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商周之交和百年激变
中国的历史时空，说复杂，很复杂，厚厚叠叠的二十四史，大有一种让人读一辈子都读不完的望史兴叹。说简单又很简单，从商周之交到二十世纪前后一百多年的激变，不过是翻了一页而已。换句话说，假如历史的时间向度可以转换为空间存在的话，那么商周之交和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乃是处在同一个历史空间里。就好比一个圆周的起点和终点一样，两者正好相交。
由于在时间上的漫长、在书写上的重重叠叠，中国历史不像美国历史那么简单明了，而像一座由冗长的唠唠叨叨编织成的言语迷宫。无论是本国的阅读者还是来自西方的研究者，迷失在这座迷宫里的人物之众多，与厚厚叠叠的二十四史相得益彰。对于本国的史家来说，孔子像一堵墙。司马迁也罢，司马光也罢，史家们大都被孔子的史见和孔子删定的经典挡在历史真相之墙外。孔子这堵墙给中国历史的解读造成许多盲点。
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大盲点，在于把专制读成中国历史的传统，把孔子读成中国文化的首席代表。好像中国是个天然的专制国家，仿佛中国文化与生俱来就是从孔子开始的。当人们强调所谓中国的国情时，其言下之意，无非就是专制在中国是天经地义。而所谓的新儒家的理直气壮，又在于标榜只有孔儒才是中国文化的正宗传承。哪怕新儒家承认专制的政治制度需要变革，也要坚持与专制政治相应的专制伦理却是亘古不变的。君不见，就连在美国的中国城里，所竖立的象征性雕像，都是孔夫子，而不是老子或者其他圣贤。总而言之，在中国历史的专制迷宫里流连忘返，已经成了一种古怪的学术乐趣和奇特的心理情结，以致于有人只好把中国文化比作一个大染缸，掉进去就变色。换句话说，一走进中国历史，一头扎进中国文化，就会在人为的迷宫里迷失。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忒修斯，是依靠了阿里阿德涅公主给的线团，走出了迷宫。走出中国历史或者中国文化的迷宫，也有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这根线就近而言，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那个绵绵不断的人文精神承传。就远而及，可以从《红楼梦》上溯到禅宗兴起之后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然后还可以从魏晋风度、汉末党锢精神上溯到《道德经》的自然无为哲学、《山海经》的自由人格风貌、以及《尚书》记载中残留着的民主政治传统等等组成的文化景观。这是中国历史依稀可辨的一脉文化香火，凭借这脉香火的微光，烛照出专制不是中国的国情，孔子不是中国文化的始源和象征。
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尤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历史和整个西方文化一样的《红楼梦》，在对中国专制文化传统提出永世长存的怀疑的同时，将中国人有关自身形象的记忆，一下子追溯到了《山海经》神话故事。小说以女娲补天开篇，把中国历史简化到最为本真的状态。神话通常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写照，正如梦境里蛰伏着梦者的下意识。中国人最为本真的民族形象，不是由孔儒塑造的，而是镌刻在由《山海经》提供的历史记忆里。从那样的历史记忆里，《红楼梦》构筑出一个全新的人文世界，构筑出由晶莹透亮的少女们所组成的大观园，从而力透纸背地写出这样的大观园如何被专制及其伦理所毁灭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观园是中国式的伊甸园。《红楼梦》所讲说的全部故事，乃是一个由水一般清纯的少女组成的诗意盎然的伊甸园，如何变成一片白茫茫大地的历史寓言。
这个寓言到了王国维的学术世界里，被无意间指向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历史揭秘。王国维是个古今罕见的学术天才，如果说，他的《人间词话》写得相当清晰，那么他的《〈红楼梦〉评论》则写得有些懵懂，虽然开了从文化气韵和审美精神上勾画《红楼梦》人文景观的先河。及至他的《殷周制度论》，更是凭着学术上的天赋无意中触及到了一个极具人文价值和历史颠覆性的重大秘密：在周之前的中国，专制不是传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不是周王朝之前的国家政体。换句话说，只消从《殷周制度论》所揭示的殷周之异稍稍跨前一步，人们就可以发现，中国曾经是一个民主的联邦国家。虽然那样的民主联邦与美国式的联邦合众国颇有异趣，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相同的。也即是说，民主和联邦，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国情，而同样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最为始源的传统。正如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竭力想要推倒孔儒传统的一个基本支撑点，恰好来自于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的那个拖着辫子的王国维；王国维本人可能也没有料到，他的《殷周制度论》乃是对他所效忠的专制王朝的历史合理性的根本质疑。
