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鸣鹤《打工外传》再版自序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孩子。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一个作家。无论风平浪静，还是风暴雨狂，我都一直坚持着这个梦想。
《打工外传》的写作过程，让我回到了过去，再次体验过去的酸甜苦辣咸，有一种生命被撕裂的感觉，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相互纠结、搏斗，个中的滋味除了我自己，还有写作时陪伴我的漫漫长夜知道。
文中的打工者离乡背井四处漂泊的目的是赚钱，赚钱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家人。我即小犬（男主人公小名），辍学打工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给父亲治病，帮家里还债，供妹妹读书。在天津的打工岁月里，与一群打工者，包括小矮子、白老、黑大、公鸭嗓子、老操以及牛哥、牛嫂等，结下了或深或浅的友谊，虽然谈不上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但是彼此需要，同是离乡背井的打工者，即便相互之间的一句问候、一眼关注，都足以减轻孤苦抑或烦恼。一线阳光就是一线温暖。
文中的一条线索是刺猬头与冲天炮的爱情。刺猬头是男主人公的绰号，冲天炮是女主人公的绰号。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一对男女的相爱，相爱在懵懂中、青涩时。无论什么都阻挡不了亲情，不管什么都摧毁不了爱情。无情时，咫尺天涯；有情时，天涯咫尺。
“十年磨一剑”，终于可以提起笔来一吐为快，我诚惶诚恐……
我一直认为一个写作者应该以仰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姿态写作，以匍匐、哭泣的姿态写作，而不是以俯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姿态写作。一个个人是一枝枝“受伤的芦苇”。我非常推崇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曹雪芹，他们的作品是匍匐的、哭泣的。
仰视，换一种说法，即悲天悯人。悲悯情怀的核心是有情。“有”情即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外传》是围绕着“情”铺展开来的，或者说是“情”将故事情节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的。
今天，我之所以提笔书写天津打工的岁月以及那些背井离乡的打工者，是因为难以忘却，更是因为不敢忘却。岁月早就远走高飞，朋友早就各奔东西。我怀念那些曾经与我相遇、相识、甚至相知的朋友，其实就是在怀念自己。怀念是一种祭奠，是对已经流逝的岁月的一种祭奠，是对我与已经分离的朋友之间曾经有过的情感的一种祭奠，更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祭奠。
文中的打工者几乎都没有出现过大名，只出现过小名。其中的一个打工妹的一句话道出了个中真谛，这句话是：“我们这些打工的要不要大名无所谓，小名更管用。”这恰恰是这些低微的打工者的真正人生境遇的真实体现。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他们是一群游走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无名者，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苦苦挣扎着以求生存、发展。我曾经是这样的打工者中的一员，感同身受他们的哭泣与欢乐。哭泣是大海，欢乐是溪流。
上天垂怜，几经周折，我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文学专业学习。知识与经验上双重累积，累积于心，愈发沉重，一朝不得不爆发，不能不爆发，我终于提起笔来书写我的打工岁月——我们的打工岁月。完稿之后，我有一种整个身心被掏空的感觉，同时深深感觉自己终于解脱了。写作《打工外传》已经不仅仅是我的责任与使命，更是我的命运了。
《打工外传》的再版给我提供了一个修改提炼的机会，经过反反复复的斟酌与推敲，终于尘埃落定了。
董鸣鹤《打工外传》再版推荐语
“作者曾经亲历底层生活，对打工者的酸甜苦辣咸感同身受，小说富于生活气息。形式上多变， 将相声、小品、影视等元素引进小说 。其语言狂欢， 黑色幽默、反讽自嘲， 将悲剧喜剧化。小说的形式加强了思想意义，整部小说更具有苦难意识与悲悯情怀。 ”
——著名文学批评家赵毅衡
“以亲身经历呈现底层生活，鲜活生动，给读者一种强烈的体验冲击。作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关注的群体，打工者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声音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希望董鸣鹤先生的小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著名编剧、学者易丹
“《打工外传》是一部纸上的人生传奇，结构牢固，对白精彩，充分刻划了现代社会中的复杂人性。其影视化的人物结构，以及层层推进的精彩故事，和不断呈现的矛盾与高潮，使之具备了较为牢固的影视剧基础。”
——著名编剧、作家海飞
“说不可说乃是文学这一游戏事业最永恒的发生学动力和最内在的秘密。基于此，将沉默的大多数的不可言说的生活情状以一种决然的勇气说出来，这一事件本身对于这个时代和人心来讲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鸣鹤可能还未在说与不说之间做到游刃有余。但是，鸣鹤深入到人间万象的基底去一探真实的生命经历和激情，令人感喟，值得肯定。”
—青年学者戴登云
“《打工外传》以作者亲历的独特视角，揭示了当代农民工等社会底层民众求生寻爱追梦的挣扎之痛，展示了作者发现的良知与呈现的勇气。祝愿从天柱山走出来的鸣鹤先生写出更多接地气传递正能量的力作。”
——青年作家芮立祥
“浮躁时代难得的励志作品，值得当前正是青少年的群体好好一读。”
—新华社记者郑汉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