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傅小平：近年最受诟病的，恐怕是虚构文学写作。与之相比，非虚构写作倒是前景明朗。但不能不承认，体现文学最高水准的，只会是虚构的文学，文学的虚构。很多国外读者走近中国，也是因为读的国内作家写的小说。我记得去年采访《邓小平时代》作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时，他也说到正是读了茅盾、沈从文、丁玲的作品后，才激发了他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热情。前些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把李洱写的德文版《石榴树上结樱桃》作为礼物送给时任总理温家宝，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然而眼下严肃的虚构文学作品，确乎在不断失去理想的读者。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从此走向衰退。而更准确地说，它是在经历艰难的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文学”或“文学中国”，你有何期许？
欧阳江河：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任何文学的表达，都带有虚构的性质，而文学的力量也来自于虚构，来自于对真实的想象和叙述，正是借助了文学的表达，非虚构的作品才能如此深入人心。非虚构文学热潮，体现了文学生态的变化。这股热潮主要在英语世界流行，是用文学作为复述的手段，直接反映真人真事，它糅合了新闻和文学，用以来传递、渲染人的真实生活形态。文学在这里面，变成了从属的东西，从属于所谓生活的真相。我们不得不承认，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意义上的文学，几乎没有了，这种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与当代人已隔得太远，一些二、三流作家退而求其次去写真实，这完全可以理解。
郜元宝：这是一个老问题了。20年代末期，针对当时文学界失望于虚构文学而寄希望于日记之类的纪实文学，鲁迅曾经说过，虚构文学的长处在于“假中求真”（大意如此），他对于人们将虚构等同于虚妄的观念，很不以为然。恰恰相反，他认为，文学正因为摆脱了事事真实的羁绊，才能够借助虚构和想象，达到更深更广的艺术上的真实，而日记之类的纪实文学最大的蛊惑之处，就在于“真中见假”，他当然只谈到日记作家的故意作假，我觉得还可以延伸开去，提醒读者注意，万不可以纪实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虚构文学，更不能以纪实文学所追求的历史的真实性来做判断文学的唯一标准。纪实文学奉追求历史之真为其最大的理想，这无可厚非，让它这么去追求去好了，只要它真的能够抵达它的目标，也很好。但是除了被历史所掩盖的那些真实以外，世界上更有我们的理解力、想象力、情感方式、文化劣根性等等主体能力所不能抵达的存在的真实，这方面只能仰仗我们的虚构文学。
所以，一定要说“中国文学”和“文学中国”，我宁可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虚构文学，寄托于虚构文学的真诚的追问、大胆的想象、严肃的探求、深入的开掘。没有这种努力，中国精神将日益萎缩和凋敝。
李 锐：前面说了那么多的不满和批评，我想强调一下，那首先是对自己的反省和批评，首先是说给自己听的。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过一个真理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太阳明天都会从东边升起来。生活和历史从来就不是为了适合文学发展才存在的。说到期许，就我自己结交的朋友而言，有作家，有诗人，有导演，有编剧，有演员，有画家、雕塑家，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坚持原创性的创作，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好，一直在竭尽可能地竖起自己的精神标杆。他们之中有人名传天下，有人默默无闻，可他们都是文学和艺术的希望。在这个金钱和权力双重压迫的时代，这些人的存在证明了有比金钱和权力更值得追求的东西。更不用提自新时期文学以来，我们已经产生了两位诺奖获得者。高行健和莫言二位尽管国籍不同，一法一中，但他们都是因为使用方块字进行虚构创作而获奖的。对这个奖尽管有诸多争吵，但它仍不失为一个郑重的世界性的文学标志。这个奖当然是这两位作家的巨大荣誉，但在我看来这也是对三十多年来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大肯定。说到底文学创作是写作者自己的选择，你既然选择了写作，既然选择了把写作当成自己的生活，那就专心致志不必再有别的期许。
李 浩：我当然希望我们的文学能够更好，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们能够有几个人可以和莎士比亚、卡尔维诺、卡夫卡、博尔赫斯、君特·格拉斯等作家并立山顶，而且，我相信会。这不是期许，而是判断——它也许会漫长，也许会在某个时段出现。
我相信，但不期许。我相信文学还会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因为它是种需要，并将和人类的存在一样长久，而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并获得发展所必须的。我相信，多年之后，我们在课堂上、公交车上、聚会中还会争论我们刚刚读过的文学，谈论中国往何处去，世界往何处去，尽管这种争论里依旧包含着可能的偏见和浅薄。我相信，多年之后，国人征婚，首要考虑的不再是房子车子位子，而是，他是否阅读，是否是个有责任、有进取、珍视他者权利的健康人。
我不期许。我只是一个写作者，我的写作不是为那个期许而进行的，我写作，是因为我需要，我要和另一个自己对话，追问与诘问，把自己的理想、幻想和梦涂到纸上，在纸上，建立另外的生活和另外的可能。
阿 乙：中国文学未来的巨子，可能是像曹雪芹、蒲松龄那样并不得志的人。活着的时候不得志，写了后人一窝蜂。
