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1
作为一个援助律师，我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属于别人的问题，基本上没有时间回忆过去，慢慢我就忘掉了许多事情。比如我大学毕业十多年后，我就把我的大学同学忘了个干净，能叫得出名字的，除了几个关系比较亲密的女同学外，只有一个男同学，而这个男同学恰好也是我的丈夫。对我来说，过去就只是过去。不过也有很特别的情况，我所经手的案子，无论是离婚的、工伤赔偿的还是未成年人涉嫌强奸抢劫杀人的，无一例外都会让我想起我的故乡涔水镇。就像一首歌里唱到的那样：
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
哦，这最后一枪
……
尽管我已有很多年没有回过涔水镇，我的家人也早就离开了那里，可它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颗流弹一样总在我接手一个案子的最初一刹那击中我。我手里拿着一件案子的卷宗，会突然想起涔水镇的某个人、某条街道、某棵树、某间小铺，或是它的某种声响和气味……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因此我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涔水镇也像我一样长了两条腿，多年来一直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路上疾步前行，动不动就会与我不期而遇。
有一回领导给我分了件一个下岗女工打离婚官司的案子。这个女工已年近五十，是一个做了奶奶的人。这是她第几次要打官司和她丈夫离婚呢？我想她自己也说不清了。她离婚的理由很简单，夫妻生活不和谐。这个不和谐说明他们并不是没有，有倒是有，还经常有，只是她一直都没有感觉到快乐。当然她的丈夫是觉得很和谐很快乐的，所以他坚决反对离婚。因为他的坚决将近二十年了他们这婚也没有离掉。现在她的丈夫是一名退休干部，每天只是到公园里遛遛鸟，按月也有两千多元的退休工资，而这个女人每个月只能领到两百多元生活补助金。在这个房价已逼近两万每平米的城市，靠这两百多元过日子不叫活，只能叫喘气。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算得了什么呢？因此以前的律师也好法官也好总是给他们进行调解，通俗地说就是劝和。刚开始我也打算这样做，准备把这起官司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一天这位女工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坐到了我面前。只见她头发花白，神情凛然。她低着头摆弄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衣襟，才幽幽说道：“……碗倒是有，可是没有筷子，怎么过？”
她要为她的余生去争取一双筷子。
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想起了涔水镇上的梁记裁缝铺。低矮的灰色屋瓦，临街的墙上开了扇方方正正的窗……我的耳边霎时响起了“哒哒，哒哒哒”的踩缝纫机的声音，这声音就像枪声一样响亮。不知怎的，突然间我就改变了主意。
我站起来，把我的右手伸给这位女工，说：“您，应该有一双筷子，甚至是，一把叉子！”
晚上，我和我的丈夫，一个小有资产、在法学界有些许薄名的中年男人说起了这件事。他一下笑了。
他说你做援助律师还真是上瘾啊。
他这话虽说有些情有可原——他曾经想让我到他与人合开的律师事务所去，我没有同意——但还是让我有些不快。援助律师整天和没钱但有麻烦的底层百姓打交道，干的是费力又不赚钱的活，所以他的语气听上去简直就像在说我有病。
当时我俩正坐在书桌边各看各的书，我们的面前都有一杯刚煮出来的浓香咖啡。靠墙的矮柜上放着一台液晶电视，我总是在看书的时候让电视无声开着，电视里的人啊事啊让我有一种俗尘滚滚的感觉。我的心情因为我丈夫的这句话低落到谷底，一般说来，这个晚上我不会和他有任何语言及肢体上的交流了。但没过多久电视里出来一个长相清秀干净的男人，他的头发有几缕是红酒的颜色，肩头围了一条咖啡色的披肩。这个男人在电视里教女人怎么打扮自己。看着这个男人，我再一次想起了梁裁缝。
我沉默了一会，把一本《人民法院案例选》合起来，对我丈夫说我给你讲一讲梁裁缝的故事吧。我这么说的时候把书桌上方的吊灯往下拉了拉，让灯光正好照在书桌上，而我和我的丈夫，就像潮水退去后的沙粒，袒露在灯光外的黯淡里。
我的丈夫背对电视坐着，他也把一本哈耶克的书合起来，面带微笑地看着我，神情仿佛在鼓励我快说吧快说吧，快说说三十年前小镇上的时尚人士吧。近一段时间来他的心情相当不错，他刚刚拿到了一个国家级的专项课题，换了辆新的凯美瑞汽车，昔日的乡村少年已成长为这个城市的中坚。他的同学师友遍布全市各个部门与机关，人到中年的他们皆已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与资源。我的丈夫曾说，在这个时代，纯粹的学术研究就是首绝唱，前有古人，后无来者。是啊，当少林和尚都已不甘寂寞呆在深山，积极努力地入世了，普罗大众又何以出得了这滚滚尘世？
