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激她，真的感激。这么多年了，她还记得这么清楚，竟还记得那堆土，知道那堆土和我的关系……
我没去看那堆土。不想太伤神。
十六岁半起，我开始在这生活。
我住的那间屋，原先是牛屋。我们到达时，里面还住着牛。四天后，牛牵了出去，住进了我和我的同伴。住进去当晚，我们在各自床脚下洒下了敌敌畏，第二天早晨，那一圈圈洒过敌敌畏的地方，叠起一圈圈足有五毫米厚的密密麻麻的死了的小虫……看得我们连头发都竖了起来。
我们是下午时分搬进去的，许多农民挤进屋来看。我们烧饭了，他们不走，吃饭了，不走，吃过饭了，还是不走。我们想打开行李、想铺床，可我们不能。很晚 了，很晚很晚了，还有一个坐在我们的床沿上的。至今记得那张脸，记得清清楚楚。那脸的颧骨特别高，下巴特别尖，三角形的，眼睛特别小，仅一粒西瓜仔大，头 发特别长，也是三角形的，披在前额，发尖像把刀一样地刺在双眼间……从没见过这样一张脸，油灯下，像鬼。
灯是墨水瓶做的，灯光豆点大，我受不了了，不能在那样的光线中见那张脸。我想把火光搞大些，搞不大，急了，我用一张草纸卷了卷，插在瓶里，点燃……
老乡说，这屋里死过一个孩子，是溺水后救上来，在这断的气……半夜醒来，我常见一点二点磷光，绕着房梁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没了……我从没害怕过。那时怕的似乎不是这些。
我是在那屋里学会烧饭的。第一次烧饭，用的不是煤气、甚至不是煤炉，而是泥制的土灶，燃料是稻草，用火叉拨着烧。火叉很重，几下后，手腕就觉得疼……最 怕那烟囱，老倒烟，一阵风来，回流的烟呛得我们咳嗽不止，眼睛被刺激得彤红，充满血，又酸又痛睁不开，眼泪混着鼻涕一把把流出来……我一次次逃出门外，喘 一口气，又一次次闭起眼，屏住呼吸，冲回屋，去添一把火……
那次在稀饭里放了根香肠，因太香，打开锅盖去端碗装粥时，一转眼功夫，一只老鼠烫死在香喷喷的稀饭里。
很多老鼠。那屋牛屋前是仓库，老鼠出没的地方。我从来怕老鼠，可那时不怕，顾不上怕。
我最怕挑水。才十六岁，没劲，也踩不好步，跌跌撞撞，扁担在肩，水桶老晃荡，泼泼洒洒，一担水到家，最多只剩小半桶。下雨天更怕，沾了水的泥地，空手走路都摔跤，更不说担水。见我们可怜，常有老乡帮我们挑一二担，可我们不能天天指望他们，也不好意思。
一个雨天，很大的雨，缸里的水又见底了。那间屋已老，顶上的稻草早已发黑成块，几处见亮，雨水从透亮的缝里滴下，酱油色的，滴在地上，滴进水缸……天黑 了，没水烧饭，我吃了几口“炒麦粉”。炒麦粉是上海带去的。吃过，嗓子干渴难忍。没办法，我从见底的水缸里舀起半瓷杯水，那水臭哄哄的，许多积淀物上下浮 动。将水停放几分钟，等大部分积淀下沉后，我小心翼翼地将上面的水倒入另一瓷杯，然后，闭起眼，一口气喝下去。然后一整夜，始终感觉着水的滑腻和臭，还有 腐烂的稻草味……
那间屋里，开始住三个学生，一年后，走了一个，这个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高干；再两年，另一个也走了，这另一个的母亲是当地人，娘家在我们隔壁大队，当地很多关系。
就我一个了。
一个人，我在那屋里住了好几年。
屋子在打谷场。打谷场周围不住人家。村庄在后面很远。屋前是一片旷野，一片一直远到天边、和天连在一起的光秃秃的、浩浩荡荡、荒凉空阔的旷野 …
好几年，我就这样，一个人，面对这片连着天的土地，看着风怎样掠过，怎样拉扯田里枯干的茅草，如同拉扯一把把长发……感觉中，这片土地不是一点一点往外 延伸出去，而是从天边处厚厚重重地向我涌来的……这片向我涌来的浩浩荡荡荒凉空阔的土地，看见它的第一眼起，就压在了我的心头，永远永远地压在了那里。
暮色中，抗着农具收工回家，腿发软，打飘。打开锁，推开门，一声“叽――嘎嘎”响，屋里凉冰冰、空落落，等待我的，只有被夕阳拉长的自己的影子。
