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
智者说，一切皆归于元点。半辈子都过去了，我在中途向来路眺望。
我没见过我的祖母钮氏，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我与她的相望变成单向的，变成对自己“负岁月”的一种参杂着想象的遥望。但我必须回望她，如果要回望生命中的女性，便不能跳开她；她是我所知道的源头之一，再远的源头已经不知道了。我把她清理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来路清理出来。每个人大凡都有回溯自己源头的冲动，这来自那个基本的困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倒觉得廓清了我从哪里来，才能确认我是谁。血缘和基因已经在受精前存在了，我们不过是把那个源远流长的谱系延长罢了。
我是不孝子孙，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子孙。我童年世界里的长辈和亲戚都是母系一边的，大凡因为那里能提供充足的“奶水”和资产阶级般的欢乐。在我生命最初的八年，每当人问你有奶奶吗？我都会毫无感情地说：我奶奶已经死了。有时候还会加上一句，在我出生前就死了。一个事实是，祖父母很少出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甚至不提及他们，不提及关于他们一切。苏州到上海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每年都从北方回上海，甚至都不往那个方向偏偏脚。我六个月大时回过老家之后，以后的八年再没回去过。我不知道我的祖父母是谁，我还没有上学就知道家里的成分是“地主”，“地主”便是那两位不知该用什么感情对待的过世人的标签，仅此而已。
我第一次看到祖母的照片是在八岁那年。家里有许多钉死封存的东西，在少年春季的光耀恍惚中，我把其中的一个纸包偷了出来。于是，我看到了两个有别于现实生活的人：一个拿扇子的飘逸的旧式文人，他旁边是个梳着纂儿的、披着流苏披肩的女子；女子不看我们，径直走去了。我被这个长勃颈的、素洁的旧时女子惊呆了，这个女子收得太紧了，紧得都光艳了，像瓷一样，像薄玉一样。她的眼睛不看你，随时准备从你身旁走过去，似乎也准备从“你们的”生活旁边走过去。我入迷于她的脖颈和侧颊，在一个又一个春日的迷离中，躲在某个树下，望着它们发呆。我脑子里有一泓虚空的、阔大的对未来的遐想，我用看到的事物充填这个空间，这个女子突然给我提供了一个成长方向：我可以不看你以及你的生活，我可以径直而去。这个女子还给我从小在镜子前的装模作样提供了模拟对象，我的舞骚弄姿有了一个新姿态。
那年夏天，母亲突然心血来潮带我们回老家，我便知道，这旧式文人是我的祖父，素洁女子是我的祖母。这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照片，第一次知道自己不堪的、牛鬼蛇神的家庭还有这么体面的祖辈，我也同时意识到，祖辈的体面是父母今日不堪的缘由，他们像是把一种遗传病种植在家族里，我们这些子子孙孙，都别无选择地受这种疾病的遗害，而且永无穷尽。但不管怎么说我呱呱坠地八年后和祖宗连到了一起。这之后，如果母亲再打我，虽然拿不准该不该说，我也会孤注一掷地反抗：要是奶奶活着，绝不允许她打我。我的喊叫常常招来母亲的暴怒或女人们的一片嘲笑，我的护身符是那么可耻或者子虚乌有，大家除了认为我跟那个激烈的、“屡教不改”的父亲一样需要彻底改造外，似乎别无他法。我则对她们的哄笑耻之以鼻，我虽是个小投机主义者，但冥冥中感到，我得像男孩子一样，在母系家族的一片汪洋里维护父系那边的血统。
