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年底，我一家回了次中国。
早在回去前，我就对太太 说，这次回国我要去趟凤阳。太太说她支持，说既然你老想着那，那就去看看，但是，她要和我一起去，还有两个孩子，也一起。我说，这不可能，不要说孩子，你 也不能去；那里交通太差，我都不知如何到达，坐什么车，何况还有过夜问题。我说，如果当天出不来，我能在农民家对付一晚，你行吗？她说你行为什么我不行。 我说：你会睡在破烂的泥屋里，睡在潮湿发硬的被子里，一晚上身上被咬几十个痒得钻心的跳蚤块……你没农村生活的起码经验。你见过真正的荒凉、贫瘠吗？知道 这些所能引起的生理反应吗……
太太说：“结婚二十一年，我们像一个人，可那段对你如此重要的生活中没有我，每次你说起，我都觉得陌生，觉得自己像局外人……”
我说――我能说什么？我说我多带几张照片回来吧。
凤阳是个出过皇帝的地方。
离今最近的元、明、清三朝，唯明朝开国皇帝为汉人，且这皇帝并非根系皇族、豪门、权贵，他出生卑微，是个要饭的。
这个皇帝，就是安徽凤阳的朱元璋。
朱元璋成帝后，曾想定都凤阳。据说，一天他和他的大臣们在选定的位置看风水，决定往东再移一箭之地，结果，这一箭一移移去了南京。照说书的说法，那叫无 巧不成书，他部下往东射出的箭，恰被一只飞过的鹰叼住，这只鹰一口气飞到南京才将箭扔下。天意，本该归属凤阳的明朝国都归属了南京。不过，朱元璋对凤阳还 是情有独钟，他最终将他母亲的坟安在了凤阳。
我曾在凤阳插队八年半，听过不少朱元璋的传说，可惜当时太小，关心自己命运多过历史传说，记得的一些，记得也不确切，不然写出来，一定可读。
除了朱元璋，凤阳还有一样出名的，那就是“凤阳花鼓”。其实，在凤阳时，我既没见过也没听过“花鼓”，大概那时有太多“命”要革，凤阳人乃至全国人没闲 心顾及娱乐和传统。但花鼓戏中的一段词，早已化成了空气，在凤阳的天空、大地、山水人家中流动，只要在那生活过的，没人不知道――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元璋，
十年倒有九年荒。
为什么“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想来不光为风水，但这还是留给凤阳政府或明史研究者好，于我则是，七零年五月十二日，第一次踏入这块土地后，从此就再没摆脱过它，这块朱元璋“御留”的荒凉贫瘠除了泥土还是泥土的土地。
那时，我插队的村庄，不管老幼少壮，年底，一半人得外出要饭，直到五月天收了麦子才回来。要饭在那已成习惯，没人觉得羞愧。凤阳人常常举家拖儿带女携老 而行，常常还这家与那家结伴而行。那时在凤阳，我习惯于看见的是真正的“破衣烂衫”，习惯于看见单衣中怎么漏出肉、棉衣中怎么漏出发黑成块的棉花絮；记不 得曾经见过几件不破的衣衫，记得的是八九岁的女孩还光着身子没衣服穿。农民家里，一切都是泥做的，屋子、灶头、桌子……所谓窗口，只是在泥墙上挖个洞，透 进些光，家中仅有的“家具”，就是从东墙牵到西墙的一根绳，绳上终年挂着全家人一年四季的替换衣服……
那时，没人关心庄稼，谁出力谁“傻”谁“吃亏”，田里干活最热门的是男女相互“调戏”，说“孽话”甚至做“孽事”。晚上，煤油灯下，几根烟枪几个头，张姓人算计李姓人，前庄人算计后庄人，个个能掐会算，掐算得都很准。
那时我们还小，老让我们不明白的是，面前站着的两个，明知他们是仇人，彼此恨得咬牙切齿，杀了对方的心都有，可你看见的他们，那真是不动一点声色、不露一点痕迹，又是握手、又是言谈，恭维、奉承话一筐一筐 ，脸上的笑容喷涌而出，根本无法掬住……
我是和萧良、阿五一起去的。早在澳洲时，我就给他俩去电话，问他们愿不愿和我一起去次凤阳。他们说愿意，说和我一样想念那。一到上海，我们就见了面，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并当下约好，本个周末就动身。
