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圣经的文本——读保尔.策兰的诗歌和传记
发布: 2010-7-23 10:05 | 作者: 刘自立
三，
难道每个人都有改写圣经的权力吗？这个提问本身就是离经叛道和大逆不道的；但是，圣经本身的可塑性，使得世上很多著名人物为此改写殚精竭虑，乐此不疲。杰斐逊就改写过圣经，还有其他人吗？其实，文学文本的出现，诗歌的写作甚至小说的敷衍成章，都是改写方式的一种。改写圣经源于某种圣经的开放性和接受美学吗？不改写之之原教旨主义，是不是一种正确和优势之选择？我们认为，既然每个人都是上帝，就可以每个人都写有他自身的圣经。于是，我们现在就言归正传，来看看策兰的“圣经”。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快感承受的苦梦和痛处，是诗歌大变通条件下文本创造的创举和天才眼光所关照的历史赋格曲。因为不能全部抄录传记提供的案例，我们只好删繁就简，呈于案头。圣经是不是历史？这是一个历来争执已久之提问？圣经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则是再问；三是，如果宗教排除了语义学上的对应之物，且像哲人所言，“词与物之对应是一种原罪”（蒯因语），那么，策兰的词与物，是不是冒犯上帝的解构之举？即便是解构之举，其结构的意义，难道消失不见？不，从西方哲学解构与结构从来同在的意义和无意义上讲，这样的解构主义，只是增值和内扩圣经永久性涵义的一种方式，难道不是吗？一切排除这样的文学文本的圣经宗教学解释，都有不能囊括此一大书之无限内涵之嫌。我们是这样看待策兰诗歌对于圣经之意义的——即便，无意义挑战和恐吓，同样会降临到此一文本分析当中；而受到类似咒骂《死亡赋格屈》是“犬儒主义”之责。我们开始举例说明之（不嫌这个方式的笨拙）。
1，先就策兰伟大赋格曲做一诠释（当然是传记作者的文本）。“ 清晨的黑奶我们傍晚喝”——：“清晨的黑奶”，是希伯来文中黑色和清晨的词根应用，“扎眼的功夫（希伯来版有这样一层暗示），清晨就能变成晚上。”（同上）“另一个来源加深了《死亡赋格》的深度。最开始，我听到《创世纪》里造物次序：‘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如果圣经与策兰开篇的诗句呼应，‘白天……黑夜，……晚上，……早上’，那么‘黄昏’这个词就不能像‘晚上……和早上‘那样仿效圣经了，尽管把这首诗变成希伯来语会是更贴切的模仿，用希伯来语这种宗教语言本身，很容易找出词语来反驳圣经里说过的一些话。”（要反驳什么呢？）“你灰色的舒特拉”相对于“你金发的玛格丽特”，“舒特拉不是什么灰发的白人美女，而是《雅歌》里一个’黑而秀美的’少女，一个‘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的公主，她穿的凉鞋，舞动的双脚看上去十分漂亮。她的名字类似shalm （‘和平的’）和 yerushalayim（‘耶路撒冷’），守护她的身世，只是在圣经里出现过一次。策兰在‘传奇’（1939）里已经唤起过《雅歌》里的这样一位人物：‘这是我的姐姐，我的爱人’。（F20）舒特拉是人们衷爱的美德典范，并且被看作犹太民族身份的象征：‘回来，回来，舒特拉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雅歌》，7：1）。因为《雅歌》在逾越节时朗读的，舒特拉就扮演着返回锡安之应许的角色，犹太奥秘传统将她理解成上帝的临在，他一直带着以色列人在世间流浪。当《死亡赋格》把舒特拉和《浮士德》里那位虔诚却被毁的玛格丽特凑成一双的时候，任何事务都不能让她们和谐起来。”当人们指责和嘲笑这首伟大作品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奥斯维辛以后不能写诗；犬儒主义；利用苦难——就是中国人说的，吃人血馒头；……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知道，圣经记载的人类就是苦难，承当和赴死（含半人半神的耶稣？）难道圣经也在利用人们的苦难吗？……；回到这样一个圣女舒特拉身上的，死亡赋格曲中，她不再是圣洁高贵和历史延续性中女，而是这种延续性的弯折，颠覆和辱没；包涵对她本人的毫无身份尊严的辱没；在集中营里她们没有名字，不需要身份和性别（见阿伦特）——这就是对圣经的1940年代的解构吗？