暑假到来后，我们完成了上面说的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后，在上午十点多来到一扇黑黢黢的木门外。我从没见过的姑母和表姐迎出来，接下我们的行李，我们随后进入的三进大院，便是我在照片上看到的地方。这个已经衰败的、成为居民大杂院的宅子，是座明代状元府，姑母会闺中密友的小凉亭，父亲逞少年之强的月亮门已经不见，有的只是七十年代中普遍的生活场景。但那种阴湿、腐朽、没落的气息还是浓重的，除了每天炒菜的气味能在一两个小时内暂时压过它，其余时间，它像一张披在身上的湿霉被单，无处不在地难受地贴着你，即使走到院子外，那发绿的霉菌似乎还粘着你的皮肤。在主院东厢房的正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姑母搂着我，指给我看祖父母，奇怪地，就一眼，我彻底认了宗。这是一位年老的妇人，大家闺秀的雍容已经不见，有的只是沉重和苦难，但那种对什么的拒绝还是有的，她盯着从没见过的我，既是殷切的，又随时准备拒绝。
我在老家的二十多天里，不喜欢去东厢房，那里，走一走，整个房子吱吱嘎嘎，动一动，房顶掉灰下来，这可能是一百年前的灰，二百年前的灰，灰里有股尸臭味，扒在你身上，浸到你肉里。比这还难受的是老妇人从墙上望着你，不管你从那个方向走近，她都会从四面八方盯着你，严厉的目光让你不断检讨自己。姑母把我当这个人丁稀少的家族的男孩，她认为有些话要单独跟我说。她甚至认为我母亲是靠不住的，援手那关在“牛棚”里的父亲和这个败落的家族，得靠我这个八岁的女孩。她搂住我的肩膀，一一告诉我哪个是祖母睡过的床，哪个是她的梳妆台，哪个是她陪嫁的木盆，哪个是她蹲了几十年的马桶；她还告诉我，那些已经住上外人的房子以前是干什么用的，那些临时建筑上以前是种着竹，还是养着梅；她跟我说祖父不仅是大地主，还是苏州城的教育名流，那些在乡下的土地不过是祖上的遗产。我很紧张，不仅害怕我听到的，还忌讳姑母搂我的动作，单独跟我交谈的方式。她用深扣的眼睛盯住我，我感觉墙上祖母的眼神寄居在姑母的眼窝里，那来自这一脉女性疯狂、执着、坚脆、洁净、苛刻的秉赋，通过姑母对我的盯视传给了我，或者说，她的盯视唤醒了我的这些秉赋，我不仅要认宗，还要在精神气质上和这个家族连脉。
我惊慌厌烦。姑母一定要我有所承担、有所承诺的眼神让我不安，她说的：你妈妈是个好人，但你妈妈不是杨家人的话让我无所事从。我跑开了，我很沮丧，如果在此之前我可以下个乡、当个社会主义新式农民也得过且过的话，这墙上的妇人和这个败落的宅子让我过不下去。而我又能怎样呢？一个大地主的狗崽子除了下乡还能有什么命运呢，我想不出来。一种无前途感便在八岁时笼罩了我。我整天胡思乱想，把命运想象得无比悲惨，终于有一天，这种狂想将我击倒，那种奇怪的病又找上我，我开始神经性呕吐，每天就要呕吐，只要呆在房间，只要闻到那股气味就要呕吐。姑母一家给我求医问药，又是刮痧又是拔火罐的都不见效。接着是母亲也受不了老房子的压抑，向姑母一家撒了谎，带着我们，飞也似地逃回上海。
那个暑假之后又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祖母是自杀的，就在那东厢房的梁上，用大家闺秀常用的方式，吞了金子，然后上吊。
我出生后，母亲又是被“运动”搞，又是被下放，把我放在上海的外婆家。外婆不知烧了哪支高香，她那上海军阀的父亲连累了所有子女唯独她没受多大的冲击，她在交大的高知小楼里，一拨一拨饲养着营养不良的第三代。外祖母胸襟博大、乐善好施也有顾不过来的时候，她要管理刚出生的孙子时，就把我一个火车托运回北京。我四岁，一个人坐火车，从上海到北京，带着水、饼干和痰盂。一个小孩，你别想从座位挤到厕所、回来时座位还是你的，这就是带痰盂的作用。母亲把我从车站接到后，并没有表示太多的兴奋，两周后我们又坐火车走了，这次坐的是闷罐子货车，好几家人在一起，车厢里还有我们的家当。我们这是又被下放了。
