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天一立便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
发布: 2016-5-26 03:04 | 作者: 姜玉琴/苏 炜
谈到“传统”，最近读到金克木先生一篇旧文——《传统思想文献寻根》，把“传统”首先与语言相连，谈到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本身又是思想，又是行为。金先生还以他丰厚的中西学养，把语言还原到希腊字“逻格斯”，《新约•约翰福音》的开头把“逻格斯”译作“道”——“太初有道”。汉语里的“道”，既是说话，又是道理，还是道路。所以，金先生指出：“道”和“逻格斯”一样，“兼有语言、思想、行为三义。是思、言、行，也是闻、思、修。”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谈论的“传统”，就是“道”；“雅”，也是“道”——也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之所以屹立数千年不倒的一而贯之的血脉理路。以另一种角度的通俗解释，也就是所谓的“古道热肠”吧。如何重新找回“雅文化”——传统中国文人文化在今天现代生活的位置，也需要从“道”入手——也就是从上述的语言、思想、行为三方面着手。这“语言、思想、行为”三方面，只需要想想我们今天汉语言的日渐粗鄙流俗化，信仰缺失价值失衡造成的社会行为失范失序，就可以看到今天重提“雅文化”的针对性和紧迫性。语言、思想、行为，这三方面所涉及的话题，实在是太大、太广了，恕我只能在这里提示，却不能细细展开。
姜：过去我一直隐约觉得，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海外保留得更为完好，看了您对张先生日常生活的记录，还有您办公室和书房中颇具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摆设，使我更为坚信了这一点。我的问题是，为何中国的传统文化远离自己的故土后反而更能显示出勃勃生机？具体到您身上来的话，那就是如果您不离开中国的话，您的兴趣爱好还会是这样的吗？对张先生还会有这样的兴致吗？
苏：对于我个人，这其实又是个天大的问题。——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其实是大不一样的。从政治与社会身份的角度，我个人加入美国籍已多年，按说也算一位“华裔美国人”了。也许应该感谢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早已形成的——过去称之为“大熔炉”今天称之为“多元化”的文化氛围，这么些年的行走下来，很奇怪，我们这个“华裔”的血缘身份所引出的“中国”的文化身份，似乎从来没有和自己另一个“美国人”的社会身份产生尖锐的冲突，反而更多地，因为自己身上冥顽不化的“中国”特征——从语言文化底蕴到为人行事做派，都“中国”得不得了，反而凸现了自己这个“美国人”在当下美国社会的“存在感”。——也许因为自己在美国安身立命的职业就是在大学里教授中文吧，我确实是在远离了原乡故土之后，反而更加贴近了自己的母语中文和中国文化。这里面，还包括“距离产生美感”、“异域沧海里的渡海一苇”等等文化心理因素，或许，这就是你感觉到许多海外中国人（包括留学生），比衮衮国中诸公都更“中国”的缘故吧，当然，这也是张充和引起我的关注兴趣的某种特定文化背景因素。
我在耶鲁大学教授中文课程，从四声、发音声调、词汇句型一直教到“中国现代小说选读”、“中国当代小说选读”这样
的高级课程，从广义上说，这当然是在传播中国文化，也是在搭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通道。但我自己却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在学生课堂的眼眸光亮里，以及他们学会中文后的立身行事风格的改变上，更真切地体味到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那些最精粹的部分的恒久魅力的。比如一个简单日常的中文成语：“青梅竹马”，我告诉他们这就是英文里的“童年一起长大的伙伴”的意思；“相濡以沫”，就是英文里“共同渡过艰难时光”的意思——可是，当他们一旦了解了这些中文日常用语背后的——或寓言故事、或动作画面之后，眼眸里闪现的那种惊艳和惊喜，就让我从一个异域孩子的眼睛中，悠忽间窥见了母语的特殊魅力和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又比如我给美国学生讲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讲“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儒道精神，讲“天下”、“兴亡”、“肩膀”、“担当”这些中文字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里的特殊涵义，我从美国孩子们的作文里读到他们由此受到的精神启迪，以及在他们毕业后的人生选择和行事方式里看到这些“中国精神”让他们的人生焕发出的别样光彩……如此等等，在在都让我更加入骨入心地认识自己母语文化的内在精髓，也和自己的学生一起，由衷地爱戴和拥抱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绝代的光华。将近二十年耶鲁讲台杏坛，也包括过去十多年我与张充和先生的交往和受教，都可以说是自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滋养润泽的过程，也许，这就是你的问题中（也是很多熟悉友人询问我的问题），为什么去国多年，敝人——这一介“域外布衣”和中西“边缘人”，从立身行事到生活趣味，还会显得如此“中国”、如此“老派”的原因。记得钱穆先生说过：“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它便都不必说了。”我想，这，也是我这样一位美国大学的中文老师，和一位我在开篇中对那个“外”字敏感的“中国文化中人”的某种“本分”，某种“题中应有之义”吧。
