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先继续说传统吧。如果我们把诗歌视为一个国家，那我们的现代诗感受力就像京城和若干经济、金融和消费大城市。而古典作品就是这些城市以外的辽阔土地了。你习惯于城市生活，包括习惯于它的压力和紧张，它的热闹和方便，它的浪费和挥霍，它的时尚和竞争，等等，虽然你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庞大国家里，但是平时的衣食住行，平时的思考和活动的焦点，却好像除了城市以外再无其他世界。杜甫也是一个辽阔的国家，最初这个国家简直是荒无人烟，直到杜甫死后四十年元稹为他立墓志铭，才算是奠定一些城市的基础，要等到几百年后，这个国家的庞大规模才真正被看清，而且有一两百座城市，包括一些大城市，还有确定了一些名山大川——这些，就是杜甫几十首最著名的诗和另一百多首较重要的诗。这些都来之不易，这也意味着，它还有很多小城小镇小村，很多偏僻和蛮荒之地供我们继续去开拓。尤其重要的是，现代诗给人的感觉是诗人在各自的飞地里，或把比喻缩小，各有各的公寓单位或豪宅，都以交通方便或以面海或面山为骄傲，整天心思都用在股市和房地产和赌场和花天酒地这些刺激的事情上。相对于城市外的郊区和荒凉乡镇，他们都觉得自己的住宅价值高不知多少倍。如果他们来评价杜甫辽阔国度里的荒蛮之地，那当然没什么看头。杜甫的诗，有很多甚至不像诗，有很多好像我们也随便能写。我们都只着重写大城市那种显眼的诗，或回到更早前的比喻，都是写油炸诗。我们不会去写，去尝试那些偏远、偏僻、偏离、偏移之诗。我们不会去重视杜甫那辽阔的国度，甚至不知道杜甫的国度有多辽阔，任何一块土地都是不可缺少的，也都是意义非凡的。没有这些看似不经眼的地方，就不可能有那庞大的幅员，况且这些地方随时都会被发展成大中型城市，就看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简言之，杜甫国度里的任何一隅，都是他毕生征战的结果，杜甫的意义在于，我们如何去勘探他整个国度，如何整体地去看一个大诗人，更重要的是如何跳出我们的飞地或豪宅，或干脆把它们一古脑卖掉，去开拓自己的国度，如果不是像杜甫那样辽阔的国度。我们往往倾向于去发掘当代周围和外国一些小诗人来满足自己狭隘的视野，而无能力去再发现中外大诗人作品中那些真正大视野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构成大视野的东西。
布罗茨基当然不能跟杜甫比，但他对我自己诗歌的发展确实是一个重要影响源。他既传统又现代。米沃什就提到，他站在西方诗歌的对立面，反对主观性，而布罗茨基跟他同一阵线。米沃什对诗歌的理解非常透彻，对西方现代诗的弱点看得很清楚。布罗茨基不像米沃什那样系统地论述他对西方诗歌潮流的反抗，但从他对他自己诗歌的英译所持的绝不妥协的立场，不屈服于对“英语化”翻译的流行看法，可以反观他这种对峙。我个人觉得他自己的英译要比别人的翻译更耐读。就像奥登的后期作品，我也是很喜欢的，如果不是更喜欢，但很多英语读者尤其是英国读者就不这么认为了。
鲁毅：还有另一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东西组合：短篇小说作家契诃夫和同样是诗人、随笔作家、翻译家的冯至（你的一篇以他为主角的长文就叫做《前辈》），当然，我们可能还要再加上翻译家穆旦，据我们的观察，前者的人生和作品是你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后面的两位汉语诗歌的大师的形象则因为历史的缘故而失色得多，然而你仍然保有对他们的热情，我发觉你总是乐于宽容地对待前辈，同仁和后辈，这更接近佛家的观念，你的诗也开始在追求人生的智慧方面有所体现，具体的表现就是近期的作品开始出现所谓的说教了。
黄灿然：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不是宽容，而是实际获益之后的感激。我是说，我们吸取文学营养时，是取我们需要的，以及适合我们的，而不是抱着一两个更重要的或最重要的。我大诗人也读，小诗人也读。杜甫在这方面才真叫无人能及，他简直是不知羞耻地把他所有的小前辈和小后辈都喜欢遍了，还都有诗为证。契诃夫是一个伟大的楷模式人物，但是就对我的影响的直接性和力度而言，冯至和穆旦可能更大。就像布罗茨基不能跟杜甫比，我到目前为止布罗茨基的影响更直接和更有力度，而杜甫则是终生学习和思考的对象。如果我也能建立一个辽阔的诗歌国度，那么他们所有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材料，每个都值得我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一座大城市。