所以，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开了那家律师事务所。
他们还合写了一部叫《中国社会、法律与正义》的书。
他们甚至还各自招了一个对方的女学生做自己的博士。
这个晚上，听我提到梁裁缝，我的丈夫面带微笑地看着我，说那就讲个裁缝的故事来听听。就像我预料到的那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学界新贵对一个裁缝的故事是不会感兴趣的。这不，他一边微笑着看着我，手里一边转动一只价值不菲的万宝路金笔。这支笔就像着了魔一样在他的指间跳舞，快乐得像要飞起来一样。这是他近来才有的举动。想想啊，一个年逾四十的还算体面的男人，让笔在几根手指间转来转去，就像现在大学课堂里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小男生，看上去是多么地心不在焉。我甚至猜想他是不是在经历一场婚外恋呢？我有这种想法不是凭粘在他西服上的长发，也不是因为偷看了他的手机短信。就像感冒要来之前，总是会有一些先兆，比如偶尔的喷嚏、咽喉的轻微不适。爱一个人超过十年，你也会像我一样对他的一切都很敏感。我看着这支笔跳了一会舞，很快就失去了讲故事的欲望。这支笔跳着舞告诉我，我的丈夫，这个微笑着看着我的男人，实际上并不想听我讲一个三十年前的故事，此刻他心里想着的可能是另外一场志得意满、风花雪月，他之所以会在这个夜晚跟我一起坐在书桌边，实在是因为打破一个养成十多年的习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打完下岗女工的离婚官司后，我决定把梁裁缝的事写下来，说给那些会看到我文章的人听。我的丈夫呢，他也许会看到，也许，他永远也看不到。
2
梁裁缝这个人本没有什么好讲的，一个裁缝吗。在三十年前，这样的手艺人多了去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镇上的手艺人，却在三十年前成了方圆几十里轰动一时的人物。人们后来谈起梁裁缝，人人脸上带了点微笑，想起他双手反剪，站在高台上示众时的样子，就有人忍不住感叹：“乡下人么……”
对那一天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我乡下的爷爷碰巧来镇上买壮油菜苗的化肥，平常人声鼎沸的小镇安静得出奇，我坐在门槛上玩一方花手绢。见有人风一样从街道上跑过，爷爷就带着我跟了过去。我们走出小镇，发现出小镇的公路上到处是人。我们远远看见人们就像流水似地汇集到一个小山坡上，山坡下的公路边停靠着几辆草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半山腰已搭起了一个木台。爷爷把我举到一侧肩膀上努力往前挤，人真的是太多了，竟有人扛了甘蔗来卖，也有人推了装着香瓜、凉茶的小车在山脚下吆喝，女人们的手里往往还忙着针线活，人群里热烈的议论声使得现场就像一个市集。后来人群骚动起来，有几人被押到了木台上。我数了数，一共五个。梁裁缝就站在中间，他的左边是一个把继子淹死在水缸里的乡下女人，右边是一个打死自己工友的矿工。人们指点着他们，兴奋地议论说这是一准要枪打的了——还没等法官登台宣判呢，老百姓自己就把案子给断了。
台上五个人脖子上都挂了个划着红叉的白色木牌子，梁裁缝不像其他人那样垂着头，他把脸略微偏向一边，就好像他不好意思似的。
梁裁缝是有名有姓的，但平时他的姓名都用不上，大家只是叫他裁缝。要不是他有双叫梁小民、梁小蚊的儿女，谁又能知道他姓梁呢？晚上我外婆在昏暗的灯光下补我哥哥撕破的裤子，我的母亲总会说一句，值什么，拿给裁缝匝匝吧。梁裁缝的儿子在学校惹了事，老师这样让孩子捎信叫家长：让裁缝来一趟。就连他的老婆李兰珍，在外面提到丈夫，也是这样说：“哎呀我们裁缝……”所以那天，当我端坐在我爷爷一侧的肩膀上，越过无数攒动的大人的头顶，在一个白色木牌上读到梁裁缝的名字时，我吃一大惊也就不奇怪了。梁裁缝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粱三来。”——原来梁裁缝叫粱三来。
观看完公捕公判大会，大家纷纷猜测，枪抵在后脑勺上，裁缝会不会尿裤子？五个人都是死刑，除了裁缝，其他人都有命案在身。人们就说，裁缝这下吃老大亏了，搞什么样的女人不好呢？搞个军属！
有的男人，主要是镇上那些在政府、学校、医院、工商税务等部门上班的男人，他们把一只手塞到裤兜里，一手捏着根卷烟，想起裁缝那些可能的暧昧场面，无不带了点艳羡、带了点轻蔑地摇着头笑着说，这狗日的裁缝！
我爷爷记挂着地里油菜苗，牵着我急急地往小镇赶。他从旧社会过来，属于那种见多识广的人。以前涔水镇的河滩里，哪一年不得杀几回人？土匪火拼、民间斗狠、衙门的法办，后来是打土豪劣绅、灭地富反坏，何曾消停过？所以我爷爷只嘟囔了一句：“划不来吗，少说也有二十年的好米没有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