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天一立便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
发布: 2016-5-26 03:04 | 作者: 姜玉琴/苏 炜
姜： 张充和给我的感觉是她永远都是以不变来应万变的，即不管这个时代如何瞬息万变，她都是不紧不慢地按照自己的生命逻辑来生活和工作。我的这个感觉对吗？如果对的话，您是否能用您的话把她的生命逻辑的理路给大致描述或概括出来？
苏：首先我要说，用“以不变来应万变”这样的“生命逻辑”来描述张充和，都有点太“刻意”也太“沉重”了。在我和张充和老人的接触交往中，充和老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强调她的“不重要”，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立传的“大人物”，她不喜欢被太多关注，不喜欢见媒体，谈话中更不喜欢使用各种“大词儿”，日常里我们对她的书艺、昆曲的评价稍稍认真，她就要马上纠正，说只是“玩玩”；“好玩”、“清玩”这样的字眼，是常常挂在她的口头和笔下的。更有甚者，在我的感觉中，她几乎从来不喜欢任何对她加以描述的成型的文字，有时甚至到了谁写她她都会不高兴的执拗地步。所以，我是在跟她老人家熟悉多年后，经不住我的一磨再磨，她才最后答应让我记录她的那些在《天涯晚笛》里讲的故事。（虽然里面的多数文字都经过老人家的审阅，但老人家最后是否全然满意我对她的谈话的记述，我其实心里并没有底——因为拙书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到了终日卧床、神智时时不清的暮年，已经很难清楚表述她的意见。尽管我曾经在追思她的文字里描述过，老人在临终前的一段时日，曾将我和孙康宜老师写她的三本书一直放在被窝里，不时拿出来摩挲阅读，表现出一种愉悦的感觉；但我也同时相信，如果放在老人尚健朗的前两年，拙书《天涯晚笛》的记述文字，显然也是不容易让老人家完全满意的。）
我知道，“不重要”，不刻意在历史中生活中担当一个什么特别的角色，云淡风轻的人生履迹和人生态度，这一切，对于张充和，都是真实不虚的，自然而然的一种生命状态；我自己无论在面对她或者书写她的时候，都不觉得面对的是一位“大人物”——尽管她年轻时交往的诸多师友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所以我的书写文字也都是随意洒漫的，随行随止的。我在《天涯晚笛》的后记里说：“张充和”，就是在大时代、大历史图卷的真山真水之间的一个“留白”，她的意义和价值，恰恰就在这“不重要”和“留白”上——它，是一种超越各种功利效用的“无用之用”。用理性的语言，我愿意说，在张充和身上，无论书法、昆曲、诗词这些惊世才华，还是传统文人文化温柔敦厚、蕴藉多彩的绝代风华，都是与生俱来、自自然然生长着、存在着的东西；在她不是任何外在的“文化责任”和“传承使命”，她没有刻意去“大力弘扬”什么，因为她就是中国传统文人文化本身，或者说，传统文人文化的趣味和意蕴，就是张充和生命里程的本身。如果用形象的语言，我记得比我更熟悉了解充和老人的孙康宜老师，喜欢用充和的先生傅汉斯的话，把张充和的意蕴，比喻为冬日里散发着淡淡幽香的梅花。
今天，张充和老人已经逝去，她确实已经成为一位“历史人物”了。她历来不喜欢把自己放在“时代”、“历史”这样的“大词儿”里，
我就借用她的诗句：“但借清荫一霎凉”，把她，看作浓油赤酱的“时代筵席”上的一盏清茶，火烈闹热的“历史洪流”间的一缕清风，以及瞬息万变、赶路匆匆的“世纪行旅”中的一霎清荫吧。
姜：您不同意用“最后闺秀”之类的称谓来称呼张充和先生，认为她其实也是一位“现代才女”，为此您把她与同时期的林徽因、张爱玲相提并论。我认为您的这个坚持有道理，我想知道的是她与后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苏：《最后的闺秀》好像是张充和的二姐张允和写的一本关于张家故事的书的书题。民国时代就已闻名遐迩的合肥张家四姐妹，都接受过一流的传统和现代教育，也都是琴棋书画、昆曲、诗词样样上手的大家闺秀，确实保留了很多过去时代的“闺秀”色彩。但是，她们四姐妹的特质其实各各不同。比如张充和与张允和，就很不一样。