圣经本体论者，存在主义者和诗人之绝对论者，都不难发现，诗歌在此意义上，过是一种挑战。这个挑战包涵了对于文字巴别塔秘密的觊觎和窥视。这样的窥视，不能带来一孔之见；而是往往又被思想的文字和文字的思想所遮蔽。不，文字和诗歌并不是林中小路和存在栖居，而是重新体现那种类似以色列人漂泊，栖居，逃往，死难这些过程的回复。这样的回复，不是由文字和诗歌可以挽救的——文字和诗歌只是本体历史的文字本体，是一个简单抑或复杂的复制和复制过程，是重现绝望和悲观的一个手段，一个目的甚至一个无奈；所有悲观主义杰作，都在不同层断上，昭示这样的心灵和肉体毁灭（上帝在肉身和在心中，其实并未不同）。我们说，如果诗歌意向启发和震感了文本指设的世界，那么，被文本指设的世界，毕竟是悲惨绝伦，不俱人性的。难道不是吗？其中，最为绝望的，就是犹太人在被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送进毒气室的、那个一瞬——那个一瞬，就是考量如何解构世圣经的时刻。策兰如何对比和对位海涅和歌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所有的诗歌意向，无论是歌德的是海涅的，被纳粹挪用，转移而最终被确定在一篇氢氰毒气之天地之间——这即是圣经的未来主义文本解读——虽然，更大更多的人类希望，并不会因此而自动死亡，不，他们还会“自动”生活，就像死亡一样永久和不可征服。
2，策兰只是看到维也纳轻度去纳粹化，以后，他来到巴黎。这个时期，他的诗歌“数数杏仁”，讲出了另外一种颠覆性的情绪——“策兰在zahlen（‘计数’）上用了三重强调，这样让人想到zahlappell，就是纳粹集中营里点名时用的词。虽然只是一种猜测，但是有可能杏仁气味是从纳粹党卫军使用的氢氰毒气弹里散发出来的。正是在这样残暴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听出这位诗人和他的母亲在沟通和命名上所做的种种努力。”那么，数数杏仁，究竟又是如何一种圣经故事呢？它关联到他的母亲“烘烤糕点时放在里面的杏仁，”“吟唱锡安寡居女子的意第绪摇篮曲‘葡萄干与杏仁’”；“杏树在以色列最早开花，产出的杏仁有甜有苦，其椭圆形状很像地中海东北地区累范特人的眼睛，在策兰看来，杏仁代表犹太意识。以色列人在荒野中使用的烛台，往往都有杏树开花的图案（《出埃及记》，亚伦的杖也结出熟杏（《数民记》）。先知耶利米蒙神传召，拿‘杏枝’（shked）这个字眼来做双关词，证明神会‘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利米书》）”。作者说，“这个双关语的意思在1952年浮出水面，是在神的应许过去以后——‘数数杏仁，/数数那些困难和让你睡不着觉的’”。杏仁这个词，含杏枝，杏眼，杏树，相信在古代圣经文本中是一个指示性辞藻，意在带领，指向和目的；意在生活，丰收和恬美。但是，在“1952年”的回忆里，文本里，诗歌里，这里的典故之持，之证，却用意完全相反，成为杏之大毁灭，大绝种，大遗弃——这个遗弃，指出了路径堵塞，恬美不再，计数无望，呼唤不灵；不是命运不测，而是命数笃定之“最后解决”之结局，逼得诗歌无可如何。这样，一直沿用至今的互文性写作，发生异变，断裂和蜕质。这个元叙述的述说完全从反面颠覆解构了杏仁之美学考量，变成了一种美学之反之写照。这个创造的毁灭，意味着毁灭的创造。我们中国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典故和辞藻背景的移动，增值，增量抑或转化，易用，而是完全彻底的切断和背弃。这样的语境，是语境本身的消失和失语，是失语人身的被屠杀、被火烧、被送进毒气室——也就是我们所谓，极权主义的文化荼毒，变成了对于诗歌本身的灭绝——策兰的诗歌，是诗歌死亡和人类死亡本身的对位和赋格（他本人在尝试这历史还原的时候，焉能不死，不狂，不颠。策兰以来，一切要想从中找到圣经拯救的任何力量，都显得微不足道起来。和一切伟大诗人造就的身心绝望一样，这类启发，不是任何美学挽救和艺术玩具，可以相形对照的；他是一种类似无拯救、无神论的绝望——而反射在圣经文本的负面增值和增量之上。这样的悲观，难道不是非常非常无奈吗？人类要承当如何强度，才可以等同于此等强度，策兰强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