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天一立便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
发布: 2016-5-26 03:04 | 作者: 姜玉琴/苏 炜
姜：您曾对《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有过一个界定，说试图“通过写张充和把雅致精神重新找回来”。请问您所说的“雅致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苏：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几乎要弄出个十篇八篇高堂讲章来方可说得清的。简单说来，“雅致精神”，就是一种“雅文化”吧。也可以说，“雅文化”，主要指的是传统中国文人文化的精粹部分。我们今天谈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具体细分，千百年来，一直是以“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与“文人文化”（还有它派生出来的庙堂文化）这两翼同时和先后推进的。——先野后文，先粗后细，由简渐繁；从田野、市井到书斋、庙堂，再而自繁而简，返朴归真……这大体是文明和文化进化与进步的大致理路。而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样式的成熟，总是以“文人文化”——“雅文化”的成熟作为它的完成形态来呈现的；同时，一种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受到伤害，断裂、断层的发生，也以“雅文化”——“文人文化”的受伤害而首当其冲。
那，“传统中国文人文化”，又是什么呢？
从文学史的流程看，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诗歌从民歌的咏唱到经过文人整理后成为乐府歌行，再演变出文人书写的独立的四言、五言、七言诗体——如果离开 “文人文化形态”的进入并成型，就谈不上今天我们说的”“诗道”，更谈不上中国乃“千古诗国”之说。具体到宋词这样一种样式，也是从最早的“伶工唱词”，由于文人书写的加入，而逐渐变成“士大夫之词”，“宋词”方成为可以与“唐诗”并峙的另一座中华文化高峰的。小说这个样式就更明显了，从教坊里说书用的唐宋话本，通过文人的参与、整理而成的《三国》、《水浒》、《西游》等明清小说，再产生出文人直接创作的《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等巨著，从民间文化到文人文化的提升和进化，正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经典”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同样的道理，中国绘画史，从岩画、壁画、宫院画，一直发展到的“文人画”的出现，才代表着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画”的水墨画的真正成熟。
“雅文化”，就是一个文化形态里最精致、也最脆弱的部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面对的“中西文化撞击”，社会普遍弥漫的文化激进主义情绪，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么一种雅致的文人文化。这里可以列举这么一个粗线条的脉络：从提出“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等等反传统的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胡适在《论文学革命》里提出“打倒典雅的文学”，进而推动以“大众文化”取代“贵族文化”；再到延安《讲话》里推崇的“工农兵文化”，强调 资产阶级文化“形式越精致就越反动”；再推演到十年文革中唯此为大的“大老粗文化”与“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明和文化发展史，贯穿了这么一条愈来愈粗鄙化的理路线索；到了跨世纪的重商主义、消费主义时代，这种“粗鄙化”更被各种商业炒作和网络流通的便利进一步流俗化，“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粗鄙化”于是甚至成为了我们当下文化与文明现象的某种“主流”——你看看今天那种以往根本不可能进入汉语书写的“屌丝”、“逗比”、“牛逼”、“撕逼”以至“草泥马”等等粗言鄙语在报章网络里的大行其道，就可以窥见那“主流”的汹涌之状。在这是很令人忧虑的。
当然，对这条“粗鄙化”线索也不能做简单化的、“翻烧饼”式的价值褒贬——我历来不喜欢那种不是“昨非今是”就是“今是昨非”式的、“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其实“典雅文化”（或称“文人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从来都是一个健全文化生态的不可或缺的两翼，各有其精华和糟粕的部分，不应该作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价值褒贬。只是随着文明进程因为政治、战争、商业化等等外在因素的干扰与推动而被不断强化的“粗鄙化”进程 ，使得精致的传统文人文化这一翼受到的损伤毁坏特别大，光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罄竹难书并且贻害至今，各种伤害国本的惨烈而惨痛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这里就不多言了。今天重提“雅文化”——找回“雅致的文化精神”，正是对当下社会价值失衡、粗鄙化大行其道的一种反拨和反思。
姜：对张充和而言，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养花种草、吹笛唱曲都是“玩”，用她的诗来说，就是“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这完全是一种无功利的人生。随着张先生的谢世，您认为这样一个低吟浅唱的“随意”时代宣告结束了吗？
苏：结束？这样的问题我听着有点奇怪——难道不是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种人生，读书人除了立功、立言、立德之外，都应该有它不可或缺的“低吟浅唱”的“随意”的、“无功利”的部分么？如今，这种本应该是生活常态的东西，似乎在变成世道流风的稀缺物；这样一种超越功利的人生态度、处世操守以及生活方式，似乎不是读书人文化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安身立命之道，而是需要加以特别标示、施以特别的“另类眼光”去“关注”去“提倡”去“弘扬”的东西，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大的问题。这正如前些年各方媒体曾经多次采访我，几乎以一种“史前绝迹之物”的好奇，央我好生谈论一番“八十年代的北京知识分子沙龙现象”一样——任何正常的社会生态，所谓“沙龙现象”，不过就是读书人作为社会群落的一种正常的社交方式和滋养人文蕴藻的一片基本土壤而已。从古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记载的“曲水流觞”，唐代白居易诗中所录的“会昌九老”的宴游，一直到民国时代蜚声遐迩的林徽因主导的“太太的客厅”，再到我在访谈中提到的哈佛大学由赵元任女儿赵如兰主持的“康桥新语”读书沙龙，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北京人文学术圈子颇负盛名的“赵越胜沙龙”……等等，其实都是一个人文荟萃的时代，文人雅士们的文化雅事和盛事，也是一种的正常文化生态的正常产物。确实，它们都是一种“玩”，一种非功利性的“随意”人生行迹，张充和的“无功利人生”，不过是这幅古来传延下来的人文图卷里的一朵浪花、一片落红而已。今天这种非功利性的“随意”竟然变得如此之“稀有”，以至于您的提问里竟要忧心它是否随着张充和的逝去而“结束”了——这本身，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而且，这样一个大问题——与前面提到的社会流俗风气的日渐“粗鄙化”所相伴随的社会氛围的充分“功利化”，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从上一代、这一代，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对此，我这里同样不宜展开细论，我只想提到日前我读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康毅滨先生接受美国《星期日新闻晨报》访问时说的一段很沉痛的话——他因为负责该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而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等国内知名学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今中国的社会情状和教育现状给学生带来的困扰。他说：“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每年一月底，康毅滨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仔细看——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包括学生的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 以及推荐信。康毅滨把它们分成“定量”和“非定量”两类。什么样的学生会被淘汰？他说：分数他看得很仔细，因为是“定量”的；但那些“非定量”的东西，却能告诉他更多关于这个学生的现在和未来。这位普大教授说的“非定量”的东西，主要的，也就是上面谈到的那些“非功利”的、“随意”的、“无用之用”的东西，如果在一个学生身上表现稀缺，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人生视野、学术眼光和未来的创造力, 这正是普大教授招生时关心的重点。而中国大陆那些精英级别的学生在“非定量”因素方面的欠缺，则是令他最为忧心的。青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而这，正是你问题中提到的——如若真的是随着张充和逝去而“随意的”、“非功利”的“时代结束”，最值得忧虑之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