说好坐火车先去蚌埠，再从蚌埠换汽车，可结果，因为年底，外出打工的民工都要回家，车票一时买不到。我们努力了，还是不行，正准备放弃，准备买下个周末 或再下个周末的票，临到最后一刻，萧良和阿五说：我们自己找司机、借车，从上海直接开凤阳。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梦话，问能行吗？他们说，当然行，说现在一切 和我在时完全不同了。我还是疑惑，但不能再反对。
加上司机，一共四人。我们借的是旅游车，旅游车舒服，累了能睡。我们半夜十一点多出发，他们说，这时出发，到到凤阳，应该正好天亮。
中国的高速公路一点不比澳洲的差，宽敞、明亮，一盏接一盏的灯……
没有夜的感觉，没有。我们聊天、抽烟。
我已戒烟三四年，但那两天，我和他们一起抽得天昏地暗。
车过长江，我就感到了安徽。
路，不再宽阔、明亮，暗洞洞、黑乎乎，并且开始弯曲，开始高低不平。大光灯中，看到了暗黄发灰的地，隔老远一枝细细、弯扭的树；空气味道也变了，混进泥 土、稻草、灶头灰和尿粪味……开一阵，公路边的交叉路口，便见一个摊位，摊上一根电线吊一只蜡黄的灯，灯下一张破旧的桌，桌上放几只苹果、几根香蕉、几盒 火柴几包烟，桌后一个歪歪倒倒的帐篷，帐篷里一张树杆搭起的凉床，床上裹一条暗红底色的花被，被里露出一个老人灰白的头……
八六年年底赴澳前，我回去过一次。当时我想，要走了，得去看看，向它说声再见。是去说再见的，可到了那里，一下汽车，我就觉得不行了。
汽车停在公社街口。一边是几座泥房，泥房墙根下，蹲几个老人，黑衣黑裤，女的扎绑腿、挽发髻，男的提着烟杆抽烟。
迎面是条泥路，坑坑洼洼，一滩滩大大小小的积水。
刹那间，我在这路上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当年的我――寒冬腊月，戴一顶海富绒方帽，两边帽沿一个竖起，一个耷下，身穿五十年代母亲穿过的羊皮棉袄，双排扣 的卡其脱卸面已洗得发白，破了几处……我看见自己正口喘粗气，俯首，身体前冲，肩上搭一根绷紧的绳，双手拽紧两旁车把，努力在拖一辆板车……板车上，装的 是我自己喂养的鸡；我拖它们来这，为的是把它们送去供销社卖掉，然后，用卖掉的钱换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
我觉得喉咙口有大块大块东西要喷出来，是“喷”，我克制不住地想冲到一边去，扑在地上，放开声来大哭一场……
喉管被卡住了，断了似的疼，而眼泪，早已涌出，成了线，不停往下淌。我没去擦。街这头到那头，来回走了一刻钟，一刻钟中，眼泪就那么不停地沿着脸腮淌下，淌下，掉到地上……
当年插队那么苦那么难，我没哭过；可那次，我哭了，泪流满面。
一路上，我们几次停车问路。天亮时，“大溪河”到了。
这个“大溪河”，我们没一个认识。
大溪河街该是条泥街，二三米宽，两旁是一间挨一间的低矮泥屋。而这个“大溪河”，公路从街心穿过，能开四辆车，两旁全是砖房，有的还是二层楼的。
“这是大溪河吗？”问路边两个年轻人。回答：是。又问：“你肯定？”年轻人怪怪地看我们，回答当然肯定。“那么，这条大溪河街，是把原先的街拆掉后，在 拆掉的地皮上重建起来的？”年轻人总算明白了：“你们要找的是大溪河老街吧？！在，还在，――那里，就那里，从这走过去……”
顺着手指的方向走去，感到老街了――“我们的”街。
还是二三米宽，还是曲曲拐拐，还是一段泥路一段碎石路。老街也变了，多了许多砖房，也有二层楼的，但毕竟，仍能看到一些老屋，那些我们一辈子忘不了的盖着茅草的泥屋。只是，泥屋少了，剩下的几幢，也“躲躲藏藏”地缩在后面。
“看，这屋还在，原是供销社，我们常来这打酱油煤油。”
“看那幢，记得吗？原先是饭店。开饭馆的老头叫老顺子。”
“这里，看这……原先是肉店……当时猪肉七毛七分一斤……”
我们边走边看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