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１
一类诗歌是体验的，它所要求的“在场”其实包含了一种担心自我从附着物上消失的惊惧，比如Sylvia Plath。另一类诗歌是超验的，它以“拟在场”克服了这种个体恐惧而抵达更高层面的的真实，比如李煜。
４２
往昔是一种假定。
４３
建筑在“往昔是一种假定”这一基础上的是另一个命题，即惟语言的真实才是“仅有的”和真正可靠的。中国人以因果报应论把所有时间内与空间内的孤立事件，串连在了一起并赋予其逻辑性，让“此时”、“此地”、“此事”不再无所依傍，那些杳无所踪的往昔便清晰地从“镜子”底部浮现出来，因明果白，像（假定）“1+1=2”一样拒绝了所有怀疑。不妨认为这“镜子”便是我们所依赖的语言，而困果轮回便是语法规则。哦，我们的往生是一群白鹤，这不是可能性的一部分，而是可能性的全部。
４４
人既不能固守自身，又有何事不能释怀呢？
４５
你如何把对“红色”的感受“完整地”传递给另一个人呢？你如何验证在他的神经元上映出的正是你所输出的？你又如何向一个瞎子传递对“红色”的认知呢？你或许会武断地向他释义：“红色是沉闷”。这里的指涉发生了极大的篡位，你告诉他（我们或多或少地是这个瞎子）“柳树！你从未目睹过的柳树，是一种忧愁”。告诉我，这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指向的（雷鸣般的）紊乱就这样产生了。所以说，物永远不等同于它自身。物总是大于或小于它自已，这就是“物”的虚幻性。
４６
尺子在物体上量出“它自己”，这如同我经常用自己的逻辑去揣度“我之外的”一切。当尺子显现时，它几乎类同于我：一种从未挨过饿、也从未被充分满足过的怪物。
４７
一切活着的东西，皆为“心灵的摹本”。
４８
一把壶从桌上滑落，“我接住了它”这一命题在我的手触及它“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说，我伸手的动作不过是对该命题的一种翻版和抄袭，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而它，也不再是“一把壶”，而是“一把差一点就被摔碎了的壶”，它已经完全不可能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这里涉及到一个命名的问题：命名把事物在语言中的“对应者”侵占了，一旦有新的意义负载形成，它就迅速地背叛了它自已。所以我说“柳树”之时，柳树已经不在了。这种无常，不应被作为烙印打在我们所经历的事物上，而恰是（我们的）语言最本质的属性之一。
４９
难道真有什么在高处引导着我们的行走吗？不，从来没有。恰是我们背后的某些东西如恐惧、影子、扭曲、歇斯底里等在驱赶着我们，向着前方的茫茫雾气。这团雾气不是别的，正是“良知”本身。人类最本质的行走叫“艺术”，即“致良知术”。
５０
落日当前。
落日是我穿过的一件旧衣服。你也穿过。难道你还指望我说出点别的什么吗？
５１
词语（命题）的最大属性之一是确定了与它相反之物（逆命题）的意义，然后再从对立中抵达自身。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事物皆具命定的批判者的身份。通过批判来到达自身，摆脱自身的“被丢失状态”几可称作任何一个思想者的必修课。正如前述，“遇见柳树”是一种思想的结果，遇见更多的柳树遭致迷失，柳树的“纯在”与自我的“纯无”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纯在”与“纯无”是两种需要相互嵌入才“可能”呈现的不可能状态，而一旦两者间的对立与交织开始形成，海德格尔所谓的“林中路”便无法遮蔽地出现了，这也是所有词语（与命题）的生存之路。
５２
果熟畏枝。花红忘言。
５３
如果语言永在该死的逻辑分析中，那它还有什么灵性和生趣呢？（从亚里斯多德到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漫长时日）西哲们固守荒唐的实体主义作为立言之本（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实体才是真正的独立存在，语言与“简单物体”（simpleobject）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正是简单物体及其关系构成了语言的固定的意义），在这里，语言是“生而即死”的。所幸的是，晚年维氏彻底否定了早期观点，创出了语言游戏说。这个论点互否的过程，如同从“有强大意志力却僵死“着”的冰恢复为鲜活的流水”。而在东哲（老子、龙树）这里，语言一直是与物若即若离的独立存在，是有无限之灵性的。如果语言和实体之间真有不变的对应，那么“空”对应什么呢？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无”即是一切物的自性，又有容纳思想本身的“室之用”，语言以其“及物”而能够被把握，又因其“不及物”而灵动自如，随心灵震动不已。
５４
“如何成为一棵柳树？”是每棵柳树都沉浸其中的一个问题。毋须象征和隐喻，对“已经形成的”东西进行直接抵抗和防御。
５５
任何一个四边形的里面“必然”有一只猫，如果你在四边形里面能够放置一条鱼的话。
“自我”像这只吃饱了的猫一般必将远遁，而四边形必将长存。
５６
