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毛泽东的革命简直是太得人心了。这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革命有魅力，不如说是国人的人心太易得。贤人们，也就是知识精英，早在国共内战时，就开始一个个以斡旋的名义百般讨好。及至毛泽东坐了江山，他们更是竞相巴结，以在毛泽东手下混个一官半职为荣。这些知识精英并不是那些受了“五四”启蒙文化影响而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而是梁漱溟、罗隆基、章乃器一类无论在学识上还是思想上都是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人物。假如仅仅是热血青年式的理想主义冲动，倒还情有可原。可这班精英并不年轻，从他们斡旋时的理性上看，显然也不冲动。他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呢？
相比之下，陈寅恪的既不去台湾，也不北上高就，而像伯夷叔齐那样低调处世，选择南方的一所学校壁立千仞，成了绝无仅有的绝唱。另一个绝唱是林昭，其背景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假如这样的迫害发生在商周之交，那么林昭式的宁死不屈就会由箕子伯夷叔齐那样的圣贤来担当。可是在毛泽东的淫威底下，这样的故事却只是发生在一个文弱的女学生身上。知识越多越反动固然是谬论，但知识越多越怯懦却好像是事实。这就好比财富越多越小心，越要战战兢兢地期盼着神明保佑。
毛泽东到手的江山也许依旧，但他治下的民众，却已经愚昧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一生不愿与孔子为伍的毛泽东，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被孔儒调教了数千年的民众。他们向往的不过是能有个鸡窝，哪怕得到一座监狱，也会安之如素。孔儒之教好比一种家禽哲学，一种家禽伦理。其核心是服从纲常和等级观念。千变万变，等级不变。上下高低，从不含糊，更不马虎。造反和革命改变的只是把上面的人拖下来，让下面的人爬上去。等级依旧。国民党时代讲等级，共产党文化也照样等级。即便是毛泽东那种大闹天宫式的造反，乱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程度，等级依然森严。因为等级观念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不管身处乡村还是城市，不管城市受西方文明影响有多深，等级观念依然如故。以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上海为例，不要说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即便是住在不同的马路边，都会在人们的心中构成巨大的等级差异。1949年前后的上海和上海人，变化多多，唯有等级观念，始终不变。
埃及的金字塔是石头做的，做在沙漠里，为死人建造永恒。而中国人的金字塔是圣人圣言做的，做在了人们的灵魂里，为国人制作嫉妒，让他们丧失尊严。要人服从纲常，必然伴随嫉妒。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嫉妒大家。有尊严的民众，绝对不接受专制统治，就像殷民那样，无论周公如何残暴，绝不屈服。与专制匹配的是短于尊严、长于嫉妒的民众，就像被孔儒所调教而成的那样。被嫉妒主导的中国人，长于内斗，怯于外敌。嫉妒成性的中国式爱国主义，喜欢爱在嘴上，或者写成诗歌，或者做成标语口号，骨子里其实是在鼓励他人去御敌。这种吵吵嚷嚷的爱国传统，从宋朝开始，沿袭至今。
嫉妒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一大罪孽，嫉妒在孔儒文化中却成了不言而喻的美德。嫉妒是中国人长年累月所积的心理创伤。不要说毛泽东早年是个嫉妒者，即便是国民性批判者鲁迅，在嫉妒心理上也未能免俗。历次造反，种种革命，发生在中国都以嫉妒作为最为根本的心理动力。最早叫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然后又叫做“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最后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脉相承。
嫉妒在本质上是家禽的特征。你吃多了，我吃少了。你占多了，我占少了。你去打仗，我来鼓噪。家禽变成虎狼，不是为了寻求尊严和维护尊严，而是因为嫉妒得不行。鹰是有尊严的，家禽没有尊严。殷民是鹰，孔儒调教的是家禽。家禽安之若素时，是顺民；家禽因为嫉妒而造反，变成暴民。顺民和暴民，是家禽的两种状态，也是家禽的两张面孔。这是被孔教毒害的中国人区别与其他任何民族的一个根本标志。
爬上等级金字塔顶尖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民众，是早就被养家了的鸡鸭鱼肉。毛泽东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数亿家禽的种种美味。老子当年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到了毛泽东时代，变成了治理家禽般的民众，怎么个做法都好吃。改造知识分子，就像炖蹄膀一样；文火，久炖，炖到最后连骨头都炖烂炖酥。教育民众，教育到后来，一个个全都变成了小毛泽东。这样的民众，哪怕是经历过文革那样的灾难，都不会以毛泽东为耻，反而会以毛泽东为荣，或者以自己不能成为毛泽东而嫉恨能够成为毛泽东的那个人。就历史而言，毛泽东是个现象。但就文化心理而言，毛泽东成了中国人难以摆脱的一个情结。假如说毛泽东是个疯子，那么疯掉的并不是毛泽东一个。多如牛毛的毛泽东颂歌颂词，既不是毛泽东自己制作的，也不是毛泽东逼着人们写下的。由此可见，孔子之前的中国人和孔子之后、尤其是距离孔子数千年之后的中国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天壤之别。
