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部大平原
发布: 2016-10-06 20:35 | 作者: 路也
淡蓝色支票
醒来时已是中午了，是被空气里飘散着的煮咖啡的香气熏醒的。与我住同一公寓的雕塑家去了楼下工作室，她的咖啡壶上的指示灯总是亮着的，里面总是剩余着一层不多的咖啡，似乎只是为了让香气弥漫，把我叫醒。
整幢小楼静静的，外面街上也是静静的，这里一天24小时都这样，让我误以为这是地球上最后一幢房屋了。我走出卧室，把宽大的门厅里遮得严严实实的百叶窗打开来，室内一下子那么明亮，使我眯起眼来，身体摇摇晃晃。
忽然瞥见在大门口的灰白色地毯上有一个细长的白色信封，就是通常用来寄航空信的那种普通信封，质朴无华，外皮纯白，内皮是蓝格莹莹的网状细纹，它躺在那里，等着我去拿。我于是一下子想起今天是星期三，是KHN艺术中心支付每周薪水的日子。
在这个艺术中心每天上下班的只有两个女负责人，主任迪妮斯和副主任凯特，她们的办公室就在楼下，与我这里相隔不过数米，其实冲着楼梯口喊一声就能听见彼此，但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为了表示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她们从不来敲门，也从不往门厅座机或个人手机上打电话，如果有事情要讲，她们一般会写电子邮件来，真是咫尺天涯。有一天在我公寓门外地上发现了一个薄薄的白色纸信封，倚门而放，信封上印着一枝铅色线描玫瑰，里面放了一只大水蜜桃，信封上粘了一个即时贴，上面用英语写着：“给路也这个桃子，桃子成熟得很好，请赶紧吃，以免坏掉。迪妮丝。”我收到桃子，回屋吃了，上网写电子邮件，说桃子收到，很好吃，并表示了谢意。第二次是两个西红柿，是由期满走人的一个作曲家留下来的，也被迪妮丝以同样方式送到这个门口。每次都是用精美无比的洁净信封来装，让我几乎产生买椟还珠的心理。就这样，总能时时感觉到工作人员就在很近很近的身边，却常常一连好几天见不着面。
每周的薪水都是这样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总是无声无息地、不知不觉地却又准时地出现在那里，使得我对门口的这一小块地毯充满好感。信封上手写着我的名字，里面不是现金，而是一张支票。支票是折叠着的，如同一张长窄形贺卡，只是纸质要软些，上面的一行行格子是淡蓝色的，看上去很清秀，赏心悦目。右上角十分规范地印刷着我的名字，右下角是主任的钢笔签名，洒脱流畅，像即兴勾勒出来的简笔素描画，左上角印着取钱的银行名字和详细地址。
这张淡蓝色支票照亮了我那张贫穷的脸。我想它一定把我映照得更加年轻了吧？
我把那个装支票的信封带在身上，下楼去了。出了艺术中心，走在二百年前的红砖铺成的小街上。气温并不高，但天极蓝，太阳极其明亮，把静谧的小城照耀得似乎发出了兹啦兹啦的响声。天空不知为何显得很矮，仿佛被用卯钉牢牢固定住了。只有我一个人在街上走，车辆很少，附近一所中学的操场上晃动着上体育课的人影，不知在打什么球，每个男孩都戴着一只大头盔。我拐过两条小街，走到坡度起伏的中心街上来，街是两边低中央高的地势，也还是没有什么人影，偶尔从拐角处冒出一个人来，会吓我一跳，心想，这究竟是人还是鬼？店铺倒是都在营业，全都高高兴兴的，表情单纯，气色从容，只是不知要把东西卖给谁。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店，我曾和迪妮丝去喝过两次咖啡，小店一身深绿色装扮，在我看来，像是穿着十九世纪有蕾丝花边的粗布裙装，它有一个厚嘴唇的门口，似乎还涂了眼影。我就这样一路走过去，南北战争纪念馆、图书馆、电影院、报社、贷款中心、律师事务所、古董店，全都静悄悄的，在梦中一样，我让自己把在路上看到的英语都在心里读成汉语。
