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黄灿然取得联系，你必须通过以下这种并不那么及时但却是最有效（也可能是唯一）的方式：耐心等待他下午4点起床后给他家里打电话，或者等他晚上7点半回到办公室后给他报社打电话（他没有移动电话，一直都没有过）；或者给他写邮件，这也需要耐心等待回复，当然，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及时地给你回复。现在我们（他的朋友们，报刊及出版社的编辑们）已经习惯了通过以上并不那么直接的方式与黄灿然取得并保持日常的联系。
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更愿意你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上班族看待，在香港，他确乎如此。他的简历，基本就是一长串的书单：其中包括三本主要诗集和两本文章汇集，以及大量的译文和译诗集了。相比起书单，他的经历则显得颇为简单，似乎很不相称，主要经历不会超过两行字，一条线索就能把故事讲完。极少变动的因素，也缺少戏剧性的波折，除了早年从泉州到香港，如果算得上是一次大变动的话。他随父母移居香港，做过制衣厂的工人，通过夜校学习了英语，并且考进暨南大学的新闻系，随后进入了大公报。通过掌握这门外语，他成了一名翻译员（至今已超过二十年）。这一项技能既是他的谋生手段，也成就了他今天翻译家的地位。写诗，写专栏，写评论，从事翻译，这就是他成年以来每天的功课，也是他生活和工作的几乎全部内容。甚至，他每天的路程都是一成不变的，包括景观。在我和他又一次走过这一段路（从他家到报社）时，他这样对我说，这栋大厦，这个茶餐厅，这个海边的长廊，我都写过，这一路的风景和人物我几乎都写了，接下来也许我要搬家才行了（而不久之前，他才因为报社搬家——离家更近了——才稍稍改变了一贯的行程）。
再没有比他更不像一个诗人和作家的了，除了经常能在报刊上见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署在翻译书上，你不再能在公开的文学性活动（朗诵会、诗歌节、以及各种诗人的聚会）见到他的身影（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但很久以前他决定不再出席诸如此类的活动）。他也不是现在时兴的驻校作家。一年下来，他只有少得可怜的一到两次出远门（但是却经常在家附近爬山或在香港的郊野远足），无非就是上广州见见有限的几个老同学、朋友。住在广州诗人凌越家中已经是他多年的习惯。在广州，如果他在外面活动，通过凌越可以找到他，就像在香港，你可以通过王敏知道他的行踪。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去香港之前已经跟他通过多次电话和邮件了，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方式。如果他外出或临时有变动，毫无例外的，他会把行踪告诉王敏（经营一家社区书店的诗人），“他会告诉你我在哪里的”（这样的一句话他会反复地跟每个去找他的朋友交代）。
这一次，如果不是王敏，我确实就差点找不到他了！我的移动电话没有办理漫游，黄灿然家的电话线也在这时候出了故障，能找到他的两条路子都堵塞了（不能电话及收邮件）。因此，我找到了王敏，两个人在西洋菜南街的后巷，靠着垃圾桶一边抽烟一边等他的电话。果然，这一后备招数还是有效的。等我在他家附近的地铁出口碰到他的时候，再一次向他表达了我的敬佩：你太淡定了。
他领我沿着他每天固定不变的路线走了一趟：从家到报社，再从报社回到家中。中途他提议：我们去吃披萨吧，要一个火腿芝士披萨，这是最有营养的。我想起，朋友们有时候会在背后拿他的养生之道逗乐：吃牛扒（给你精力）。这是他逢人必推荐的饮食良方。
很快，我们在餐桌边上啃着“营养丰富”的火腿芝士披萨。我抛出了我此行的第一个问题，并同时（刚刚培养起来的）职业性地按下了录音笔的按键。这是一个关于杜甫的问题，我一进屋就留意到杂乱的室内最为显眼的就是茶几上的一大摞书，几乎有半个人那么高了。我趁他冲咖啡的当儿，瞄了一眼，都是杜甫的各种注本的诗集及研究专著（其中还有几本看来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英文书）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几乎就这个问题谈论了近两个小时。中途他走到茶几前，给我解释他近期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准备写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这期间（并不快），我们吞咽下了整一个12寸的披萨以及两大杯雀巢速溶咖啡（我的是清的，他的则加了糖但并不加奶——他说用脑需要补充糖分）。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发现我的录音笔竟然没电了。我在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引用他谈论杜甫的话，我想，还是留着他用在他将来论述杜甫的长文中去吧。
最后，他竟然留给我这么一个错觉，我愿意保留这么一个印象：仿佛他靠着牛扒、加糖咖啡、爬山及远足已经获得长时间工作所必需的能量，这是奇迹出现的最有力的保障。
（1）自画像，或我的灵魂
鲁毅：可以给我们描述你的最为平常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对于你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了），在文学圈内总是有着一种过于浪漫化的想象，尽管这不是你的原意。
黄灿然：简单地说就是三点式：办公室、途中、家里。