这样的质疑在陈寅恪，是由他晚年沤心沥血写就的《柳如是别传》提出的。陈寅恪是继王国维之后的又一个文化守灵人。他的守灵结果不是乔伊斯式的《芬尼根之还魂》，而是这部以严谨的史笔写就的文学巨制。有关明末的历史，著述纷然。有同时在讴歌李自成的，也有后来断定多尔衮乃真豪杰的。但没有人能够像陈寅恪那样，从历史的风云之中，慧眼独具地看出了一个风尘女子的人文价值和历史内涵。正如《红楼梦》把族群的记忆推回到《山海经》神话，《柳如是别传》把中国历史置于一个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女子的审视之下。当一部有男人主宰的历史，当一部从来不以妇女儿童为然的历史，突然被放进女性的眼光里，其虚伪，其残暴，其毫无人性，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严重缺如，暴露无疑，一览无余。陈寅恪的过人之处，不在于精通多少种语言，不在于学术根底如何深厚，那些都是许多学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陈寅恪的难以企及之处，在于其非凡的历史洞见力，其深透一如卡夫卡之于人类处境的洞若观火。
从《红楼梦》揭示的民族始源形象，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论述的殷周之异，从陈寅恪提供的女性视角和文化心胸，重新反观由二十四史编写的中国历史，商周之交的历史转折就不再像以前人们公认的那样，是一个先进的朝气蓬勃王朝推翻了一个落后的腐朽落没王朝的传奇，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周公替代了荒淫无耻的纣王的故事，而是一个来自西岐的荒蛮小国替代了地处中原、代表着黄河流域最为正宗的华夏文化的殷商王朝的历史变故，而是一个先是由周武王以暴力方式扫平诸候各国、灭掉作为诸候之长的殷商、然后再由周公旦以极其霸道极其专制的方式，终结原先的诸侯联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历史转折。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王国维接下去详细罗列了殷周之际的变革细节，他只是没有意识到，这场变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王国维没有意识到，正是这场所谓的变革，把中华民族推入了一个长达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轮回里，遍体鳞伤地体味了什么叫做专制，什么叫做集权，什么叫做皇帝，什么叫做大一统，什么叫做儒家道德。如此等等。这样的轮回，一直到了近百年的激变，才渐渐地走向终结。
从商周之交到百年激变，要而言之，乃是由周公建制和孔子立言所设定的权力话语方式和话语权力梏桎、从君临天下到黯然解体的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扮演了各不相同的历史角色。有坚决维护专制的，有坚决反对专制的；更有从坚决反对专制开始，最后却以努力重建专制、疯狂加强专制而告终的；有坚决追随孔儒的，有坚决反对孔子的；有开始反孔后来又尊孔的，更有以反孔开始、却最后不得不以跟所谓的新儒家眉来眼去地调情来标榜自己有文化的。
历时三千多年的历史，说白了，不过是由周公和孔子当初心照不宣地先后制作的一个简单平面。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在这个平面上有滋有味地绕了数千年。一直绕到今天，人们才刚刚看见曙光。环顾四海，周公奠定的中央集权专制依旧，倒是从孔子到朱熹再到所谓的新儒家的儒教传统，在话语权力上的式微，清晰可辨。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的国运在继续上升。唯独周公孔子当年设定的那个历史框架，始终不见有什么起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近无来自东邻的威胁，远无来自西方的炮舰；西伯利亚的寒流，将随着油田的开发而变暖；与地球另一边那个大国的利益相逐你来我往，再激烈再剑拔弩张，也跳不出近攻远交的外交方略。没有能够同时跟进的，是陈旧的历史框架，是僵硬的政治制度。由于为既得利益所困的抱残守阙，至死不变，整个民族在心理上的持续变态、在精神上的不断沦落，无以缓解，更遑论何日消解。制度上的僵而不死，精神上的空前萎琐，与蒸蒸日上的国运，与日渐繁荣的经济形成了越来越巨大、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刺眼的反差。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一直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今，这样的徘徊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刻，到了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