那个银行到了，它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大约该译作“树银行”、“植树银行”或“绿阴银行”吧，因为这个小城市是这个国家植树节的发源地，城里郊外全都大树参天。银行是幢红砖小楼，这等于穿了红方格衬衫，在这个建筑物正面，大约相当于额头位置，雕刻着一株绿树，它从那红砖墙面上微微凸起，看来是这银行的图标了。进去之后，一阵幽凉，走过一个长长的斜坡门厅，到了营业的地方，没有防弹玻璃，没有铁栏杆，没有防盗网，柜台也低低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不穿制服，脸上全罩着一副家常邻里的表情坐在那里。一个金头发的女人大大咧咧地招呼我过去，先是问候，又谈了天气。我把那张淡蓝色支票递过去，她让我签了名，就去拿钱给我。我奇怪她竟然不要求我出示证件，我要是个诈骗犯，冒领别人的钱可怎么办？我说，你不想看看我的证件么，这是我的护照。我说着就把那本紫色护照递了过去。她拿起来翻了第一页，随便瞥了一眼，耸耸肩，惊叹道：“你离家可真远啊！”她把好几摞钞票搬到了柜台上，像小孩过家家分发小礼物一样，询问我想要什么样子的，是要五张20美金的，还是十张10美金的，或者一张100美金的。我说，要五张20的吧。她又问我，要不要挑选最新的给你？我说，好吧。于是她很仔细地帮我选了五张崭新钞票，递过来。于是我拿起五张印着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头像的钞票以及从那淡蓝色支票上撕下来的半张个人保留的存根，准备离开。我刚刚走出两三米远，她在后面大声说“你的裙子真好看！”我回过头去，笑着说“谢谢！”
从银行出来，我拿着那五张钞票直接去了不远处一家食品超市，购买一星期的给养。我买了一瓶500ml的玉米油，一盒火鸡肉片，一打鲜鸡蛋、一大桶鲜桔子汁、三只带青皮的甜玉米棒子、一袋胡萝卜、一袋约有20只装的红皮土豆、长长的一大袋子面包片、一瓶将洗发护发功能相结合的潘婷香波，总共花了17·4美元。这些东西，再加上我的公寓厨房柜子里存放着的从另外一个城市的越南店里专门买来的大量面条，吃用上一周不仅足够，而且绰绰有余。
我知道下一个星期三还会有一个白色信封静悄悄地出现在公寓门口的地毯上，里面还会有一张淡蓝色支票。我喜欢它到来的方式。
书籍门诊
从艺术中心步行到那个小书店只需要三分钟。跟周围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相比，它的外表显得过于平实了，一座白色平房而已，它在热烈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矮小和孤零。
书店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书籍门诊。我到达的那天，从它身边经过时，已是黄昏，它显然已经关门了，我当时在脑子里打了个问号，为什么有一个如此奇怪的名字？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午后三四点钟到那里去。铺面不大，摆满鲜花，红苹果免费吃，咖啡和点心的香气与书香混杂在一起。有供客人休息的空间，还设着一个简易小厨房，柜台上有一个牌子写着“感谢广大患者长期以来对本门诊的信任，谢谢你们把我们的诊所介绍给朋友们。”我越看越糊涂，患者是谁呀，是书还是读者？
正值总统选举最关健时刻，极有望获胜的奥巴马的精装传记包着塑料皮，放在显眼位置，希拉里传记已经从书架上拿下，放在筐中半价处理。文学类图书旁边，摆着一些工艺背包，上面印的全是文学大师头像。我问到诗集，老板娘就向我介绍起美国诗人来，她的热情和专业程度都令我惊讶。从她那里我知道了患遗传性肌肉痿缩症13岁就去世的诗人马蒂·斯特帕尼克，翻看他的诗集，文字比较单纯，小小年纪就对生命和死亡有着深刻感受，使人心疼和震惊。老板娘还告诉我，上周有一天桂冠诗人、普利策奖获奖者泰德·库瑟来过这个小书店了，直到他走后，她才知道他是谁，感到很后悔，接下来她大讲库瑟的诗，提到了那首《父亲》，说他的父亲与她的父亲同龄，他的母亲与她的母亲同龄。我说，那你一定与库瑟同龄了。老板娘自豪地点头，又提到她的女儿是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去了北欧，也喜欢诗。著名先锋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自杀的消息传来，我去查问有没有他的小说集，结果没有，所以就决定马上联系进他的书。自从我买了四本诗集以后，小店就送给了我一张卡，允许我免费喝多次咖啡。于是隔三差五地去，要一杯黑咖啡，坐下来读儿童圣经，翻画册，偶尔还能享用一下老板娘的朋友送来的点心，从自家农场采的新鲜大草莓上涂抹一大层黑巧克力，很好吃。我在那里坐到打烊，读书或胡思乱想，一个下午美好无比。
