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要彻底变革，平面的循环理当结束。
被周孔架构所封闭的历史空间，曾经遭受过佛教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挑战。作为对此挑战的应战结果，产生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在维护周孔历史架构的同时，也把孔儒之教本身推向了没落，走入了穷途末路。“五四” 新文化运动乃是儒家的话语权力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鲜明标记。
被周孔架构所封闭的历史空间，不是自行瓦解的，而是被来自西方的商业文明强行敲破的。早在商业文明以炮舰威逼之前，西方的传教士就已经开始把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陌生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悄悄地心平气和地传播了。但那样的传播还远远及不上当年佛教传入后的深入人心。尤其对于满族宫廷来说，他们可以接受儒家教义，可以向佛祖顶礼膜拜，但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基督是怎么回事。直到西方的炮舰开到国门跟前，愚昧的满大人才发现，基督并不仅仅是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人。这些被汉化了的满大人更没想到的是，跟在炮舰后面的，还有一整套现代的民主政治及其思想理念。相形之下，不仅专制制度和专制观念显得陈腐和过气，即便是假借基督名义造反的天平天国，都充满由于因袭草莽传统而无可避免的落后和野蛮。而与此相反的例子却是，紧挨着中国的那个东瀛岛国，以惊人的喜新厌旧抛开了学了很久很久的中国文化，转而把大量的留学生派往西方，并且野心勃勃地向不列颠帝国悄悄看齐，准备有朝一日跟盎克鲁撒克逊民族比试高低。但是在当时，他们暗中瞄准的是原来的老师。那时，向西方学习，一度成了中日两国的文化角力和历史竞赛。最后经由一场意味深长的甲午海战，分出了胜负。
不知是因为命定如此，还是由于因袭过重，中国历史的百年激变始终以阴差阳错的方式蹒跚而行。历史的诡异在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们，在扼制以草根造反来更新王朝的历史逆流时，只会做，不会说。接踵而止的整个一场洋务运动，更是找不到一套相应的改革话语。更为诡异的是，当人们终于说出政治改革的诉求时，那个领导变法的精神领袖，却是一个迂腐透顶的孔儒信徒，竟然有本事按照儒家的教义，制作出叫做“大同世界”的乌托邦。那场变法以悲剧告终的根本原因之一，来自变法领袖本身的因循守旧：将一场权力话语的变革，诉诸话语权力的复辟。就算没有慈禧太后横加阻断，那场变法最终也会一步步地走向专制和与专制相应的意识形态。更不用说变法领袖本身的帝师情结和手持话语权力君临天下的野心，与其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的操作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曾国藩们是做得成功，说得木讷；康有为们却是行动的矮子，不管康氏如何扮演语言上的巨人。
令人感叹的诡异历史，还没有到此为止。一九一七年，“五四”启蒙运动的领袖们终于找到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帜的现代话语，并且以不同的姿态、以相同的白话文表达了出来。殊不知，那边厢的江湖革命家却迫不及待地膜拜北方那个国家的暴发户为师，按照苏联的列宁主义原则建党建军建立军校，以现代的政党政治方式，打造陈旧的专制集权；用极具恐怖主义色彩的暴力革命，扫平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联省自治。那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有野心没头脑的江湖革命家，为了实现大总统的美梦，不惜断送联邦前景，复辟一统天下。须知，当时的联省自治在精英阶层已经达成了共识，以致当年曾经互相争论得难解难分的保皇派主将梁启超和革命论主笔章太炎，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同一立场上，成为联省自治的激烈鼓吹者和坚持者。即便是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龙飞凤舞地高声疾呼联省自治，湖南独立。
从北大“新青年”到黄埔军校，从文化启蒙到弄不清楚究竟算是三民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北伐。中国历史的河床由此改道，从联省自治形式的联邦政治重新回到大一统，从民主诉求重新转向专制集权，不管那样的集权是姓孙还是姓蒋，是在当时叫做三民主义还是到后来变成了共产主义，骨子里都是一回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年倾心于曾国藩，随后向往过北大，喊过陈独秀万岁，晚年却妄想着“解放全人类”、称霸全世界的毛泽东，最早是由孙中山所策划的北伐战争所塑造的。从孙中山的想当大总统，到毛泽东的崛起和晚年称霸世界的疯狂，其中不过相距五十步和一百步而已。这就好比同一张赌桌上的两个赌徒，一个赌的是一百万，一个想赌一千万甚至千千万。
