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之夜
华盛顿飞往匹斯堡的UA7685次航班本来应该在晚上10：05分起飞的，不料却一再延误，屏幕上先后显示拖延至12点、凌晨1点和凌晨2点，据说是因为雷雨。杜勒斯机场过了夜里12点之后，所有卖食品的店铺都打佯了，只有冷气依然开得很足——正值盛夏，这里把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很低，像是在冰箱里，而且不是冷藏室，是冷冻室，人在里面就像被速冻的鱼。我从北京过来，飞了十三个小时，晚上7点就过了海关，一直冷嗖嗖地等在那里，并且一遍一遍地掏出硬币去跟匹斯堡那边接我的朋友打投币电话。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国家。
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来。他戴了一副非常特殊的墨镜，两个镜片像通了电流一样，一道道五彩缤纷的电光在那玻璃上不停地闪烁着，一下，一下，又一下。我看呆了，想不出世上还会有这样的墨镜。他直挺挺地坐在那里，瘦长脸上表情冷漠，实在是酷得可以……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直到我实在憋不住了，大笑起来。旁边其他人都在安心地看书。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女人，奇胖，她费了好大功夫才把身体装卸到我旁边的宽宽座椅里去，肉紧紧地挤压在那里面了，她脸上自信的笑容让我喜欢。她喋喋不休地跟我聊天，当我说，你慢慢地说，你说快了，我听不懂，我英语听力不好。她接着说“可是我的汉语水平是零”，并且同时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了个“零”的形状——令我奇怪的是，以后的很多日子里，只要我说自己英语不好，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会对我说出一模一样的话同时做出同样动作，他们像是约定好了一样。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1点多，本以为快要登机了，没想到，竟然宣布航班取消了。大家被招集到一个柜台前面去办理换机手续，只能换成明天的飞机了。手续一个一个地办，四个工作人员，办得极慢，十五分钟也办不完一个。无论前面的人怎么磨磨蹭蹭，无论工作人员态度多么不耐烦，乘客们都在队伍里十分耐心地等下去，绝不发火和抱怨。只是有人开始哭了，第一个哭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她个子高高地站在那里，咧开大嘴肆无忌惮地哭了，边哭边说：“今天是周末，今晚上我见不到我男朋友了。”大家都围过去安慰她，有人还像哄小宝宝一样拍着她的肩膀。第二个哭的是带着两个儿子的母亲，她边哭边说：“我带着俩儿子，今晚上怎么办呀？”大家再围过去哄她。第三个哭的是一个单独出行的女人，第四个哭的就是我了。我其实是被冻哭的和累哭的，我不懂这个国家出于何种目的把空调开到这么低的温度，这绝对不能叫凉爽，而只能叫天寒地冻，我跟别人一样穿着日常夏季衣服，可是几乎要冻死了，其他衣服在另一个箱子里，都已托运，加上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一想起或许还要再熬十来个小时，就心理崩溃了。那些等在那里的乘客也围过来安慰我，一个看上去六十来岁的女人对我非常和蔼，为了让我能听懂，把话说得很慢，吐字清晰，她的人极其优雅，穿着天蓝色低领敞口短袖衫，脖子上戴着一个有些粗砺的花色玳瑁项链，她说了她的名字，听上去似乎是南恩。
终于排到了我。接待我的是一个黑人女工作人员。她胸前两个乳房超大，起初我在心里将它们比喻成两个枕头，紧接着又否定了，枕头太小了，应该比喻成两个沙发才恰当。大约是工作到深夜的缘故，她很不耐烦。我问，航班取消了，要不要安排乘客住宿。她回答，不。我说，那我就住在这候机厅里了，要早上最早的航班。她说，你不可以住在这里，如果你要最早航班，那是早晨7点的，你必须花60美元自己到雷根去呆一晚上，从那里走。我一听还要花60美元，就不高兴，便问，雷根是宾馆吗，还是一个什么地方？她一下子就烦了，不理我，直接对操作电脑的工作人员说，给她改成明天下午5点的航班。我一听还要在这里冻上一天一夜，直到下一个黄昏，就急了，我说，不，我一定要最早的航班。可是他们不理我，还是把下午5点航班登机牌打印出来了。我气坏了，站在那里不离开，怒目而视，坚持要早上7点的航班，那个黑人女工作人员气得冲我吼叫了一通，最后还是给我换成了早上7点的。南恩排在我后面，她也改换成了早上7点的航班，办完手续后，她对我说，雷根是华盛顿的另一个机场，我们一起约几个人凑钱打出租车一起到那里去吧。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那个黑人女工作人员要我到雷根去，原来改换之后的航班是另一个航空公司的通勤班机，是在华盛顿的另一个机场起飞的。工作人员只对我说“雷根”，却把“机场”这个单词省略掉了，我一个外国人，怎么知道雷根是什么地方？