一天天过去，我竟然忘了问这书店名字的由来。有一天忽然想起此事，去问，她们让我往头顶上看，原来在天花板下面房梁上，横放着一副老式木制双拐，该是伤筋动骨的人治疗期间使用的。接下来再让我看摆着咖啡壶和烤箱的厨房，在墙壁上有几排架子，放着烧杯和玻璃药瓶，标着化学分子式，再往里还有听诊器显微镜之类。原来这曾经是一个医生的门诊，医生去世后，他的太太将它卖了，买下房子的人就用它做了书店，大家都不愿改装，都愿保持房子旧有风貌，并且还名“书籍门诊”，以纪念它的过往。原来如此。这房子并没有在改换主人后在不破不立的教条之下变得面目全非，而是恰到好处地保留了过去岁月的痕迹。而我，还愿认为这个名字还包含了引申出来的另层意思，人的身体需要医生，人的精神同样也需要医生，而每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医生。
有一天我细看从书店电脑打印出来的付费发票单据，在最末端，发现两行落款：“三个凶巴巴的老女人和一个穿牛仔装的酷女孩”。显然这就是书店全部员工了。看到落款，并想到她们快乐热情的模样，我忍不住笑了。
全黑的画布
“尹性媛”这三个汉字，是尹性媛自己写给我看的。她对汉语一点也不懂，只是会写自己的汉语名字而已。她不会读这三个字，要我把它们读给她听，我用标准普通话读了，她感到奇怪，发音跟她名字的英文发音毫无关联，相去万里之遥，不像是同一个名字了。她的姓名用英语读起来听上去并不是“性媛·尹”，却不折不扣地成了“宋王·袁”。我觉得这个“性”字夹在名字中间有些别扭，汉语里很少把这个容易让人误会的字眼放到名字里去，就问她是否写得准确，她解释说，就是这个字，听说在汉语里这个字表示性别，而后面那个“媛”字表示“美好的女子”，连在一起，应该是很好的意思了。我只好表示同意。
尹性媛是是韩国人，来美国留学已三年有余，现在波士顿攻读她的第二个硕士学位，专业是现代视觉艺术。她是我在KHN艺术中心的第一个室友，所谓室友是指住在艺术中心楼内的同一套公寓里，只有门厅和厨房共用，至于卧室工作室卫生间都是分开来各自独立使用的。尹性媛极其注意室内卫生，严格遵照厨房墙上张贴的告示将垃圾分类，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另外还要将玻璃制品要单独分成一类出来。平时生活过于随意邋塌的我决定把她当成学习的榜样。那段日子我饮食不习惯，拒绝吃西餐，中餐又懒得自己做，所以营养不良，飘飘长发掉得厉害，走到哪里就把头发掉到哪里，如果作案，势必留下铁的证据，从地上捡起根头发去做一下DNA鉴定，就会知道坏事是我干的。尹性媛一见到厨房地上有头发就默默地捡起来，扔到垃圾箱里去，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也常常俯下身去捡自己的头发。有一天她拿着从厨房地板上捡起的一根头发找到我，将那根弯曲的干燥长发高举在手上，同时将自己额前一根头发拎起来，将两根头发进行对比，虽然都是长发，但她的更直，我的微鬈，我的发质比她的更干燥些，最终证明了掉在地上的那根头发是我的，而不是她的。我说很抱歉，我本来就知道那是我的，我以后会更加注意随时随地地捡自己掉在地上的头发。接下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头发问题，我就去药店买维生素来吃，我不想让我的长头发掉在地上讨人嫌，当然更不想在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变成个秃子。
尹性媛说韩国英语，我说中国英语，她常常认为我的发音有问题，纠正我，我也认为她的发音有问题，纠正她，谁也无法说服谁。比如，她用英语说“微波炉”，我听不懂，但当我用英语说“微波炉”的时候，她也听不懂，只好把人拽到厨房里，指着台子上的微波炉说“嗯，就是它。”我知道这样住下去，我们俩的英语发音都会越来越糟。
