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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了二十年好米在人世的梁裁缝很快也就被人淡忘了。偶尔他被人提起，不过是作为一个话题，在午后、在夜晚，在街头在巷尾。人们谈到他时，语气里有些惋惜、有些觉得不可思议的好笑。
有男人打上门来，这家的女人晚上必在枕边教育老公，说连野女人也不会搞，傻得像个裁缝！
后来，就连梁裁缝的老婆李兰珍，也可以把两手夹在膝盖间，坐在小竹椅上对人回忆当时的一切。说着说着，她会把右手从膝盖间抽出来，给大家看那根被她嚼坏了的食指。
那根食指的指头变得像枚被砸过的硬币一样又扁又薄，见过的人无不惊骇。
我记得我的外婆曾问她，兰珍，两个人都是天天和你在一起的，你就一点也不晓得么？李兰珍慢慢把那根嚼坏了的手指收到掌心里，握成一个拳头在膝盖上擦来擦去，为自己的不晓得不好意思地一笑。人们的追问并不因此停止，李兰珍常常要被问到的问题大概有这些：嚼的时候疼么？是公判大会那天嚼的还是枪打的那天嚼的？流的血多么？他为什么要承认是强奸呢？
李兰珍曾经的痛苦就像一条黑暗而幽深的巷道，人人都想在她的带领下走上那么一遭——人心有多好奇，也就有多残酷。
我外婆所说的“两个人”，一个当然是梁裁缝，另一个是李兰珍的同事兼邻居叶红梅。
李兰珍是镇供销社的售货员，而且是布匹柜的售货员。由于她的个子实在矮小，如果她坐着，站在外面的人会看不见她，所以她经常站着。她站在柜台里，猛一看去，就好像她的下巴是搁在前面的柜台上似的。
李兰珍卖布，当然并非偶然。在涔水镇，对一个女人来说，她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有什么样的生活，实际上跟两个男人有关。就拿西街崔记米粉店的桔子来说吧，桔子的爸爸是种田的，桔子在未嫁人时也种田，嫁了个男人，男人卖米粉，桔子也就只有米粉可以卖。一句话，就是女人得靠男人吃饭。我得承认我之所以不愿到我丈夫的律师事务所去工作，多少也是因为这个吧。
李兰珍已故的父亲曾是镇供销社的职工，卖布。所以，李兰珍在涔水镇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工作，也就是卖布。尽管她个子矮小，但自小耳闻目濡，李兰珍扯布的水平也是很高的。你买三尺三，她不会给你三尺二，当然更不会给你三尺四。
布匹柜在进门的右手边，进门的左手边是南货柜，柜台上放着一排玻璃瓶子，瓶子里装着姜糖、五香瓜子、花生、猫耳朵、粘有一层白糖的饼干等小吃东西。靠墙的柜子上搁着一盆盆的油盐酱醋，上面盖着塑料布。
南货柜的服务员就是叶红梅，白脸，长条个儿，十指上生着尖尖的指甲。没出事之前，人们常能看见她蹙着眉，扭着身子坐在一只方凳上与李兰珍扯白话。她蹙着眉的样子、她扭着身子坐在方凳上的样子、她尖尖的十指翘起来搁在膝盖上的样子，就好像她对周围的一切很嫌恶似的。叶红梅的肚子莫名其妙大了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供销社看见她。南货柜换了一个脸长得像个盘子一样平的年轻女人，女人长得很丑，脾气也很坏，人们去打酱油的时候，她总是把酱油洒得到处都是。
李兰珍和叶红梅中间是卖搪瓷脸盆、茶缸、毛巾、肥皂、拖把的供销社主任邓伯。邓伯耳背眼花，所以她们搞起小动作和扯起私房话来，就好象邓伯不存在一样。
李兰珍、邓伯、叶红梅每人头上都有一把红星牌吊扇，一到夏天就咯吱咯吱地在杉木房梁下慢慢打着转。有一天叶红梅隔着邓伯、隔着咯吱咯吱的声响对李兰珍说：“现在大城市里的女人不穿汗褂了，她们穿一种叫奶罩的东西，巴掌大两块布，也要好几块钱”。
李兰珍说：“凭么子东西，我们裁缝扫一眼就做得出来”。说到丈夫梁裁缝的手艺，李兰珍总是一副很自豪的样子，就好像梁裁缝根本不是个裁缝，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了不得的男人。说着她把一根食指从领口伸进去，挑出一根细细的米色带子：“信用社的柜台上有本日历，里面一个外国女人穿了件细带子的短汗褂。我们裁缝扫一眼就做出来了，省布票，还凉快”。
叶红梅说：“你把扣子解开两个我看看”。
李兰珍就解开两个扣子，把衬衣往两边扒了扒，露出一字形的一抹家织夏布。
叶红梅欠了欠身子，半边屁股还在方凳上，她踌躇地说：“不是这样子的，我屋里赵大军写信说下次探亲带一个给我。”
叶红梅的男人在青岛当海军，连长，再过两年到副营，家属就可以随军了。所以，叶红梅注定是属于遥远的大城市青岛的。叶红梅嫁过来后，先是和丈夫在一起呆了十来天，还没怎么混熟呢，丈夫就被部队的一张电报纸叫走了。后来她和患肺结核病的婆婆六婆住在一起。年前六婆死了，现在她和一条叫二小子的老狗住在一起。
叶红梅说“我屋里赵大军”远没有李兰珍说“我们裁缝”顺溜，她自己仿佛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她蹙着眉把脸扭向了门外。街道边的梧桐树上净是黄尘，叶子被太阳晒得打着卷儿。有四五个女孩头上扎了红的绿的绸子，在树下跳用粉笔画在地上的房子，她们吵吵嚷嚷的，尖细的嗓子飘起来，象在头顶甩来甩去的鞭子。叶红梅看了一会，对李兰珍说：“夏布粗粗拉拉的，也能做汗褂？”