“猫”：这一语言指向中的符码像鬼魅一般紧贴着“猫”这一生物体，在屋脊上跳跃。如果它是一种尚未被命名的生物体？它的身子是否要更轻盈一些？这种强制性赋予的符号会不会得不到被授予者的认同？当然不会，语言以其神授为世界造就了一种各安天命的秩序。如果没有这种秩序，心灵的镜子就什么也映照不出。而这秩序又是如此脆弱，当“一群”灵性毕现、内心各异的猫，在屋脊上跳跃时，我们的困境似乎就产生了，除了把同一符码赋予她们以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她们的差异性：那“已经显现出来的”和“尚未显现出来的”，在哪里？
５７
开花，“或许”只是植物某种疾病、官能性抽搐、不可控臆想的结果，这类同于诗歌对语言的运用。不能被既有经验确认的此“或许”成就了创作的冲动。如果开花是植物的“创作”，我们不妨认为他们的局限跟我们是一致的，即永远不能把花开成“他们想成为的那个样子”。
５８
梨花点点，白如报应。
５９
到底什么是“报应”呢？报应有没有能够被逻辑学允许的确实性呢？如果一个人把房屋建筑在河边，那么，“岸上风光”对他是有确实性的。如果一个人把房屋建筑在大漠深处，那么“岸上风光”对他意谓着什么呢，他甚至在想，我可以用死来换取我“来世”（这个概念在某种时刻，是一种捂不住的冲动）居住在梦中曾企及的那种景象里，那么，报应就成为“一种可以用死亡来换取的东西”，你能推断出：他愿意用死来换取的东西，“在他那里”不具有确实性吗？因为限定过于严格，它几乎是不能被传递的。
６０
梨花在空中滑了一下。
梨花时刻在刑场中。当你在“死后”或性无能时，会觉得梨花异常地美，这难道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吗？在多数时刻，梨花和（我们的）语言生着同一种病。
６１
猫投射在我们视觉中的影像，到底是猫的一种“创作”呢？还是“我们自已心灵的创作”？或许也是一种报应，即猫“不得不”承担起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样子”。
诗人们往往陷入这样一种惰性中：即要求与白痴一样获得某种“豁免权”，不必用混帐的逻辑学来证明他们确信并正在说出的一切。如果这种“豁免权”遭受怀疑，语言的灵性将会丧失殆尽，诗歌对哲学的拯救也将被迫终止。此“豁免权”是四边形的，诗人们和猫可以自由出入。
６２
梨花是我的假想敌。梨花也包含着对“观看者”的内心和语言的追索能力。
６３
我要建设一座既不实有也不乌有的语言之塔（里面住着植物、跛子、副词）。在“语言游戏”这一人类最本真行为的凝固下它不会倒塌。你看不见它的可能性是“0”：因为你会经常在内心反驳或怀疑一些东西，你会因“误置”一些词而获得意外的言语快感，你的“歇斯底里”会在独处的时刻窜出来吓你一跳，那么，好，你事实上参与了我这座塔的建筑。“我的”，只是一个随时可被摧毁的代码。这也并非什么形而上的阴谋。如果你进入，你会发现“植物的最静止的肉体”，你会发现自已不过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自由操控母语的“跛子”，你会发现自已是一个可悲的“副词”。
６４
她在开始长阴毛的那一年，特别恐惧“看梨花”。
她小心翼翼地行走，像胯间夹着一头巨大的独角兽。这无非是说，一个原本看不见“自我”的词醒来了，她几乎在同时发现了另一个词（梨花）“新的意义”。可是，这种不可遏止的惊惧，这种清澈无比的“畏”到底来自何处呢？
６５
“空白”有着非同一般的表现力。宋代马远作画，只在纸的局部落墨（史称“马一角”），那么他置下这大片的“空白”干什么呢？绝不可将此被语言符码围困着的“空白”等同于“无”，本质上，它是“语言不在场状态”。而这种“拟”状态恰是语言最蓬勃有力的形态之一。
６６
蜘蛛颤栗。它一定是感受到了“一个词”。如果这个词在一个完整句式中形成了固定的意义，蜘蛛的颤栗立刻就会消失。
在它自已的语言系统中，蜘蛛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６７
诗歌位于语言的“经验之外”。诗歌的力量被要求用于形成语言新的矛盾，此“形成”等同于“解决”。并不需要诗歌来缓释你这具具体的肉体的矛盾（比如某种形式的抚慰、抒情等）。也不存在所谓孤立的生活经验问题，生活经验最终需要籍语言之途来到达，难道它就可以以不顺从语言矛盾的方式闯入诗歌这种载体？或者说，语言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生活形式，而不是相反。严格地说，“载道”是诗歌的一个负面的和次要的意义，是一个“偶然事件”。
６８
残忍（之受）近乎美德。
６９
传播力强就是事物（符码）庸俗性的最好解释。当某种语言产品从“A”传递到“B”再传递到“C”时，它所附着意义是递加的，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在传递中形成某种损耗。传递的链条越长，对它原貌的悖离就越大。而在传递中递增的东西恰恰最与本质无关。这种递增是阅读者天赋的权力，是庸俗性本身。上述此种语言产品，在创作者那里，随着时日轮替，它的附着物也是递增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他自已精神产品的“真正主人”，连“付之一炬”都不能为这种向庸俗性的沉沦减速。
７０
月下观察蜘蛛的少女在长着阴毛。
少女和蜘蛛，她们将用两个不同的“词”来对应梨花的白，她们的词都以其强大的催化作用“加深了”梨花在正常视觉中的“白”。但此要义，跟她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她们完全地处在“两下里无辜”的状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