我常在无边无际的漆黑夜色中，看见两点、四点、六点光。那光是绿色的，刺眼的绿。这一点点刺眼的光，常常几分钟不动一动，盯着我。我至今不知那到底是狼是狗还是其他什么的眼睛。
我常拉二胡，对着那块土地。那段时间，拉二胡是我唯一的享受。心中的苦与愁与闷与寂寞，随着拉响的琴声，一丝丝地流出。
我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是由这块土地滋生的……
我对阿五和萧良做做手势，让他们帮我和亮子小邱还有民兵营长一起照几张相。我不知我还能做什么，只知道我什么都带不走，只能带走几张相片。
走出亮子、小邱家，门口，见到几个女孩。小邱指着其中一个说：“这是我女儿。”
她女儿大约二十岁，挺漂亮。于我，重要的不是漂亮，是气质。她已完全不像农家女儿，完全不像，她像学生妹，像城里人。
她和我的过去没关系，我离开时，她还没出生。面对她，我能开口了，能够心平气和了。
我问她多大？现在干什么？
她甩我一眼，一杨眉，反问道：“干什么？调查户口呀？”
我笑了。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笑。不仅为她笑，也为他们这一代。他们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举手投足不同了，语言也不同了。
民兵营长带我去小登子家。他似知道我想去哪。
在庄上的最后日子，我住在小登子家。我那间牛屋倒了。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东墙突然“哄”的一下倒了，压死墙根下五只我养的鸡。幸好我睡在西墙。
小登子出生富农，父母死了，姐嫁了人，哥因破坏军婚被关了牢。他每年一半时间在外，不是讨饭就是去哪打短工。他不在时，我一人住他家。在他的屋里，我还 教过书，开始教“扫盲”，仅村上的孩子，后来从一年级开始教，教大队的。我还在这屋里自己动手糊过几排桌，用泥和芦杆糊的。
我写过一篇《小登子结婚》的小说，是根据原形写的。
小登子睡觉一丝不挂。每天早晨起床，第一句话是“鸡巴头挑被单喽。”那家伙总硬梆梆、翘老高， 一次次，他下床站在床前，撅个肚，用手打得那家伙东晃西晃停不住，一边，则一脸正经，咬牙切齿地望着它骂：“狗东西，割了你，你就老实了……”
门敞着，可家里没人。民兵营长说，不知他去了哪。
小登子家没变。附近左右就他家没变。还是泥制的炉灶，烧焦的灶口，掉了泥坯的墙，高梁杆扎的房顶，唯独不见的，是我当年教书时糊的几排学生们的课桌。里 半间是我当年睡觉的地方。在我搁床的地方，依然搁了张床。床上铺了条凉席，席上有一滩水迹。床旁的一条板凳上，堆些了衣服，有小孩的。
我问：“小登子结婚了？”营长说：“早结了，都三个小孩了。”
写《小登子结婚》时，我没想到他真有结婚的一天。
屋里外左右拍了些照，连天花板都拍了――一条条发黄发红的高粱杆间，露出一条条干了的泥。后来，我把这些照给我的儿子女儿看，我发现，在他们眼里，那是凡高或蒙内的画，有艺术感。
回到停车处时，人越聚越多。一张张脸，猛一看都不认识，但停上一二秒，全都能认出。一个年轻人走近对我说，“我曾做过你的学生，还认得吗？”仔细看，认 出来了，我教他书时，他才十几岁。拂去二三十年的岁月，还是那张脸。另一个青年也对我说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但他的模样让我伤感：他的头发已近全白。
我把这两个学生拉过来，和他们一起照了张相。
向老乡们告别时，我对他们说，我还会回来的，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还会回来。
车子开出一程，我叫司机停车。下车，站在路上，对着那片土地，我又望一阵。
这块土地给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不管我到哪，它都跟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