算不全都是高老太爷，却也不乏杨森那类人渣。更不用说陈其美、张道藩那票货色，更不用说戴笠式的特务流氓。流氓学做书生虽然值得鼓励，但毕竟本性难改。不说别的，就以相当有教养有地位的宋家子文为例，都挨过蒋介石的耳括子。蒋介石玩弄枪杆子是拿手的，但在文化上却是相当弱智的。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当年其基本成份毕竟是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不能因为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的一系列作孽，而把他们看作是妖魔降世。更不能因为共产党执政的失败，反过来为蒋介石当年的屠杀叫好。
一场江山争夺过后，能够让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们骄傲的，不过就是个黄埔军校罢了。他们跟其领袖孙中山和蒋介石一样，茫然于“五四”新文化，不把那样的文化启蒙当回事。他们不懂那样的文化启蒙之于历史，有着如何惊人的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是崛起于中国晚近历史的启蒙文化之于孔儒之教的胜利。当年在白话文面前坚持文言立场的林抒是可爱的，但只学文言不会白话的蒋介石却是愚昧的。
在中国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集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于一身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从周公到秦始皇，从秦始皇到后来历代帝王，他们坐拥天下，却不得不说别人教给他们的陈词滥调。而从孔子到朱熹，到朱熹到后来的新儒家，手中握有的都不过是话语权力。而他们的话语核心，又恰好是权力崇拜。孔儒学问家钱穆和蒋介石站在一起，毕恭毕敬的永远是钱穆而不是蒋介石。这既可以说，蒋介石学曾国藩学得很不到家；也可以说，钱穆的儒学根底也实在是太深湛了一点。
不管怎么说，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毛泽东那样，既做帝王，又演圣人。然而，权力和话语两者相加，不可能成全什么人，而只可能毁掉一个人。权力话语加上话语权力，好比一剂旷古的春药，不要说毛泽东这样一个凡夫俗子，就算是神仙喝了，都会致疯。这剂春药的药性之强，好比一颗原子弹在一个人的身体里爆炸。无数吨当量的欲望，火山一般喷发出来。假如能够把这样的能量转化为文化创造，无疑是功德无量。可是这样的假设恰恰是不成立的。跟权力连结在一起的，只能是欲望，蓬蓬勃勃的欲望，无穷无尽的欲望。由这样的欲望所导致的专制和独裁，古今中外，唯此一例。
中国的政治，要永远记取毛泽东独裁专制的教训，虽然中国的文化永远需要毛泽东那样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毛泽东假如在开国之后能够像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那样弃位，断然转向文化研究，一定功德圆满。但那时候的毛泽东，早已不知不觉地跟“五四”启蒙文化南辕北辙得不知有多远了。当他对着天安门城楼底下的中国民众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人民是在他的脚底下站起来的。
当年的周公，没有这样的狂妄。周公建制，并不是理直气壮的。当年的秦始皇一统天下时，也没有这样的狂妄。秦始皇手中没有话语权力，所以只好以坑儒发泄自己在文化上的残疾之苦。但毛泽东一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就算他自己不想狂妄也会变得狂妄，更不用说他早就在狂妄了。又是帝王，又是圣贤，古往今来，仅此一帝。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想想看吧，天真无邪的独生子女，都可能被宠成小皇帝；更何况一心要天下苍生还看今朝的毛泽东，面对着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
历史走到这一刻时，画面上的双方，全都无法让人心生敬意。被万岁的那个人其实是可笑的，在胜利面前抑止不住的喜形于色，让人不由想起小人得志的成语。而山呼万岁的人们，又是极其可怜的。改朝换代换了几千年，竟然还在那么狂热。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历史上，在胜利面前怀有悲戚之心的开国君主，也许只有周武王姬发。姬发拜见箕子，本意并非是请教治国方略，而是不无悲悼之意的请求原谅。与这种心境相应的，是他的放下屠刀，给纣王之子武庚以封地，以示自己没有灭绝之心。为此，他还特意把姬氏家族中对商纣不抱敌意的二个兄弟，封在武庚的封地边上，以示友好。
然而，即便姬发向殷商前朝的圣贤、遗孤、民众表示了他的悲伤，请求他们原谅，也没有换得山呼万岁的效应。将毛泽东和周武王姬发相比，已经令人相当感慨；将殷商民众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民众相比，却让人更加感慨。虽然今天能够读到的商周史书，大都经过了孔子的删改，但从残剩的蛛丝马迹里，依然可以读到，殷商被灭之后，殷民自始至终没有臣服周朝的统治。
首先，殷商的圣贤们，相当于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吧，无论是箕子还是伯夷叔齐，全都拒绝认同周武王的胜利。伯夷叔齐早在姬发出征时，就在半路上拦截加以劝阻。及至姬发打下朝歌，伯夷叔齐断然出走，至死不食周粟。对姬发讲说了一通“洪范九畴”的箕子，之后也远离被姬发占领的故国，到北方一个岛上了却余生。其次，武庚和殷民更是以不断的反抗，向姬姓征服者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周武王姬发逝世、周公姬旦摄政掌权之后，武庚和姬发姬旦的二个兄弟管叔蔡叔一起，率领殷民向周公姬旦发难。这场反抗使姬旦意识到，殷民难服。即便他镇压了反抗，杀了武庚管叔，囚禁了蔡叔，依然忧心忡忡地在《酒诰》中告诫幼弟康叔，不要让殷民喝酒，并且十分残暴地命令康叔，把不服从禁酒令的殷民抓起来送到周京，由他来把他们给杀了。饶是如此，姬旦还是无法让殷民臣服。最后，姬旦只好把所有的殷商遗民全部集中起来，迁送到西岐之地成周，亲自监管。武王伐纣和周公建制在当时的不得人心，由此可见一斑。而没有被孔儒之教污染过的先民之纯朴之自由之独立不羁之桀傲不驯，则与《山海经》记载中的中国人最为初始的形象，极其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