我忽然想起我的行李来，我问一个机场工作人员，一个很帅的男人，我的航班去消了，现在又换成了另一个航空公司从另一机场出发的航班，我到了匹兹堡以后，怎么领取我那早已从中国就拖运了的行李呀？那个很帅的男人倒是和气，他说，你到达后十五分钟，你的行李就到了。我实在不相信这话，即使他长得很帅，也没法使我相信他的话，如果这个机场有那么早飞匹兹堡的航班，可以让我在到达那里后十五分钟就取出行李，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花钱跑到雷根机场去？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能的，明早从这个机场起飞去匹斯堡的航班满员了，我的行李可以乘坐，而我这个人则必须赶往雷根机场去乘坐其他航班。我问他，你敢肯定？他说，我敢肯定。可是我感觉我的行李八成要丢了。
临时凑了四个人，打一辆出租车前往雷根机场。一个印度小伙子向司机付了钱，我们其余的人又把每个人该付的十五美元给了他。四人之中就有那个要去匹兹堡见男朋友的女孩，候车时，她点了一支烟，对我说，我真高兴，明天就能见到我的男朋友了。我说，祝贺你啊。她主动介绍自己的名字，并问我叫什么，我说了自己的名字，她试着重复一遍，可是很难把音发准，她摇头，你怎么有个这么怪的名字，可真难发音啊！出租车在高速路上飞奔，像一个音符流动在明净的乐谱上，华盛顿的夜晚如此安静，植物茂密，在夏夜里散发出浓郁清香。夜色里，看不见白宫，看不见林肯纪念碑，看不见五角大楼，车子从城市侧旁擦了过去。到雷根机场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这个钟点的机场空空荡荡，上下两层几乎都没什么人，可是冷气开得比杜勒斯机场还要大，温度低得简直可以让血管结冰。我无处躲藏，只好跟南恩一起找了个椅子坐下来，缩成一团，她很快睡着了，我却冻得无法入睡，竟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我若像她一样有一大把火柴该多好啊。
这一晚上可真长啊，真冷啊，我找了投币电话，想给地球那边的家人报个平安，可是没有电话卡和信用卡，打国际长途是很难办到的，写电子邮件吧，这个时候机场所有场所都无人工作，发现大厅里有电脑，却是关着的。终于熬到了四点半，可以办理登机手续了，南恩的登机牌却出了问题，杜勒斯机场给她的那张登机牌在雷根机场电脑里竟无法确认，于是这边工作人员又打电话跟那边机场一遍遍地联系，在电脑里折腾了好半天，最后总算把错误更正了。南恩说，我不喜欢杜勒斯机场那个操作电脑的男人，他工作不认真，给我找了麻烦。她表达这番意思时，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气愤的表情和着急的意思，还是那么地有耐心，那么地优雅。
南恩建议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我说，我来请客。俩人端着杯子，一边喝咖啡一边走向安检口。过了安检，坐在登机口，我们俩一起看着窗外一架架停在明亮的晨光里的飞机，都很有成就感。她说，这个夜晚可真漫长啊。我说，这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有趣的夜晚。我们俩互留了通讯方式，知道了她是一个博士，是教师。听说我写诗，她说，我要是懂汉语该多好，那样就可以读你的诗了。
飞机是一架狭长的庞巴迪Q400小飞机，载客70多人。飞机升上天空，透过窗子，早晨的阳光那么鲜艳，掩映在丛林中的华盛顿生机勃勃。飞机上只有一位高大威猛的黑人空哥在服务，他懒洋洋地推着送饮料小车从机头走到机尾，又从机尾走回机头，只走了这么一趟，一句话也没有说，一杯水也没有倒，接下来一个小时，就坐在那里，再也不动弹了。
到达匹兹堡之后，果然如我所料，没有见到我那拖运了的行李，于是排队去办理行李丢失查找手续。我告诉工作人员丢行李的原因，并且描述我的行李的模样，它是深蓝色的，上面写着很多汉字。
地球那边的家里人到现在还没有接到我到达的消息，他们一定着急了，我妈肯定已经打开电视或上网到新浪首页去看国际新闻了，看看有没有飞机失事的消息。
南恩不肯走，她说她要一直陪着我，等到我的朋友来机场接我，才会离开。她那么有耐心，那么优雅——当然，还有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