稍微具体些，通常下午四点起床，快速刷牙洗脸冲凉。以前要带小狗下楼溜达十五分钟，但小狗现在老了，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清，不能散步了。然后在楼下附近茶餐厅要一杯咖啡，以前就在茶餐厅里喝咖啡抽烟，现在公共场所禁烟，就拿张凳子出来坐在茶餐厅门口，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街上来往行人和对面山上的树林。然后上路。我住在测鱼涌，以前公司在湾仔，路上老塞车，要花半个小时甚至更多，后来，大概在写《奇迹集》的时候，发现我可以步行十分钟到太古城坐快线，只一个站，八分钟就到湾仔华润大厦，再步行十多分钟。这样，也是半个小时左右，但时间更好把握，又赚了二十多分钟来走路。也是在湾仔时，也是在写《奇迹集》时，也是因为下班后要在楼下等很久才等到通宵车，我就干脆走路回家，约一个小时。现在公司搬到北角，不到十五分钟路程，经过一条靠近海边的安静小街，办公室就在海边，我一般隔一小时就到楼下抽根烟。晚饭回家自己煮。凌晨下班就从家门经过，绕一个小圈，多走二十分钟路，这样就确保每天走路至少一个小时。回家后吃夜宵，实际上是我的中饭，随便在饭桌上看书，然后开始做文学翻译，现在通常工作到早晨八九点。脱稿后则早睡，中午过后起床，到楼下茶餐厅门口做校对，通常做两三个小时。最近由于翻译计划中间插进一本小书要译，所以就在下班时间到了之后，在座位上睡一会儿，然后喝杯咖啡，译一个小时，两点才回家。
鲁毅：对你来说，这种不变是基于一种文学观念，还是一种超出文学上的需要，你把自己放到一个与普通人一致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也即是说，仅看外表，你跟普通人毫无二致。借此机会，我们可以稍稍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诗人形象的某些陈词滥调。
黄灿然：主要是随遇而安，遇到什么就是什么。一方面，刚好遇到这样一份夜班工作，另一方面自己性格也倾向隐遁，两方面又互相支持和巩固。但文学上这样的先例很多，就像相反的先例也很多。例如陶潜，他生活大概也十分乏味，跟普通人也没分别，他喝酒我抽烟喝咖啡；杜甫呢，不断处于变动中。西方的，譬如说狄金森几乎足不出户，而惠特曼不断处于变动中。稍微城市化的例子有卡瓦菲斯和拉金，都是长期呆在一个城市过无聊生活。我们时代就我而言，是高度城市化，办公室超级单调的生活。但我想，如果我与别的作家有什么不同的话，是我没有剩余时间剩余精力。而很多别的作家有剩余时间剩余精力，得去挥发掉呀，总不能整天读书吧。当然那样有个危险就是形成习惯，一有闲暇就跑社交或推广自己。我有份正职，而业余文学翻译更是把我看管得紧紧的。而这文学翻译是一种能力，而且是千辛万苦训练出来的，能放弃吗？或译少些吗？我有一句诗说：既然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做该做的、能做的、正在做的。而那个诗人正像个狙击手，全神贯注等待机会。也可以说，由于写诗是不能计划或计算的，在等诗的漫长空档里，我就做翻译。会不会出现在做翻译的过程中诗擦身而过的情况呢，大概会的，但既然相信诗是不能计划和计算的，就应该完全相信诗神的安排。你求面包，绝不会得石头。
鲁毅：你跟随父母去了香港，在这个城市急速发展的时候，在工厂打工，然后通过夜校，进入了大学，学习了英语，它后来成为了你的衣食父母。所有这些，会不会是你后来写作的素材以及文学观念的来源。当然，我这么说，存在着庸俗的环境决定论的意味，我会尽量避免这一点。但出生和经历确实又非常重要，回头想想，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思想和写作？
黄灿然：对我而言，这种决定性不表现在写作的素材或题材，事实上我很少在诗中触及我以往的生活经验，例如我几乎完全没有写过工厂，也不怎么写乡村（就我而言还有山村，我生长于山坳里）。甚至不是文学观念上。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对于人生、艺术、文学的真相的了解。以前的生活，是沉积下来，作为一种能量，以及作为一种美学和道德判断的基准。比如说，大自然很美，但我在大自然怀抱中也很懂得它的沉闷，所以我现在写大自然时，童年经验会成为重要参数。农村、贫困、工厂等等，也是如此。同时这些经验也是我判断别人的同类作品的一个基准。
更大的真相是，我从小山村、较大的邻村、更大的小镇，到泉州这样的小城，到香港这样的大都会，再到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以及从我在书中音乐中所看所听，从宗教到艺术，从古代和现在，我看到的是：人生是苦。无论人们多富有或多中产或衣食住行多高尚，我都能感到他们背后同样的忧烦，还有他们的虚荣、虚伪、虚弱；相反，无论人们多么贫困，多么忧烦，多么卑微，我也都能感到他们是同样的处境，但他们不同之处是他们少了那份虚荣、虚伪和虚弱，他们赤裸裸，如果不是赤裸裸也是衣不蔽体。我是不是鄙视前者同情后者？不。我看到前者同样赤裸裸，只不过更会掩饰罢了。拿亚当和夏娃的隐喻做例子吧。他们原本并不知道自己赤裸，当他们有知识之后，他们懂得羞耻，开始用兽皮遮掩身体。所以上帝问他们：“谁告诉你们你们是赤裸的？”这个质问意义太深远了。如今我们已在兽皮上加了成千上万层遮掩物，那正是我们内心的羞辱不断累积的反映。我的心灵贴近后者是肯定的，但这颗心灵其实更属于前者，当我写到后者时，前者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真相。这是诗的众多功能之一。这个功能如同一个天平，当人们在各方面包括在思想观念方面出现倾斜时，诗人便要给轻的一方加码，使天平保持平衡，这是薇依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当然她说的不是诗人；不过这很容易沦为社会承担之类的简化，所以我认为最好是使重的一方意识到自己的不必要，因而主动把那个他们更能操控的秤锤朝轻的那边稍微移一移，使天平保持平衡。事实上各个领域都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平衡工作，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平衡系统。当人做不到平衡时，天就会来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