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很想做的一件事是，谁也别陪我，别和我说话，让我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走走坐坐。一小时、二小时、半天、一天，我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坐下去的。太 多记忆，太多太多，都是生命力最旺盛时期的记忆，注定甩不掉的。甩不掉的记忆，只有迎上去。不管如何，记忆就是生命。没有记忆的过去等于没有存在过――尽 管我愿意它不存在……我很想，很想就那样，独自一人，静静的，在这块土地上走走坐坐，想一阵，想叹气就叹气，想流泪就流泪，憋得太久了，太久太久……这滋 味也许很苦很涩，但是苦是甜、高兴欢喜或伤感压抑，都是浓烈的，浓得化不开。生活中太少浓得化不开的滋味。太少太少。我万里迢迢来这，为的就是这份浓得化 不开的滋味。即使是痛苦，也是享受，痛苦的享受。
最后一站是江山中学。
插队的最后两年，我在江山中学当老师。那段日子，是我农村八年半中过得最快乐的。
那两年，划拳、喝酒，是我“课余”做得最多的事。
老师在那地方倍受尊敬。老师有特别多关系：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学生的家长、学生家长的朋友……不是今天这个叫，就是明天那个喊。我没 那么多关系，但这中学的老师们个个和我关系都好，任何人有酒喝，都叫上我。我差不多天天喝酒，星期天，那就基本“没空”。
那时喝的是山芋干 酒，七毛八一斤。那时喝酒真叫喝酒。没菜。一碗大青豆，一碗盐豇豆，一把韭菜，一把大蒜，这就能喝。好的时候，也就炒盘鸡蛋加点盐，或者哪里弄条鱼，没 油，用面粉沾一沾，锅上烤一烤，兑上水，烧几把火。不知是否那里的女人特别能烧，怎么烧，都能烧得香喷喷。
喝酒最开心的是划拳。
第一次见划拳，是到凤阳的第一天。下火车后，两个农民帮我们挑行李，往二十里地外的下放点赶。途经大溪河，我们在街口小饭馆歇脚。饭馆里，几个农民正在行 酒猜令。只见他们一个个袖管裤管全卷起，颈上青筋爆出，裂大嘴，呲着蜡黄蜡黄的牙，这头向那头冲去，那手向这手戳来，“哥俩好、一点不错、八匹骏马、四喜 来财”，一个个叫得声嘶力竭，完全像土匪。却这恐怖的一幕，日后成了我的喜爱。我爱划拳，划得很不赖。我们这群教师喝酒多，个个拳都划得不赖，但我是公认 为最好的，总赢。我赢的本事在于很快能看出对方的变化规律，自己则没规律地变化。
开始我不能喝酒，喝一点就晕，甚至吐。但那里，只要人坐桌 上，不能不喝。不得以，我常将酒含在嘴，趁人不注意，一个空隙，吐到地上，反正是泥地，一会就被吸掉，不留痕迹；有时则假作擦汗，一抹嘴，将酒吐入手帕。 然而，久了，我开始适应酒精，能喝一些了。我能喝一些的最重要“秘诀”还不在于“久”，而在于大喊大叫，装疯卖醉。叫着喊着，精神就分散，就不感觉醉不感 觉难受，叫着喊着，酒气就随之出了去……我一生做过的所有事中，酒后乱说乱叫无疑是最痛快的事中的一件，肆无忌惮。
江山中学到了，可我连一块认识的瓦都没找到。
是周末，唯一个教室里有人，大概是在补课。值下课，走出一群学生，我拦住最后出来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向他打听这学校我所熟悉的人。他太年轻，一问三摇头，直到问起曹老师，他才知道，说曹老师现是小学校长，就住在学校后面那排房。
一排宿舍一样的泥屋中的一间里，我找到了曹老师，他正在看书。我俩都有些激动，紧握的手很久没松开。当年，我和他还有郭老师三人是最好的。我们几乎每个 周末在一起。有时喝酒回来晚了，他俩送我回学校宿舍后，懒得再走，就睡我那。我返城回上海，是他俩送我上的车。他们还借了辆板车，拖了二十里地，帮我把行 李运去火车站。