我觉得未来一百年内就可能出现一位较大级别的大师。中国人不怕繁复，中国艺术如此，会有人实现一部民族性的巨著。白话文现在还在自我修正的阶段，到那时应该圆熟了。
余泽民：我刚才说的那么多，并没有轻视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意思。现当代文学中有能走向世界的好作品，而且我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会有能让中国出现巨擘的作品还躺在某作家的电脑里。默克尔送书是个偶然事件，与其说是文学事件，不如说是政治事件，只是我们把它当成了文学事件而已。她本人是否认真读过，我都在心里画问号。我相信，在欧洲，李洱的作品并没有因默克尔送温家宝书而变得更红更火，李洱作品在欧洲的价值仍在于作品本身。应该这么讲，虚构文学从来没失去理想的读者，失去的是那些不那么理想、在阅读品质上摇摆不定的读者，这确实不意味着文学的衰退。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像艾斯特哈兹那样想呢？为什么不能用平和的心态只给能读懂、想读懂自己作品的读者写呢？即便这类读者在比例上很少，但在全世界的人数总和仍很惊人。我对“中国文学”的期待是能有更多的作家不看市场地用心写书，能有出版社在做赚钱书的同时也能够“看在好书的份上”出书，在新作者手里发现好书。对“文学中国”，我希望中国的文学界、出版界能更重视文学翻译，无论是翻译外国文学的翻译，还是翻译中国文学的汉学家；前者为你们提供更好的养料，后者则让世界尝到你们的果实。现在，不光在中国，优秀的文学翻译普遍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有尊严的待遇，翻译不等于文学翻译，好的文学翻译是一部作品的再生父母，不好的，则是好作品的杀手。
在匈牙利有一个“翻译之家”，将各国翻译匈牙利作品的作家结集到一起，为文学翻译和作家搭桥，并为翻译们提供工作空间，但在中国就没有。我们中国肯花钱给老外办那么多的孔子学院，为什么就不肯花钱给翻译中国文学的老外办几个翻译之家？光偶尔破费一把，把翻译们请来轰轰烈烈开一个会，吃两顿饭，不解决实际问题。用那么多钱，不如有的放矢地支持几位好翻译，赞助几部好作品。
最后，我讲一个让人即使不伤心、也感到遗憾的故事。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传播上是最重要的环节，各国出版社选择中国作品，大多通过汉学家推荐。我们应该让各国的汉学家们开阔眼界，多了解中国的作家和作品，我认识一位匈牙利的老汉学家——谷兰女士（Karmár éva），她父亲是华罗庚的朋友，援华专家，她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在匈牙利的欧洲出版社做过十几年编辑，专门负责东方文学，编辑并翻译了许多中国作品。现在七十多岁了，还在翻译，刚翻译了莫言的《酒国》，许多出版社只要想出中国小说都要问她。可问题是，她最后一次去中国是80年代中期，她后来想去中国了解当代文学，但没有机会。汉学家都很清贫，自己负担不起去中国的开销，只能靠去中国的学生随机带给她一些书。前年，作协召开国际翻译家大会，她高兴的报名了，以为可以圆这个梦，结果被中方婉拒了。她沮丧地跟我说，中方觉得她年岁太大，希望邀请年富力强的翻译……最后，中方邀请了她的学生，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翻译。我听了这个很心酸，也很恼火，不明白中方为什么这样短视和并不聪明地算计？老汉学家是年岁大了，精力弱了，但他们的学识和对出版社的影响力不是年轻翻译可以比的；年轻翻译是有精力和热情，但他们的资历对出版社没有影响力。如果我们的文学机构做事都这样卸磨杀驴，我能说什么呢？上周我还跟见到她，我说国内有个会议我推荐了她，她苦笑地摇摇头：“他们不需要我这样的老人，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我已经死了去中国的心。”
黄孝阳：这些年我在各种场合说当代小说。这是一个彻底的“虚构”。当代小说不等于小说的当代性。当代小说是在“大海停止处，望见另一个自己在眺望大海”，它强调：深度，广度，维度，高度。深度是说“我的每一次触及都在打开更深远之门”。广度是说“我的履痕及对世界广阔性的赞叹。”维度是说“我看见了银幕这面，也看见了银幕的后面”。高度是说，“我在月球上望见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复杂的，极日趋复杂。
当代小说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事实。
李敬泽先生出版了一本《致理想读者》。在我看来，这个“理想读者”其实就是致一个理想的自己，是对“自我”的镜中凝眸。另外，在这个每天都在被“全球化、消费社会、技术进步、互联网思维、知识革命”等深刻改变着的社会里，理想读者也不会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映雪囊萤，悬梁锥股……一个刚运动完的少年，坐下休憩，顺手拿出手机开始阅读，指尖划过屏幕，突然有那么几句文字犹如闪电一样，照亮了他的心灵世界。那时的他，就是理想读者。
阅读可以分为三种，或者说三重境界。第一是倾听别人说话；第二是与自己对话；第三是见万物众生。第一种好理解。在倾听的过程中，读者逐渐地发现“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意识渐渐萌牙；第二种指六经注“我”，万物皆备于我。随着“我”的茁壮成长，世界因此五彩斑斓，有荒谬虚无爱恨愁苦。但这还不够，阅读还有更深的指向；第三种其实就是孔夫子讲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读者能从他/她/它的角度出发，像男人一样思考，像女人一样思考，像一个自由主义者思考，像一个国家主义者思考，像情人一样思考，像仇人一样思考，甚至是像动植物＼无机物一样思考。一句话，一条公理，一篇文章，一个模型，能同时在读者心里激起N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抵触彼此矛盾的声响。“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内心宇宙，而不是傲慢与偏见的代名词。
后两重境界，是当代小说家所要引领读者的所去之处。
文学中国，它一直就在那里。
我很乐意把这句话再重复一次。
（部分章节刊发于《江南》2015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