毛泽东早年对北大的向往，得到的是思想的启蒙。孙中山的黄埔军校及其酝酿的北伐战争，使毛泽东转向湖南农民运动；最后，蒋介石的大屠杀，使毛泽东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像曾国藩那样坚持书生立场，坚持改革立场，从而坚决不打江山主意的，实在难得。同样，要培养出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枭雄这样的绝代帝王，也很不容易。对此，孙中山建了头功，所以毛泽东口口声声地把孙中山称之为“革命的先行者”。换句话说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的成功，首先应该感谢的还不是大日本皇军，而是想当大总统的江湖革命家孙中山。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就是如何理解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或者说，为什么在国共两党的竞争中，最后共产党胜利了？有关这一问题，不仅两党双方从来没有讲清楚过，就是所有的专家学者，包括西方世界的教授们，也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
人们过去以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是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的胜利，或者说是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人们后来认为，那是湖南蛮子毛泽东太精于权术，其翻云覆雨的本事远为仅具宁波生意人那点小精明的蒋介石难以企及。或者干脆说，在谁比谁更流氓的历史竞赛中，最后是毛泽东胜出。比较新近的研究则是集中在毛泽东如何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以明里高喊抗日、暗里扩大地盘的权谋，击败了对手蒋介石。
人们没有看清楚的是，在这场以到手江山为目标的传统逐鹿中，或者说，在这场权力话语的争夺中，话语权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年周公建制，最大的苦恼在于话语权力的缺乏。权力和制度好比国家的硬件，话语和意识形态好比其软件。武王伐纣更换了王朝，却并没有得到话语权力。在周公发布的一个又一个诰令中，从来没见到他引用任何先贤所言。因为在这之前的圣贤，不言而喻地认同无为而治式的民主政治，根本不知道中央集权式的专制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应该如何表达，就好比后来的专制者们茫然于民主政治是怎么回事一样。而也正是这种话语资源的缺乏，这种历史合法法和话语上的权威性的悬置，致使姬发在打下朝歌之后，一面高声宣布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面以非常谦卑的姿态，前去拜访前朝的圣贤箕子亲王。也是这种在话语资源上的缺乏，致使周公建制建得非常辛苦，不得不公开违背兄长姬发原先信誓旦旦放弃暴力手段的承诺，不得不使用极其野蛮的手段，镇压所有反对他建立姬姓中央集权的人们，甚至不惜野蛮到了监禁、流放乃至于屠杀自己亲兄弟的地步。
为周公建制提供话语软件的孔子，直到周公死了数百年之后才出现。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制度是专制的，话语却依然是自由的。这样的自由风貌，残存在被孔子删改得惨不忍赌的《诗经》三百篇里，也点点滴滴地散见于后来的一些历史记载中。比如《召公谏弥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实并不是召公的高见，而是时人的共识，也是周之前的民主政治社会留下的历史传统。这即是说，言论自由即便到了周朝，也依然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这种自由面临侵犯的时候，才有了召公谏弥谤的故事。
比起周公建制的辛苦，毛泽东实在是太幸运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握有了蒋介石再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即“五四”启蒙运动，从而挟“五四”以令天下。加上毛泽东在语言上的天赋，把白话文写得出神入化，就连终其一生与专制政治格格不入的“五四”领袖胡适，都对毛泽东的白话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而面对民众，毛泽东又能够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即兴演讲。一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古典诗词，一面信口雌黄地写着生动活泼的白话文，毛泽东籍此在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地制造着语言神话，扮演着话语英雄。而可怜的蒋介石，却还在像小学生一样地温习着毛泽东早在年青时就烂熟于心的曾文正公。比起毛泽东的灵气十足，才华横溢，蒋介石就像个附庸风雅的乡绅，十分吃力地搬弄文言文，朝着部下和国民之乎者也，谁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