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保尔.策兰并非生活在纯粹宗教的氛围和体制里。他作为一个德国－罗马尼亚裔人，对于二战以及战后发生的所有的政治改变，都是亲历和目睹的，但是，这种改变并未引起他的信任和期待。在绝对主义和绝对悲观的诗人心中，文学，诗歌，政治和宗教之间并无良好的间性元素来化解他的绝望。宗教世界观的文学写作，使人很少考虑如何区别文学和政治，政治和宗教，宗教和哲学之课题。其间，我们看到，他的写作手段和心理寄托，并未能够给予这个并不健全的世界以乐观的图示和发掘；他生活在二战死亡集中营的阴影里，虽然，这个集中营业已废除和崩溃；可那种追回历史和历史的无法解释感，将其锁闭起来，不得伸展，无法转变。他没有光的今天感受——他写到，对于圣经中要有光，就有了光的说法，他只是转变成为一个光之过去时，“曾有光”；现在是没有光；奥斯维辛更没有光。策兰的诗歌从文学层极向着宗教层极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又使他每每回到对于宗教文本的解构和质疑当中。这样，文学和宗教的思维指向，超越了犹太人的战后政治建国和政治发展；保尔是对之视而不见的——其绝对主义改宗，不是向路德和卡尔文那样要拯救教会和教旨之路径挺进，而是每每发现元教旨的纰漏和塌陷。这里的逻辑呈现是，如果政治可以分开文学和政治，那么，就会有一个绝对不是绝对主义的世界观和诗歌观出现；并可能起到一种容忍政治改变的生活场景和文学背景——但是，这样的写作态度，却不是西方文学传统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回转到政治标准，还不如说，是要超越之而自成一体。这个传统，每每遭遇到政治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以下的情景：1，坚持文学大于政治的考量标准。这种写作状态，在很多诗人身上每有表现——这个表现，可以是符合历史和政治进程的写作，也可以是质疑之的写作，甚至是反对之的写作——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言，这部文学作品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反动”的，但是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乔伊斯，普鲁斯特，TS.爱略特等人身上看见这些特征。
2，俄罗斯文学，并不是“政治上正确”的作品，却也不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就是这类作品的范本（他们在表达人权和人性的深刻层次上，并无“不正确”之说——对于那时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列宁主义（批判）甚至西方价值观，等等。）这些范本昭示的事实部分和分析部分，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就是让持有不同政治态度和宗教态度的角色，展开一种“对话”的“赋格”，而不是完全呈现托尔斯泰的说教和独白。于是，继承了这样的复调性质，保尔.策兰的赋格，他的死亡赋格，他的圣经赋格，全然继承了这种写作方式。这种性格，让文学本身，既超越了政治，又质疑了政治，却囊括了政治。奥斯维辛的回忆，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念里，以现在时的展现方式，做到历史就是今天之展现。这个警示，又每每不能发生一般性的效用（在生活层面和社会层面——一个诗人转变成为非犹太人的身份和公民、纯粹公民的身份的平等和公正时期，那时，尚未实现），而是以绝对主义，绝对纯粹和正确——一种诗歌正确性，排斥了对于相信未来的廉价期待值；加之那个时间段，世界上对于犹太人的依然歧视，也在具体诱因上打击了诗人，使他发生和战后西方政治社会文明的断裂。（即便在今天，一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就发出让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的言论——她在2010年6月份说出此话，固然，她被迫辞职……）3，具体分析保尔.策兰的政治态度也许非常乏味，但是，这个参考系却不能废弃，否则，人们无法看到一个完整的诗人。我们稍稍举例以兹说明之。比如，写到1919年；他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右翼政治势力之抢击打成肉筛状之诗歌（他引用了三个叫做罗莎之女——含罗莎.卢森堡）；比如，1967年，以巴战争；比如，68年法国学生运动等。接近或者契合67年战争时期，一个德语不能表达的大词Ziv，使得诗歌从政治领域接合了宗教和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Ziv”这个希伯来辞藻何以会这样被诗人强调和坚持？因为，光，本是照耀以色列人的光，“‘齐夫，那道光’使我们在某种不可抹煞的东西上猛然回到那个纯洁的字眼和姿势：不是圣约翰的罗各斯，不是‘太初有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而是Ziv haShechinah，是哪怕还在悲苦的流放中也在关照以色列人的那道光彩。/这首诗的日期诗1967年5月10日，根据这个日期，叙利亚的袭击和炮击遭遇到以色列的空中打击，恐怖主义这已经开始攻打加利利，而纳赛尔的埃及也在南面制造威胁。……”（《传记》）细节表示，策兰认为，“齐夫是一个所‘需求的碎片’。这里说的‘两个民族’也许是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在歌唱古代在死海上的梅查达古堡抗击罗马人的犹太武士。
1967年，保尔.策兰在会见海德戈尔以后写到——
“——在我名字之前
它先写进了谁的名字？——”（《托德瑙博格》）
书载，“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里，海德戈尔曾描述过荷尔德林的‘一个新时代’的意义：‘那是一个众神逃跑和一位即将到来的上帝的时代。’荷尔德林的希望仍在等待一个至诚的字眼，这是策兰要暗示的意思。这一次，他的诗还是挑战了海德戈尔，提及他们放弃继续散步的‘半一/踏的 圆木－/小径。’海德戈尔的《林地小径》说明诗歌正在超着真实的‘路上’，这让策兰可以信服。但是，在一个激起强烈感情反映的双关语里，策兰用‘圆木’（Knuppel）一词，也有大棒的意思。翻译《野与雾》的时候，他曾利用这个词描述死亡集中营的囚徒早晨五点；被大头棒砸醒’”。
1968年．“5月，法国学生掀起暴动，触发了策兰的政治思想，也使他个人的立场更加坚定”；和他的十三岁的孩子唱起《国际歌》和其他俄语、意第绪语及法语革命歌曲。但是他反感把巴黎警察等同于党卫军。
同年，他接受了以色列电台的访问，为其独立日做了节目，朗诵了他的《好好想想》。8月，苏联结束了布拉格之春。“策兰认为那场自由主义实验是新孵出的小鸡，以为‘大吃章鱼触须可以治病’：
一根触须钩住
朱特人那满装
源自CC的喃喃决策的
袋子……
策兰抨击了CC(集中营/中央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