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你相望
发布: 2009-3-20 09:08 | 作者: 杨沐
祖母自杀时已经悉数过完女人一生应该经历的苦难：处女膜的破裂，爱情的逝去，妊娠，分娩，丈夫的背叛，情人的厌弃，操劳，孤独，耻辱，离乱，亲人的下落不明和死亡……我不知道祖母经历了哪些，但一个女人一生大凡要经过这些。我厌恶祖母那张雕龙刻凤的红木床，又忍不住少年惊惧地偷窥。一个女人所有的快乐和苦难都在床上，那张床在父亲出生时差点带走祖母的命，却最终没有为她送终，她选择了家里的梁，实际上是那座四百年老屋的、祖宗的梁，她让自己赴身祖宗了。我还厌恶那个有许多火柴盒般小抽屉的梳妆台，那上面发毛、发黄的镜子让人毛竖皮凉，站在镜子前久了，好像四百年来的祖宗会飘出来。这镜子映照过年轻祖母的脸庞，那个像瓷一般光洁的女子，怎么就变成正墙上那个目光严厉的妇人，再从那样个妇人变成一把霉烂的白骨。多少女人都会从柔曼的女子便成坚硬的老人，那种令人厌恶的衰老和丑陋让我不愿面对。但是我不得不面对祖母为什么要自杀。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弄清了祖母为什么自杀能理出一条精神气脉，也就是在哪一点上我是这个女人的孙女。
我想知道，祖母的最后是怎样一个处境，她有儿有女怎么就不愿活了，宁愿自杀，也不愿看着这个世界。她是1963年死的，已经做了十二年的寡妇。一个五十岁的女人，守寡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的困境到底是什么。从八岁那次回老家之后我特别愿意听家人说祖母，一点一滴的，我慢慢知道她的状况。从1950年起，她一点一点陷入她的困局：她的房子充公了，乡下的土地分掉了，另外一些不动产社会主义化了。祖母虽读过新式大学，但在苏州那个老宅子里，浸淫的是传统思想和文化。她不怎么想得通卖劈菜的、卖开水的、收马桶的为什么能住进她的家。在几十年的相邻中，她自觉对他们挺好的，送医送钱的，但是他们不该理直气壮住进她的宅子里。住了也就住了，祖母是个放脚的寡妇，儿女都在外地上学，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做事，她无能为力。再说，熬了几年之后她应该也习惯了，认了那个现实。要认的现实还有，她必须变卖家产给儿女上大学之用。她不认识什么人，她过去认识的人要么被镇压要么被统治，剩下的唯恐避之不及，她只有靠乡下那些土地的二地主。那个精明的人把祖母求他变卖的字画囤积起来，嘴上抹油似的还叫祖母东家，行动上却用几个小钱把祖母打发了。祖母别无他法，又不能让儿女受罪，就不断拿东西给他“当”，明知有骗却还要依靠他。
祖母不能接受的现实可能是，她的女儿一定要嫁给邮电职工的儿子，就因为他漂亮，另外还是工人阶级。祖母可能已经对出身没脾气了，她看不上那个漂亮的工人子弟是因为他游手好闲，且有流氓无产者习气。她说我们家虽然富有但我们家的人从来都勤勤恳恳。她的反对是无力的，仅仅一个出身就让她无话可说。她只能沉默地看着女儿结婚，沉默地看着她生育带子，而她游手好闲的丈夫热衷于自己的仪表和光鲜的衣服以及酒肆茶楼，最后，沉默地看着那个家里的“无产阶级”把值钱的东西偷出去变卖，换来的都是可笑的奢侈品：哔叽呢、香脂、发蜡、电梳子。母亲听奶奶说过：家里养了一个贼。女儿对母亲的怨恨永远是：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爱情。母亲对女儿的怨恨永远是：这个人值得你的爱情吗？非得到女儿自己人到中年后才能理解母亲，而祖母到死可能都没有原谅姑母。
祖母不能接受的现实可能是对秩序和礼的丧失，那四百多年的宅子给了她一套理序，她循规蹈矩，不能背离。她责怪的人当中也应该包括她疼爱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父亲毕业后留在北京，他娶了一位上海女子为妻。上海女子把上海以外的地方都看作乡下，她觉得嫁给了一个差不多是乡下的人，她不愿回老苏州的那个老宅子，即便去了，也紧张难耐地呆上两天就逃回上海，而宠惯的儿子也跟着逃走了。这也罢了，母亲总能原谅儿子。她不能原谅的是，住进她房子的人过去还叫她杨太太或者钮先生，现在叫她钮氏、地主婆。他们用了西厢房之后，又以人多为由要占一半堂屋，占了就占了，已经没有阶级可言，有的只是谁家人口更多更困难。祖母不能容忍的是，占了半个还要占一个，把祖母供祖宗的八仙桌扔到天井里。不能容忍的是，宅子里有两口井，一口由大家用，另一口祖母自己留着用，别人要用时祖母也是给汲水的，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规矩，你要感激或心存感激，早晨的第一桶水要留给主家用；第一桶水你不留便也罢了，至少你不能偷，偷了还死乞白赖、强词夺理。祖母最不能容忍的是，邻人和亲戚对她的出卖：偷窥偷听、通风报信、揭发、甚至是编造罪名的揭发，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她的抄家、批斗、游街。祖母最不能原谅的还有，我们全体对她的疏远和嫌恶，因为她的出身，因为她曾拥有的那份多少代人聚集的财产，以及因为出身和财产对她的十几年不间断的“革命”。她的儿女不愿意回苏州，她的兄弟姐妹跟她划清界线不来往了，她的邻人把她当作刻薄的地主婆，她丈夫教出来的学生抄她的家、革她的命。这个宅子实际上是她家的，钮氏家族的，这里住过的人死的死，走的走，就剩她一个人，当她想到一个寡妇要承受一个家族的命运，她发现这非常不公，发现可以不承受，可以弃之而去。祖母是一天一天挨到再次批斗她的前一天去上吊的，她等着儿女是否能来封信，等着过去的老友能不能来看看她，或者在买菜的路上跟她说说话，不知道她等到没有。那天晚上，她烧了一大锅水洗了个澡；她甚至把换下的衣服都洗干净，凉在绳子上；她把喝过水的茶杯洗干净，扣在茶盘里；她穿上一件薄皮短袖衫，爬上红木凳子。那个四百年老屋的梁上挂下来一个钩子，这个钩子似乎专门给人预备上吊的，这个宅子里不知道上吊了多少女人。祖母放了手，这个宅子最后的礼序、清高、尊严也随她而去了。
