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到坊间新译保尔,策兰的传记，给人惊世骇俗的感受；不禁想到，二十世纪以来，多少小说家，因其人民遭受的同样惊世骇俗的破坏和死亡，而对上帝发出的置疑之文字。这些发出问天之作家群落中有翁.艾柯，卡赞札基，丹.布朗等，但是，对圣经文本给予彻底解构的，则是策兰。之所以这样确定，是因为，策兰的全部文本乃及其圣、俗两面生活，都是在圣经阴影和阳光下创作和发表的。他对于奥斯维辛以后“必然写诗”的述评，甚至遭到提出这个岂有此理看法的作家阿多尔诺本人的承认——阿氏，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认可了策兰的反驳；且宣示，收回这个讲话（约翰.费尔斯坦纳《保尔.策兰传记》下同）。于是，接下来的课题，就是如何对应整个死亡之奥斯维辛、及其带来的对于奥斯维辛意象的今天解读——也就是说，策兰的诗歌写作策略，无非是在向后看的时候，针对今天，针对法西斯，针对纳粹屠杀的宗教解读的无效。他的诗歌文本几乎全部是在解构圣经的意象，意义和定格。我们看到，他的诗歌的织体，囊括了整个历史的古往今来，即为古代的现代和现代的古代；圣经文字，被他重新启用，解构甚至亵渎（保尔.策兰语：“但愿能渎神到死”——他和诗人萨克斯的对话）。他认为的“无眼无珠”的（猿猴）上帝（“好好想想吧；/那无眼无珠、没有外形的/他们引导你冲出骚乱走向自由”），并不能解读死难哭墙上但以理一度解释过的文字（——
这样，它也没有
映射那电子样的
白痴，他捏造
日期给
破解伯沙撒宫墙秘语的
猿猴
这个猿猴是什么？墙上破解的秘密又是什么？“这位诗人的皇家密件隐藏但也证实藏在里面的东西，假如真的被打开，那是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这里的‘波浪‘，在草稿里用的是‘约旦河的波浪’），也是写有被但以理破解出来的墙上秘语（‘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新’）的地方。）
他的“死亡赋格”中圣经里的“灰头发女孩”，现在（集中营时期），并不能受到上帝的保护；他的“无意义文字”，开始被意义赋予无意义。天机的泄露，就是西方人在二战以后发出的、为什么上帝不拯救奥斯维辛？（详细文本可参见美国《倾向》杂志）对此答案的无解和愤怒，说出了圣经和上帝必然正、负两面说法之根据；一个说法是，正是因为上帝的坚持和对于上帝的坚持（信仰依存），所以，才拯救了幸存者；另外一个说法是，圣经里记载，现在发生的、对于犹太人的洗劫屠杀和亵渎，正是因为上帝认为，“希特勒是上帝之鞭”。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说法中，显然，策兰是站在后面一个说法里。这是第一点。
二是，泄露天机的策兰，对于几乎全部圣经典故的解构——也就是让圣经文本回到——抑或说前往纳粹之帝国，并且让几乎全部圣经人物背景和结晶，成为罪恶洗亮意象和亮出血证的新圣经文本。这样，策兰的诗歌就提出了类似中国人所谓天问一类抑或问天一类风格的诗歌曲式——这个风格的建立，因为直接接触了犹太人的命运，对于上帝应该如何对应“应许之民”“负责”的说发，因为没有任何说法而使得诗人自己陷入绝境。他的瞬间和永久迸发的对于上帝、圣经、人类、犹太人的命运之激情，之思索，之困惑，面对根本无解的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无之具体和不具体（虚无，文本，文本的互补性，颠覆性等等），走向对于诗歌的增值和解构之魅力；并且也正因如此，而走向触及此课题必然面临的疯癫和准疯癫——就像说上帝死了和众神去矣之尼采，之荷尔德林一样，他们受到有形无形之冥冥之物的操控而丧失了语言创造和健全思考之权力，他们，完蛋了——这个完蛋，和不得拯救之几千万犹太人的命运，又如何捆绑在一起呢？难道他们泄漏的“天机”，就是上帝打算掩饰、掩盖和遮蔽的真相吗？这个假象，以后，还会以其上帝的面目降临人间吗？！——犹如所谓其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之降临吗？卡赞扎基所谓“新旧世界的转换”（见其《基督的诱惑》），真的，是以犹大和耶稣乃及罗马人之合谋做成？
难道牛顿和达芬奇的隐休会，真的，要在世纪某日，发表新的上帝真相？耶稣，是不是东至印度，又产生了他对于印度和中国人命运的关怀？！——这一切，是不是一种神话和虚妄之说？策兰的诗歌，显而易见地、在对这个无形体的，无眼无珠者，给予失落绝望和绝地还原——“他”（该是大写的他）,究竟要如何处理策兰预言回顾和忏悔的某种世界改革之道呢？没有人能够回避这个险象来解读策兰的诗歌；是的，如果极权主义对待上帝的态度，都用佛莱堡的海德戈尔的说法，那么，策兰对于猜测谁是三十年代“先于他的造访者“（暗示是纳粹中人），此—提示，其实就是毁弃了海德戈尔的“在和虚无”。在政治层面的课题似乎解释和结局以后，策兰，面对塞纳河时想到的，绝对不是这个简单的政治常识和真理自由等等，而是犹太人处境带来的人类命运之遗祸/疑惑，这个灾难的自身，触及了他的肉身，触及了他的文字，触及（和创造了）他的诗歌。于是，策兰诗歌的意义，再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世界大战胜败和西方人与以色列人、在梅厄和美国共举的新事物新世界和新国家里，欣欣向荣，正确无忧的局面；不！这个局面，对于诗人来说，恰好相反。他的诗歌，就是这个反向证实之证。他死掉了，跳进了塞纳河。是的，他不是因为一般的绝望，而是因为问天的无果和沮丧，且以其诗歌，作证这种绝望，而死，而生（诗歌生存了，传世了）。这就是策兰精神和所有的持天之问者的共性；只是，他们的强度完全不一；比如，尼采，比如，荷尔德林，比如，曼杰利什塔姆，比如，阿赫玛托娃，比如，米修……。是的，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一，那么，前者是政治、民族和精神的受害者，而策兰，是上帝的受害者。这个启示，同样是惊世骇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