从北京到河南驻马店，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车子一停就是十几个小时，大人们可能感觉像流放西伯利亚。雪越下越大，大地越走越荒凉。不过小孩子照样像过节，车一停就下车玩，欢天喜地的。后来，出了一件事，孩子们不敢再疯了。我们这伙人中的一位父亲，在车子驶入漯河境内时从闷罐子车里跳了出去；他跳下去并没摔得怎样，在前后车厢的大呼小叫中爬起来又往另一条车道跑，一列北上的列车刚出编组道，这位决心要死的父亲一头撞到北上的列车上。我们全体亲眼目睹了这一幕，那位父亲塑料玩具般飞上了天，一个调皮的男孩甚至还笑了一下，所有的人都不吭气了。那位遗孀甚至都不敢哭，好像哭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都是罪恶。那家的孩子难容得一个劲地打她妈妈，那个承受双倍痛苦的女人终于像疯了似地，照着女儿的脸一顿乱打，死亡在女人之间的互扇耳光中退到了第二位。
我们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地区遂平县东风公社界牌大队，农民把一间仓房给我们住。我们家后面有一条河，前面二百米远的地方是全村唯一的一口井。父亲不在家，已经很多年不在家了，我们家很多年就我和姐姐和母亲。我在外婆家的时候，就姐姐和母亲。父亲在学院的学习班，住在河对面，整整一年，我才隔岸见过他两三次。
我们在那个叫界牌的地方住了一年，在我今天的回忆中，这一年里，我的喉头都堵着哽咽，每时每刻都可能哭将出来。父亲在公社的中学里天天挨斗，母亲则在大队卫生院给人看病，或者到田里耕种或收割。我那位浪漫的母亲，打草能从一天二十多斤打到一百三四十斤，她能把这一百多斤草从野地拖到大队部。我不在意母亲干这些活，即便在那个年龄我也观察到，干活压不垮母亲，压垮母亲的是对父亲的批斗。我很为母亲担忧。我每天做的事是，早上一起床便看妈妈在不在，如果不在就往门后的小河跑，如果还不在就往井台上跑，如果还不在，我那一腔要哭的喊叫，就堵在喉头上，堵在脸上，堵在眼睛上，人都快要爆炸似的，闷不作声地在村子里乱跑。于是，村里人每天都看到这个小女孩一起床就往井台跑，她看上去真不懂事，即不自己穿好衣服，也不洗脸梳头，早上一起床就往井台跑，所有人都认为这孩子贪玩，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怕妈妈跳河或者投井。
母亲情绪波动大的时候，我除了守着井和家门后的小河，我还藏了家里的剪刀、裁纸刀、锥子、螺丝刀，我以为藏好这些东西母亲就不会用它们自杀。母亲经常会找不到剪子，找不到就吵我，说我偷偷摸摸、鬼头鬼脑。我还藏了家里的绳子，因为搬家，家里有很多绳子，我不可能藏起所有的绳子，仅把一根比较短的、光滑的、母亲经常用于晒被子的藏了起来。我可笑地以为母亲要上吊也是会用这根，把这根绳子藏好，就杜绝了母亲上吊的可能。我不上学，也没幼儿园可上，我整天坐在家里想着刀子、剪子、绳子这些事。我还担心另一件事，就是，担心母亲和终将回家的父亲忘了普通话，接受再教育的结果是说一口河南遂平话，我每天在家一个人练习说普通话和上海话，以备我们最终回北京或上海时，能教他们找回自己的语言。
我终成了一个神神道道的孩子，嘴里嘟嘟囔囔、自言自语。时间一长，那些既来自想象又来自现实的压迫，把一个孩子压垮了。我身体上出现反应，开始呕吐，而且像晴雨表一样，母亲情绪不好时我的呕吐就剧烈，她好点了我也就不吐了，她认为我是“作”，专门跟她作对。我也认为是自己“作”，别的孩子似乎已经不让母亲操心了，而我天天坐在小河边或井台上忘了回家让母亲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