张允和可称之为“最后的闺秀”，因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她就自社会回归了家庭，基本上是以一位善昆曲、有教养、高品位的家庭妇女的角色终其一生。张充和则不同，她自小离家，寄养在叔祖母家中，个性本来就很独立。她既受过最完整的私塾教育，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最早考入北京大学的几位女学生之一，现代教育在她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她因为生病和不满意北大当时过于浓烈的政治气氛而中途在北大休学、退学，随后却被胡适等人推荐到南京《中央日报》，代替当时到英国留学的储安平，当了一年多报纸副刊的主编，其间发表过相当数量的随笔诗词文字；抗战开始后跟着家人辗转逃难，到昆明后先和沈从文、朱自清一起为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编写中、小学文科教材，后转到重庆教育部属下的礼乐馆工作，与沈尹默、章士钊、张大千、杨荫浏等宗师级的人物师友相从，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大筹备开设昆曲书法课，一直到她1949年与德裔美国人傅汉思结婚后移居美国，也先后在史丹福、伯克莱和耶鲁等著名大学生活、工作，并且常常在美国各大学讲授昆曲和书法……。张充和这么丰富的人生阅历，把它置放在任何一位“民国才女”——如林徽因、张爱玲、陆小曼等等中间，其实也是毫不逊色的；她在书法、昆曲以及诗词方面表现的超拔才华，早在昆明、重庆年代就引起闻一多、章士钊、沈尹默等等一代文化宗师们的瞩目，当时更有“当世蔡文姬”、“当代李清照”之誉，就才华所达到的层次上，张充和也是和林徽因、张爱玲等等一样，属于那个时代第一流的。——因之，“闺秀”二字，怎么能容得下、装得了“张充和”？如果要比较张充和与上述几位“民国才女”们的不同，我想起了这样两个字眼——清爽，雅静。虽然都出自安徽合肥名门，甚至有着家族宗亲的关系，张充和与张爱玲相比，没有张爱玲那种“要成名就要趁早”的功利性和诸般精妙的世俗算计，当然更没有张爱玲与当下时世的诸般政治、人事纠缠了。张充和与林徽内相比，虽然都堪称秀外慧中的才女，也曾各自成为那年代不同文化社群里众星拱月、“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宁馨儿，张充和没有林徽因个性、才情里的峭拔强势，却有着比林徽因更超然、脱俗的人生态度，所以她活得比上述才女们都显得更柔韧绵长，也更洒脱从容，清清爽爽，优雅娴静。“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人淡如菊，清气若兰”——这一类美丽的成语，都可以放诸张充和身上。因之，张充和也得以享受蕴藉、悠长、安逸的天年。
姜：张先生的人生是一种远离社会政治和时代潮流的琴棋书画的人生，如果要追溯传统的话，无疑要溯源到中国文人文化传统中去，您如何评价这种以“雅”为特征的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苏：这个话题，在上述关于“雅文化”——即传统中国文人文化的言述里，已经约略谈及了。因为面对来势汹涌的“俗文化”的冲击，“雅文化”显得尤其脆弱和珍贵，所以我们需要加以特别的关注和痛惜。谈到“雅”，“雅”的力量和“雅”的价值，近读网上流传的一篇钱穆先生的旧文，先生指出：“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中国在西周初期，列国分疆，即提倡雅言雅乐，遂造成了中国民族更进一步之大统一。此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无不力求雅化。应不为地域所限，并亦不为时代所限。文学艺术如此，其它人文大道皆然。”（见网上流传之《钱穆：教育的最大错误是模仿西方》文，此为钱穆先生一九七四年在韩国延世大学的演讲）。可见，以“雅”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就是我们的“道统”与“政统”本身，“雅”事之重，乃国体、国政之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