祖母在她六十一岁上放了手，她拒绝了这个无常的、混乱的世界，坚决地找她的清静去了。祖母是杭州美专毕业的，我见到的她的作品只有刺绣，那些刺绣不是日用品，是作品。
母亲是动过自杀念头的，最终可能因为年幼的我们，以及一切终会过去的希望没有实施。父母这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除了死，是无法保持自己的高洁的，灵魂都给你清洗了，个人都给你抹杀了，而且把你改造得认为这种清洗和抹杀是最好的生路，于是，你在任何事情上便不能考虑灵魂的事，只能考虑生存和延续子孙。我想，在大学高知小楼里长大的母亲，便是这般考虑问题的吧。我听她对外婆说过：我可以当他（指我父亲）不在了，我必须把两个孩子养大。母性可以让女人放弃一切灵魂的东西，也可以放弃肉体的东西，这便是我们生生不息的缘由。母亲哭了一夜又一夜之后，第二天还是起床了。她蹙着眉头照样给我们做早饭，照样给我们煮红烧肉，照样给我们做棉袄，她甚至学会做布鞋，这让我们不能穿皮鞋也至少能有布鞋穿。她营造的庞大的日常生活，不仅拯救了她自己，也拯救了父亲和我。我不是那种省事的孩子，如果母亲有个意外，我的下场不会好，我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不与别人为敌，也会与自己为敌。我那才高八斗又脆弱的父亲也考虑过自杀，1974年底他回到我们身边时他说，如果实在挺不住了就背一面口袋馒头步行去黄山（因为他没有钱，没有全国粮票，学院只发给他饭票），游完黄山就从上面跳下去。他说，每一次他都对自己说，再等等吧，再等等吧。母亲和我们的存在是他的支柱了。
母亲终于把一种不堪的生活忍受下来，甚至接受下来，是的，是接受。她最终放弃了古典主义的追求洁净内心的人生，对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采取了妥协。让她打草她就去打草，让她到学院小工厂当检验工，她就去当。女人是天生适应生活的，她把书斋和校园生活哺育她的东西藏了起来，让自己认命而顺从——女人的认命，和小知识分子的顺从。这让她在那个发疯的年代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子女和自己男人的希望和生活。后来又发生许多事，母亲熬过了“文革”，照样还得承受一个女人在中年和老年通常承受的那些变故和不堪，但母亲悉数承受了下来，母亲终于从小资产阶级女学生蜕变成承受这个悲惨世界任何风吹雨打的女人，她怀着对无望人生的悲悯和彻底放弃自己的坚强，给了我们以最后的后方。我想没有坚如磐石的母亲，我和父亲即便活下来也会发疯，那一脉追求洁净的品性和脆弱的神经，让我们很容易断裂。
在我今天对家族女人的审视中，不能说这个家族爱好自杀，但自杀一直是我们追求优雅的、洁净的内心生活的最后武器，也是对乱七八糟的生活的摒弃和拒绝。我在精神气质上遗传了祖母的洁净和坚脆，我既是坚硬的、往前冲的，又是脆弱的，随时准备折断自己，以求全身。是的，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自杀，从来都是我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最后的匕首，在相当多年份里，抱着它穿过犬伏主义的俗世——但今天，当我向家族的女人眺望时，当我发现自己简单地、宿命地以为它可以解救我于尘世时，我发现这里的脆弱和畏缩。我并没有祖母那种被“革命”的处境，也没有母亲那种高压下的“洗脑”，我的处境不过是一个女人的处境，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处境，那么如祖母那样拒绝生活，如母亲般认命不该是我的选择，那种大家闺秀的樊笼和小知识分子的宿命不该再次笼罩我身上，还应该有一种更高贵的人生，那就是向命运、向自身的局限做至死不渝的反抗。
这竟然是我不久前才意识到的，或者说在一位精神教父的指导下意识到的，当他的批评一再指向我的宿命论时，我惊得周身冰凉。我没有意识到那个无孔不入的小丑：宿命论，已经下意识占据我的思想，我已经且战且退，开始寻找退路，那个叫做命运的绳索已经开始在我身上紧起来。当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死亡在另一个方向敲门，我必须做死亡前的准备时，我才真正地战栗了。我开始清理我的来路，不仅在这篇文章中清理，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用口头表达、跟不同的人不断地清理。语言和文字拨开了一层又一层的垢痂，那最初的清泉显现了出来。我撞回到自己的源头，在开始的地方找到最初的理想和勇气，以及最初的动力：那就是用我一生的努力，向源远流长的家族和泽披四方的祖先致敬。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中途，如果从前的一切是青春的盲目的话，接下来的后半生，则是一种自觉。现在，我只能说，从前我是个有使命感的孩子，现在，我是有使命感的女人，即然我已经看到那条束缚我家上辈女人命运中的绳索，不挣脱它，我决不会弃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