从商周之交到百年激变，不仅是历史时空的相交，也是两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之间的强烈反差和触目惊心的对比。历史作为一门学问，说乏味很乏味，说精彩又会很精彩。一旦越过二十四史的云遮雾障，历史的秘密和历史的真相，就会极为峥嵘地显露出来。所谓的史识，有时仅仅在于变换一个角度。读史须读出历史的视野，否则就会被历史所读，迷失在历史的迷宫里。假如不把这二段历史放在同一空间里作比较，那么不仅真正读懂商周之交和百年激变会很困难，就连真正读懂孔子是怎么回事，都不太容易。至于《山海经》，老子的《道德经》，残存的《尚书》篇什以及其它古老的典籍，更是无从读起。在读史方面，毛泽东是个相当有见地的阅读者。他能看出纣王并不像《封神演义》里写得那么不堪，还能读出曹操也不是《三国演义》里描写的花脸奸雄。这与他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敏感和向往，是完全一致的。要不是他的帝王之心太重，为太多太强烈的欲望所苦，毛泽东倒是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学者和思想者。可惜的是，他还没来得及消化“五四”的启蒙意味，就像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被匆匆忙忙地卷进了从西伯里亚刮来的革命狂飚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思克主义”。历史证明，十月革命送给毛泽东的，并不仅仅是什么主义。
毛泽东手中的“五四”资源，最后是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挥霍殆尽的。毛泽东能够动员全国民众卷入一场浩劫，让每一个人都有作乱的机会，都有犯罪的机会，除了当时日益高涨的个人崇拜之外，毛式话语起了关键作用。笔者在十多年前，1989年，发表的《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语言革命和语言复辟》一文中，专门分析过毛泽东如何把“五四”白话文龙飞凤舞地写成了毛式话语，简称毛语。笔者在文中指出：“语言革命的一个根本要领是在白话汉语中构建出语言的理性结构从而使之具有逻辑性质”。（《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五卷，第90页“论毛泽东现象”）毛泽东虽然极力反对孔儒，但他的话语方式却深受孟子影响。笔者特意引出孟子文章加以例证，指出，孟子式的圣人圣言，通常诉诸于黑洞式的表达方式，其特征在于：“概念的含混、表述的直观、结构的单向、命题的先验、论证的随意……”（同上，第98页）洞悉这种黑洞式表达方式的毛泽东，把汉语语言的经验性和实用性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十分巧妙地颠覆了白话文创立者们倡议的理性结构和逻辑性质，复辟了汉语语言原有的非理性非逻辑的圣人圣言传统。
毛泽东在语言上的复辟，严格说来，还不完全是把毛语说得如同孟子那么霸气十足，而是在毛语中掺进了许多痞气，流氓气。前文之所以说林抒是可爱的，是因为林抒从白话文刚刚产生时，就十分敏感地感觉到了白话文的“引车卖浆者流”气息。要是林抒能够活到文化大革命时代，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先见之明开心得哈哈大笑。毛语一方面有着孟子式的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又带有强词夺理的流氓气和无赖相。“别了，司徒雷登”，“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如此等等。毛语把白话文口语化到这种程度，不仅让林抒笑死，而且也会让当年提倡大众语言的瞿秋白一类左翼文人无地自容。孟子虽然霸道，却还斯文。毛语的霸气里全然一付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腔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把毛语说到这种程度，也是一种媚俗。因为他深知什么才是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出来的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这么说话，借用后毛时代那些小毛泽东们的口头禅来形容，爽，或者叫做，爽翻。
当年的林彪，深谙毛语的这种特点，特意把毛泽东的所有文章，归结为“老三篇”和一本叫做红宝书的语录手册。既然早先的圣人圣言都是语录式的，那么毛语也应该复辟到语录体。林彪还特意为语录写了著名的前言。现在重读那篇前言，与其说觉得肉麻，不如说觉得幽默。林彪显然不是不知道这种语录的荒唐、虚假和欺骗性，但他摆明了承认自己跟着做了共犯。林彪的这种幽默当时别人也许听不出来，但毛泽东却听出来了。单凭林彪这种不动声色的调侃，毛泽东就有足够的恼怒将他置于死地。
毛泽东耗尽“五四”资源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的思想成了所谓的体系。话语没有逻辑还不算致命，思想一旦做成体系就变成了精神的绞索架。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有孔教，在西方有黑格尔以及把黑格尔倒过来之后君临天下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思想家，话语应该是有空隙的，或者说，是留有余地的。当一种话语被讲到滴水不漏的地步，就会走向权威，就会变成帝王式话语。圣贤的可疑，通常是由于其话语有了帝王的威严。就此而言，孔子最后是被程朱理学给毁掉的。毛泽东则是经由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解放全人类”的狂言，最终走火入魔到了无以自拔的绝境里。
毛泽东以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又重新回到了“五四”式的启蒙。这场启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划清“五四”启蒙话语和毛泽东话语之间的界线。“五四”资源从毛泽东逐渐流向了民间知识分子，同时也部分地流到党内改革派手中。虽然毛泽东改变了革命的“五四”方向，但许多共产党人依然保留着对“五四”的记忆。这是八十年代的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为什么彼此很有共同语言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是，双方的遗憾也恰好在于，彼此都没能来得及由此对话出一整套改革话语，更没能来得及由此建立起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之间的反向制衡。
三千年的周孔架构留给中国人的一个历史教训在于，话语权力必须与权力话语制衡。也就是说，话语必须成为权力的监督，而不能成为权力的补充。权力除了权力之间的制衡之外，更为重要的另一制衡，就是来自话语。这同样也是毛泽东现象留给中国社会的一个沉痛教训，权力和话语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既是帝王又做圣贤，不想专制也已经成了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