佛家的东西，事实上佛家这个说法很容易给人造成某个宗教的教义之类的，但佛陀的教导真的不算是宗教，除非我们把人生当成宗教。它探讨的真是地地道道的人生问题，我刚刚在看赫利克利特的《片断集》，那里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狭义地看，简直跟佛陀说的一模一样。但他们都是在谈论人生和宇宙真相。至于我诗中的说教，也是很浅度的说教。这也跟理性有关。有一次我跟凌越说，我原本要是期待写很理性的诗，想不到写出《奇迹集》，他说《奇迹集》还不够理性吗？我自己的感觉是背后有理性但主要表现还是感性的。我期待的是像贺拉斯和歌德那样不知羞耻地说教和理性。但自身现代诗的油炸味还是抹不掉。
鲁毅：你用来描述翻译家、作家王佐良文风的句子也可以用在你的身上：文字硬朗、强健。充分体现他自己一向提倡的言之有物、简明扼要——有则多说，无则少言。你的散文写作简明清晰、朴素，阐述的都是一些基本观念，没有借用专业语言或学术上的技巧。你是有意识地要远离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些强大的理论势力，还是你认为谈论诗歌，谈论文学还是要回到最基本、最为原始（也即是并不时髦，甚至还有那么些落伍的）方式中去？
黄灿然：是的，我认为谈论诗歌、谈论文学应当回到最基本的方式中去，尽管没必要回到最为原始的方式中去。像王佐良，还有冯至和卞之琳，文章都硬朗、干净、有条理，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而且他们说的都是经过消化和掂量的。理论或学术应有的含金量他们都有了而且还高很多，但他们更不可替代的是个人风格、个人魅力、个人才能的发挥。要写好文学评论并且保持分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譬如说，写《必要的角度》后，我发现如果我愿意，我是可以胡说八道而且能说会道的。而且我发现这正是不少评论家在干的。于是我划下界线，不是心里话不说，就诗论而言，不是积累好几年的思考不说。只说自己喜欢的诗人作家，还有很多自己喜欢的诗人和作家因为自己还没彻底思考清楚或能量储备还不够，也不说或暂时不说。事实上差不多同时，我也写过很超现实、近于自动写作的诗，还赢得几个朋友的好评，但是我发现再这样下去是可以把自己变成胡说八道且能说会道的，而且我发现这也正是不少诗人在干的。于是我又划清界线，进入一九九八年另一个阶段的写作。一个能说会道的评论家，可能十个读者都很赞赏但之后再没下文，另一个只忠实于自己感受的评论家可能十个读者之中只有一个被击中。不用说，我只想击中一个读者。我的诗和翻译也是这样。
批评就是赞美。我喜欢的批评家，没有一个是以批评人或者骂人而闻名的。批评的任务是发现好作品，或就公认的好作品提出更好的理由和更独特的见解。说垃圾是垃圾，算什么批评呢。为了让读者去看看是不是垃圾？批评的高下在于是否赞美得当，当然，一点不奇怪但毕竟很可悲的是，大部分批评都是赞美错了。奥登有一句话，我视为座右铭：对坏作品保持沉默。可以在看到你喜欢的作家被批评家冤枉时，写文章予以纠正，但也应点到即止。再没有比打笔仗更无聊的了，那是对读者的不信任。事实上，赞美是最困难的。我写的批评文章，数量相对少，而我喜欢的诗人和作家，实在太多了，就是说不出来！对一个作家愈不了解，你就可以骂得越凶，但你对一个作家越了解和越喜欢，你就越不敢说，唯恐说不好。这就是为什么好的批评文章那么少，而坏的批评文章那么多。
鲁毅：我们知道《少于一》是你心目中理想的范本，是你作为一个诗人愿意写出的最好的散文，他被一个先于你的作家写出了。我想问的是，今天，对你来说，诗歌的可能性在哪里？
黄灿然：唉，说起我构思中的随笔集，我确实是以《少于一》为理想范本，就是说都是较长的文章，目录最好不要过一页，谈自己生命中思考的重要问题，既有论诗的，论文学的，也有涉及人生经历和哲理的，就我而言还有论翻译的，最好也来一篇谈马勒的。原打算用三几年写一本随笔集或者说评论集，但写了十年才得半本，就是《在两个传统的阴影下》里的其中几篇。希望这两三年里能完成，而如果再延迟些，便是差不多用了二十年。
关于诗歌的可能性，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整个文明世界都毁灭了，只剩下一个人，而且这个人不是诗人，从未听说过诗歌。你想想，他最有可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猜是写诗。如果是剩下一男一女，我想他们未必会想到写诗。他们会生孩子，可能是一大群孩子。而我很肯定，这些孩子之中必有一个诗人。当这孩子譬如说看到阳光，置身阳光中，他会有话要说，而且他也看到父母兄弟姐妹对此也有话说，但都是说得如同没说，跟他内心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于是诗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便齐备了。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