姜：除了张充和先生之外，近年在大陆造成广泛影响的海外华人还有木心先生，据说在台湾和纽约华人圈，他被视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和传奇式人物，您是如何评价他的创作的？他在海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张先生有什么异同？
苏：木心先生在海外的艺术创作（包括文学与绘画）及其人格文章的被重新发现和重新阐述，当然是陈丹青的功劳，而且近期国内读书界持续多时的“木心热”（一如“民国风”、“民国范”热一样），也带着相当多陈丹青的个人色彩。因为“木心现象”恰恰属于我上言之“雅文化”的范畴，我个人当然是乐观其“热”的，也为“木心热”带来的在年青人中有所复苏的文学热和阅读热（据说由木心讲述、陈丹青记录的那套上下两册的大厚本《文学回忆录》，至今已一版再版，印数达数十万以至过百万），感到一点由衷的欣慰。
在我看来，首先，木心的最重要的价值，和张充和的意义一样，是他们都属于在一个风云变幻、颠扑动荡的时代里，能够超越时风流俗而活出自己，坚守住艺术和文学的尊严，同时包括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的了不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在二十世纪可谓璀璨斑斓亦沙泥俱下的中国士林廊庙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张充和的能够超越时代血火流风，是因为她远离故土、浮桴海外的人生轨迹；而木心，则是“局内人”，经历了诸般大时代血火激浪的冲击，甚至苦厄、牢狱的摧残，仍旧能够保有那颗挚爱纯文学纯艺术的初心，同时百折不挠、孜孜不倦地，有行动、有实绩地呈现出这种可贵的坚守与坚持，这一点尤为可贵，这也是我对木心最为心仪敬佩的地方。其次，木心的可贵，是他的“异质性”——把他的创作和言述，无论放在“五四”新文学的源流里，或是当代诸种“工农兵”、“新时期”、“新主义”的潮流里，他的文字特质和艺术呈现方式，都具有难以被归类的高辨识度，这一点——不谈政治意蕴，纯就审美价值而言，木心让我想起了胡兰成。在现代文学史的诸般光谱中，胡兰成也属于那种“很难被归类”的人物，也具备自身的“特异性”。我知道木心很欣赏胡兰成。他们之间的某些表述方式（比如非逻辑、非线性、跳跃式的文字意象等），甚至有一定的相似度。我个人和陈丹青是老朋友，甚至或许比丹青都更早地，就在纽约见过木心其人（大约在1983年夏天左右，虽然他当时并不认识我）, 是在最早发现木心的著名纽约华人编辑、我的好友王渝的侨报副刊编辑部里，见到衣着光鲜讲究的木心（那时候出国留学的“大陆人”，一般都是不修篇幅的，所以我印象很深），同时从王渝那里，最早读到木心那些后来在台湾引起很多关注的文字的。木心于90年代在纽约华人艺术圈（主要是画家圈）的那个文学沙龙及其文学讲座，是一个艺术的祭坛，我也是在当时就闻说其风采，并视作海外华人艺坛一道亮丽风景的。我读胡兰成（包括算是最早在国内杂志刊文评论胡兰成），都是直接受的陈丹青的影响，所以，我也可以算一位间接受过木心先生影响的最早的“木粉”吧。
但是，如同对胡兰成文学成就的评价一样，我也不同意，把木心的艺术价值及其地位捧得太高，这方面——大概觉得木心的存在被忽略了太久吧，我以为陈丹青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说了一些过头话。比如坊间流传的，类似“鲁迅之后第二人”之类的“吓人话”。因为木心的异质性和高辨识度，我更喜欢“老清新”的说法。我以为木心的价值和意义，都在于他给中国文学界、人文读书界吹来一股未被世风流俗污染的清风和新风，为世人（特别是年青人）打开了一扇新异的窗户和新奇的视界——人可以这样脱俗、不甘流俗地活着，文学可以这样“另类”、“高标”地表述和呈现。但若把木心捧到“鲁迅之后第二”的高度，就确是言过其辞了。我读木心的感受，除了那种异质性的新鲜感，另一个“异质”感受则是——“夹生”。木心喜欢教训人，用一种先知的语气，但是总感觉他的底气不足，或说得不踏实。无论他的散文或小说、言述，这种异质性的“新鲜”感和“夹生”感始终并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谈到了很多对中西文学史的真知灼见，读来很是让人劈面惊奇，每每启人思迪，但他的口气很大，也表现得过于自信，有很多表述颇有点“故作惊人之语”式的惊世骇俗，却是缺乏严谨的学理和训练根基的。比如他在其中不时穿插的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词，口气颇为自得，却几乎没有一首是符合格律的，意境、对仗和起承转合都很是夹生，在行家看来，都是一些不及格的文字。他和李商隐《锦瑟》那首诗，简直可算是一个笑话。李商隐的诗律是何等的严谨，你要是敢和，就要拿出点真货色来，木心的和诗却是没有一句合律，真的有点不知所谓。——这就是木心在文学根底上“夹生”、“露怯”的地方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认为，由于丹青老兄的推动，被坊间重新发现木心的价值，值得重视珍惜，只是不宜捧得过高就是了。这，倒是有点像我个人对“张充和”的偏爱和基本评价——“张充和”确实没有那么“重要”，但她的价值，恰恰就在于那些个“不重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