是七八年十月末的一个傍晚，天已昏暗，车站前一排黑黝黝的槐树，树上方露出一块深色的蓝。火车来了。这次火车来的 意义不同以往，把我带走后，我再不用回来了。我等这辆火车等了八年半，做梦都在等，可真见它开来的那刻，并没感到想象中的轻松、愉快。得怪那天空，怪黝黑 的槐树上方残留的那块深蓝深蓝的天空，那蓝蓝得人压抑，非常非常压抑……我在曹老师、郭老师的眼睛里看到了眼泪。我不知今后的路上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朋 友。我向他们挥手说“再见”。我最后说的那声“再见”，不是对那块土地，是对他俩。火车启动了，挥再见的手停在窗上，远了，那手还停着……走了，我走了， 再不用回来，但我把生命中一段重要日子留下了，把友谊留下了，把初恋和梦留下了，把孩子所能承担的极限苦难留下了，把宝贵的花样年华留下了，永远永远地留 下，带不走。
曹老师忙着张罗我们吃饭。我说不，今天我请。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人多，你争不过。我对我的朋友们说，不能让他付钱，怎么都不能，尽管我知道，我们间的交情足够他请我和我的朋友们吃饭。
曹老师找人把郭老师也叫了来。他就住附近。
我们三个又坐一起了。
他们都很好，曹老师一月工资一千二。郭老师现做养鱼副业。
聊起故人故事。当年的教师大多已退休，有的是调离，变化很大。最让我吃惊的我们的毛校长，他们说，他死了。他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喝着，起身去外解手，一 去就再没回来。朋友们找出去时，他倒在墙根，已经死了。我说太可惜，实在太可惜。我说毛校长是好人，真是好人。那年代大官小官只要是官，都能坑人整人，他 没有，从来没有。他大不了我多少岁，一个圆圆的头，一对圆圆的眼，一笑两腮两个圆圆的酒涡。明明是张和善的脸，却偏偏，总爱扮一付凶相。可那脸再扮也不 凶，有人喜欢他，没人怕他……那脸还在眼前晃荡，魂却已在九泉之下。
曹老师说，他见过一个当年和我一起下放的朋友，高个，姓杜，这人回来过。曹老师说，这人现在日本，是大学教授，还说，他向这个姓杜的高个打听过我，知道我在澳洲。我说是的是的。我告诉他，这个姓杜的高个是我的大舅子，已经“是”了二十多年。
自插队那天起，我整个生命就和这段历史丝丝缕缕地牵涉纠缠，再也分不开。
他们告诉说，街上不远处有个卖衣服的小店，老板娘是上海人，当年和我们一起下放的女学生。他们说了她的名，可我不熟悉，想不起，萧良、阿五也都说不知道。两位老师问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可临到起身，我又改变主意，说不去了，不管认不认识，都不想见她。
算什么，我们一群人，开辆车从上海来，在这停了停，和她打个招呼，又走了。她和我们一起下来，是一伙，但她走不了。看着我们一个个离去，她是什么滋味？ 那片连接着天的地，会不会越发荒凉、越发压抑……不想见她还有一个理由：不见，知道的不过是件事，不愉快，但毕竟只是件事；见了，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人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会老在眼中晃悠，离不去。
不想见她更因为，想起了郜苋。
郜苋因和一位拖拉机手结婚，留在了那里。
“不知我的人生列车什么时候开出了站，只知当我发现时，我已在车上……一个有雾的傍晚，我停靠在一个宽阔的肩膀，我以为列车已经到达终点，却不知，那不过是一个，伤心的小站。”
一首歌的歌词；歌名“伤心的小站”。
那趟列车还没到终点，她下站了，在一个叫“凤阳”的小站。
列车开走了，继续往前，站台上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她。
八六年那次回凤阳，我去县农机站看过她。那晚停电，走道里很黑，找到她时，她在屋里，正和两个当地女孩，趴在煤油灯前说着看着什么。见我，她吃一惊，直 起身，但马上，便控制住自己，显出一付矜持，不冷不热、不近不远。她甚至没请我坐下，只说了声“自便”，还说了句“回来看看？”我没坐多久，坐不久。我说 我走了。她没留我，只说不送了。我说不用送。我走了，可走很远，我还感觉她的目光停在我的背脊上，那目光定定的，却闪亮，晃动许多记忆、许多苦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