李兰珍说：“我婆婆在自留地里种的麻，没打药，自己织的布，没用药水染。我们裁缝给我、我儿、我丫头一人做了一身……睡衣！”李兰珍说完，把脑袋往一边歪了歪，咧嘴一笑又说：“洗的时候用包袱包起来，捶捶，穿在身上……”她看了看周围，哧哧笑道：“跟男人的手一样呵……一样。”
“……说来可怜就可怜，可怜凤凰落烂田。
凤凰落难遭狗咬，情郎落难妹可怜……”
一对托着瓷碗、唱着山歌乞讨的苗族打扮的男女从门口走过，男女都包着青色头帕，女的又短又宽的裤脚上绣着七色晕的花边。他们是从西边的大山里来的，好久没下雨了，到处都是干旱。一群兴奋的孩子狗一样跟在他们后边。那几个跳房子的女孩也连忙跟了过去。他们杂乱的脚步过去后，街上扬起一层灰尘。叶红梅蹙着眉目光直直地看着街道，就好象没有听到李兰珍的话一样。
4
梁裁缝的铺子位于小镇东街，东街的房子都是公房，李兰珍的父亲生前分到了一套前后三间带个小后院的房子。李兰珍和梁裁缝结婚后，就把朝向街道的那间堂屋改成了铺子。只要从这条街上走过，就能听到“哒哒哒”的踩缝纫机的声音。叶红梅、邓伯也住在这条街上。
李兰珍个子矮小、四肢粗短，脸就像扣过来的水瓢一样鼓。但李兰珍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她的每条裤子，不管是卡其布的、棉布的、或是涤纶的，通通都烫出了刀锋一样的裤线。虽然她只有一件红色元宝针晴纶翻领毛衣，可是她给这件毛衣配了至少五条不同颜色的领子，这些漂亮的毛衣领子翻在她蓝布秋衣的领子上，使她每天看上去都不一样。到了婚嫁的年龄，她也开始经历一个平常女人会经历的一些。再说了，这世上历来只有剩男，哪有闲女？所以啊，李兰珍年轻的时候，还是有人打过她的主意的。比如肉食店的毛二师傅、镇水泥厂的碎料工赵引寿。可是，他们有的她也有，她没有的，他们照样也没有。
最后，李兰珍和走村串乡做活的乡下人梁裁缝结了婚。
梁裁缝这个人呢，不太像个乡下人，他简直比任何一个街上的人都要白，要干净整齐。李兰珍第一次见到梁裁缝，是在她乡下的姨姐家。看到在这姨姐家里做活的梁裁缝，她两手握在胸前，一句话没有地看了他半天。
她觉得他着实长得像电影《追鱼》里的书生，白，斯文，刻苦耐劳，当然，也一样穷。
梁裁缝，他只有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今天挑到张三家，明天挑到李四家。不出门做活的时候，他就和他的姆妈挤在乡下的一间偏屋里。那时他姆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整夜整夜的，他听到她在床上叹气落泪、为他担忧。他躺在另一张用门板搭成的小床上，一动也不敢动。仿佛他稍一动弹，就会打翻愁江苦海，淹没掉姆妈和他自己。他无法安睡，黑暗中他睁大双眼，在心里细细清算这几年的辛苦所得，除了养活自己，积攒下来的钱，刚好够给姆妈做副杉木棺材……末了他流着泪，摸着手指上剪刀磨出来的老茧，把多少雄心壮志，全当做了蚂蚁，一只一只，碾死在指尖。
结婚的时候，他从头到脚都是李兰珍添置的。新婚后的第二天，他穿了这一身新衣和她一同回他在乡下的家。从东街走到汽车站去，要穿过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走过同样热闹的南大街。李兰珍穿着红衣红裤，像个火把似的紧跟在他身边，头刚好齐到他的肩头。她一路仰着头跟人打招呼，脸红红的，似乎不是出于新娘子的娇羞，倒更像是一种孩子似的遂心如意了的得意。他把脸扭到一边，加快脚步往汽车站赶，新衣裤擦得沙沙响——他这辈子都没有走过如此漫长的一条路。
这镇上的生活，和乡下终究有很大的不同，大部分时候，梁裁缝都在裁缝铺里忙活，他很少像别的男人那样到街上乱逛。李兰珍有歇班的时候，而他没有，他的每一天都是工作日……手艺还是不错的，慢慢活多了起来。他经常坐在一盏昏暗的电灯下锁扣眼，常常要熬到夜深。即便是这样，他赚得也并不比李兰珍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时常有女人对李兰珍说：“还是你好，乡下男人，肯做。”李兰珍就“嘎嘎”地笑。她们坐在裁缝铺前的街道边扯白话，偶尔一两句是关于他的，一两句，就足以让他羞愤交加，为他的肯做，为他的乡下身份。
他几乎不怎么出门。偶尔他低着头、衣履洁净地从灰扑扑、闹哄哄的街上走过，那些按月拿工资的无所事事的男人会一手插在口袋里，伸出夹着纸烟的另一只手点点梁裁缝的背影，嬉笑着说：“呵呵，瞧这裁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了下来。好在李兰珍父母已逝，后来生下来的孩子，到底还是姓了梁。
现在想来，梁裁缝，他的寡言少语，他的干净整齐，甚至他皮肤的白净，似乎都是出于一种自尊。这样的一个人，让人很难以想象，他后来，何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