尹性媛很用功，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从楼下工作室里回来。她常常问我，今天你写了多少啊，都写了些什么呢？每当这时我总是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实在是没写什么，只好羞愧地说今天在床上躺了大半天看闲书，后来出去逛店了，买了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她说她工作太劳累了，得休息一下了。就这样她日以继夜地工作了三个星期，到了期满要走的时候。我对她画了些什么感到好奇，提出想去看看她的画，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她的工作室是庭院里一间大大的平房，四面墙上挂着一张又一张钉在木框上的黑布，每块画布都被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不留一点边际地涂成了均匀的全黑，就这样整整挂了屋子一圈，大约有二十来块。我问：“你的画呢？”她说：“这满屋子都是我的画呀。”我又环顾四周，疑惑地问：“在哪里呢？”她笑了，看上去有笑我笨的意思，她指着墙上那一块块全黑的黑布说：“这不全是画么，你怎么能看不见呢？”我还是不解：“你指的是墙上这些？你还没有画完吧？”她很自信地说：“画完了呀，我正准备把它们都带回波士顿。”我于是瞪大双眼，凑近到画布上去，一幅幅地看下去，我的鼻尖几乎要挨到画布了，我确信我还没到花眼的年龄，我的近视眼镜度数也是足够的，可是除了完全的一抹黑，百分之百的一抹黑，我就是无法辩认出画布上还有什么图象图案之类，真的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一抹黑一抹黑地看下去，围着屋墙整整走了一圈，转到了屋角，到了最后一张画布，还是全黑，但我终于还是看出了这最后一张画布跟前面那些画布的不同，我在全黑之中发现在右下角隐约有着两个指甲盖那么大小的米黄色图案，形状有点接近麦穗，由于颜色太浅，如果不是我几乎把脸贴到了画布上，根本就发现不了它的存在。我问画的主人：“你的画的题目是什么？”她答道：“《时间与生命》”。我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说：“你很勇敢，这大约是一种新概念画法，时间就是什么也没有，生命就是漆黑一片。”接下来我告辞，捂着胸口快步穿过庭院上楼，风一般匆匆回到公寓，刚关上卧室的门，我就大笑起来，笑得一头栽到了床上，来回打滚。我在屋子里笑啊笑，怎么也止不住了，笑得肚子疼，上气不接下气，一直笑到天黑，我甚至觉得天是被我笑黑的。
尹性媛走的前一天，艺术中心为她举办了一个小型视觉艺术展，把城里的艺术人物都开着车来了，艺术中心小楼前面拉了英语横幅：“特别活动”。红酒、冰块、冰激凌、点心摆在画廓的桌子上。尹性媛请我去看。展出的东西并不在画廊里，而在地下室楼梯拐角处一块空地上，原先那个地方放置着某个入驻艺术家留下来的纪念品：五只卡通狗。现在卡通狗被暂时挪开了，露出白白的墙壁，对面楼梯旁放了一只手提电脑，正打开着，在对面白墙上放出幻灯，像PPT课件。我在那里呆立了十分钟，画面永远是同一幅，看不出是什么图案，像是一大堆胡乱堆放着的米黄色透明丝袜，正在那里不停地旋转和翻滚，永远平停地在旋转和翻滚，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电脑桌面上的一个屏幕保护程序。我问尹性媛：“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呢？”她答：“今天展出的只有这一幅创作”。这次我没有问她题目是什么，我想差不多也应该是“时间与生命”吧。她让我提意见，我胡乱说了一通，就赶快跑去画廊了。艺术中心的副主任凯特自己制做的冰激凌很好吃，有巧克力的、有香草的、还有奶油的，我怕去晚了就没有了。
北 窗
工作室的窗子朝北，是一个矩形，跟这个州的版图一样的矩形。这矩形并不能框住视野，室内是我的文字的画室，室外是大自然这个艺术家的画室。
窗帘是纯色亚麻的，用简易小夹子别在窗户顶部的横杆上，需用手使劲向两边拉，才能敞开来。窗子被一棵长着红豆豆的树木半掩着，我叫不出树的名字。偶尔会看见蜘蛛在窗纱上停驻或者徜徉，少数的雨天里它们会显得慌乱一些，想走到桌面上来。
书桌紧靠窗下。桌上的手提电脑是我万里遥遥一路背来的。由于两个国家的插座孔是不一样的，所以电源线尽头的三项扁插头必须经过一个方形白色美标插头转换器，才能最终插到墙上那个两瘪一圆的插座上面，完成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的电源转变，在我看来，电源也是需要翻译的，插头转换器将汉语电流转换成了英语电流。
从窗子向外望去，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很少有超过三层的，它们一座一座的，很稀疏，从它们之间的缝隙可以遥望到平躺着伸展出去的丰腴的大平原，以及比人的思想更辽远的这大平原尽头的地平线。有时还会看见鹰，用翅膀测量着地下线之上的天空。密苏里河侧着身子从东北方向绕过，这个夏天它水量丰沛，以致于脉管迸裂，即使我踮起脚尖也看不见它，却分明能感觉得到它。近处，枫树和橡树生长得粗大健硕，每棵树的树干都大到两人合抱不过来，可以做成一只独木舟，它们用自己的身体撑起一个个圣殿，黎明和黄昏在那里交替着升起降落，这是夏秋之交，树里的糖份正酝酿着一场壮丽的红色波澜。电线杆全是木头的，由于年代久远，已经通体发了黑，似乎要长出木耳和蘑菇来。常常有松鼠三三两两地横过红砖路面，在树下寻找吃的，再往树上爬去，爬到树干一半时，会转过身来，朝下面张望顾盼，它们沉默而轻盈，有着裙摆一样的尾巴和上好的牙齿；偶尔还会有那么一只大无畏的，会爬到电线杆子上去，像走钢丝一样，顺着电线远远地跑，从这头到那头。
视野范围之内一共有四个教堂。它们是这个小城里最美的建筑。如果以我的窗子为圆心，那么从这窗子到达这四个教堂的半径，最远的也不会超过500米。最北面的那个教堂是离得最远的了，它高高的尖顶像是要戳破天空，不知指向生前还是死后，从那里常常传来悠远钟声，在夜晚那钟声听上去显得更加深远，会穿越梦境。我散步时去过那里，它门前有圣母石像。朝西北方向望，也有一个教堂，这个要小得多，以象牙色长方形小石块砌成，有红色拱门，它的黑色金属尖顶小小的，在风里颤微微的，像是梵高在画里画过的那样。正西方向有一个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教堂，通体以红砖砌成，每个玻璃窗上都绘着大面积的宗教意味很重的装饰图案，在以绿、蓝、黄、红、白等色调为线条联合绘成的花饰的正中央，有一个起支撑作用的棕色的十字形花萼。而正东方向还有一个教堂，它离我的窗子最近，近到我们几乎可以享用同一棵大树的树冠遮罩出来的树阴。这座离我最近的教堂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大屋宇，基部是青色大石头的，其他部分是红砖的，它在朝向我这面的侧墙上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在白天，它看上去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灰白色十字架，而天黑下来之后，这个十字架就会像那种荧光粉或磷光粉的夜光像章一样通体放光，看上去不再单单是一个十字架了，而是进一步变成了一个人体形状，分明是一幅立体的耶稣受难图，在所有夜晚它都这样静静地发着光，以至于盖住了星辰的亮度。我睡得晚，每当凌晨两三点钟朝窗外看去，都会清晰地看到那个明亮的图像，让我感觉全世界都睡熟了，只有这里还是醒着的，永远警醒着。
周围的空旷使得这些教堂显得更加挺拔，有从平砥的地面上突兀崛起之感，增加了它们的威严与神圣。石头和木料在教堂那里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归宿，石头的坚守和决绝、木料的温暖和柔韧，恰好都是信仰所需要的特征，仿佛它们不愿生活得世俗，才被用来建教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