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重塑“文学中国”？（九人谈）
发布: 2015-1-08 18:53 | 作者: 李锐等
二
傅小平:假设存在一个文学意义上的中国，我们最应该问的或许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体的文化语境里，文学是什么，文学意味着什么？而文学之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没能得到相对客观的认知，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对这个问题不曾达成共识。当然，如果用“文学不是什么”的排除法，那我们可以说，文学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庸，即使因为对政治的“依附”，看似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以致多少年后，很多文学中人依然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八九十年代文学的辉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能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我想，如果问哥伦比亚人文学是什么，马尔克斯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或许会有比较清晰的回答。
余泽民：文学是什么？我在前一个问题里已经回答了，我也采用了排除法。我再补充一个例子，在匈牙利的书店里，书架不是像中国的书店里把所有虚构小说都云龙混杂地塞到“小说”架上，而是分为：“美文学”（也称“严肃文学”，即我们所说的“纯文学”吧。又分“匈牙利美文学”和“外国美文学”，“文学俄罗斯”的巨擘们都包括在这里）、“消遣文学读物”（又细分为罗曼蒂克、惊悚、科幻、奇幻、幽默、犯罪、冒险、吸血鬼小说等）、“青少年文学读物”、“报道、纪实”……除了“美文学”外，其它都不分国内国外。不用我再解释，人家对文学的范畴分得很清楚，有的中国当代名家作品是被人家放到“消遣文学读物”的架上卖的。在中国炒得很火的那两位80后冤家的书还没有匈文版，如果有，估计也归入“青少年读物”。想国内时下流行的“反贪小说”、“盗墓小说”、“社会小说”都不可能摆在“美文学”架上，我见过几本关于中国皇帝、皇后的虚构文学，也是被摆在“消遣文学读物”的书堆中。“主旋律小说”的概念在铁幕下的东欧肯定有过，现在没有。所以，从人家书店分类就能看出，文学的意义对人家来说并不是问题，只有我们在问“文学是什么”。
李 锐：在中国目前的语境里对文学的定义是绝然不同的，官方、市场、民间、真正的写作者对文学的定义和理解都有天壤之别。一生笔耕，我现在终于学会了不再梦想能和所有的人一起来回答“文学是什么”？说到底，文学也从来就不是一种特权，文学从来就不曾专属于某些人，这正是文学生生不息的源泉之所在。大家之所以那么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因为十年文革浩劫让所有的中国人终于下决心离开那个神话的废墟。这里的“所有”是包括了上上下下无论为官还是为民的中国人。那时的“语境”才有那么一点真实的人心所向，你会觉得，你也会看见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忽然间一呼百应、天下涌动。就是在那样的语境下，新时期文学经历了自己一场又一场神话般的轰动。现在回头看去那都不是属于文学的轰动。那是浩劫之后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安慰，那是苦海里的自我超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文学重要得多。
李 浩：文学是什么，我认为在我们这里也应有一个确切的回答，至少对我来说是，三十余年，它基本没变过。我所做的，只是微调。在教授“创作学”的第一课，我就曾向我的学生阐释过我的文学观：它是作家用他的理想、幻想和梦再造的一个世界，尽管有时它和我们的世界离得很近，但它致力探寻的是存在的可能而不是已有的存在；它是人类对世界最敏感、最深入、最微小又最阔大的感知，它让我们停下了思考我们的生存，生存的境遇和问题，思考他者的生活的不同，思考我们对生活应有的思虑；它是艺术，是艺术的建筑，它让我们从中领略之前未能领略、未能充分领略的美和魅力，让我们的心获得飞翔，让命运获得呼吸；它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总被忽略、遗忘甚至掩饰的沉默区域，让我们审视人何以为人，生活是否存在另一种的可能。在这里，我也重提一下我的好文学的标准：一、它首先是也必须是有艺术质地和情感投入的好文字，让人回味、思考和会心的好文字；二、它是新的，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思想上、艺术策略上有自己独特的提供和发现；三、它探究人的存在，通过对某个人的具体考察来发现和审思我们的生存，在这里，作家需要也必须称得上是人类的神经末梢；四、发现只有小说（艺术）才能发现的东西。符合这四条标准的文学在我看来都是好文学。
阿 乙：文学应该简化，文学就是文学，就是讲故事、传递传说。文学被请到政治、商业的门口站台，实在是篡改文学的定义。文学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应该是工具或途径。现在有很多人来定义文学，定义越多，则占有的欲望越多。谁都想将文学私有化。这也包括那些这个流派、那个流派。
文学一定会公平地回答他们。
黄孝阳：人在小时候容易达成共识，多半因为无知。长大了，就要把彼此视为奇葩——如果他能一直保持着思考的能力。而这也是意义所在。
要有共识，也要有分歧。“文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要问，但请不要去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哪怕它是真理，那也乏味。世界在于异同。现代社会有五种基本冲突。一是知识体系；二是资本与权力；三是国族利益；四是技术与伦理；五是代际。我把知识估系的冲突排第一位。又把文学视作各知识体系形象化的叙事策略，抒情手法。
文学当然不是政治的附庸，不妨颠倒过来说：政治是文学中的一个视野，或者结构。“很多文学中人依然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八九十年代文学的辉煌”，他们怀念的多半是那个时代本身，以及文学背后的名利。
人总是渴望清晰的回答；而世界又何其复杂。对与错或许深刻，又往往失之于狭窄。关于文学是什么，我有过很多彼此矛盾的说法。今天再添一个：大风能掀翻屋顶，但撕不破一只蝴蝶的翅膀。文学是这只蝴蝶的翅膀。
另外，马尔克斯，本身即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学符号，一个哥伦比亚人从他那里获得的，并不会比一个中国人那里更多。
欧阳江河：现在我们理解文学，首先想到的就是小说，而中国文学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就是中国小说。这也符合世界范围内，文学样态变化的潮流。这让我想到前不久在沈阳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高峰论坛”。会上请了很多小说家、批评家，翻译家。但只有我一个诗人，而诗歌翻译家，却是一个都没有。这一点很能说明诗歌的边缘化。自现代性开始，叙述就慢慢占据了历史的中心，随之，长篇小说就成了所有文学体裁里最重要的代言人。在英国，是勃朗特姐妹、简·奥斯丁、狄更斯等作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了英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在德国，则是卡夫卡、托马斯·曼。在美国，在拉美，无一例外。但不要忘了，在现代主义的开端，其实特别重要的是诗歌。它对文学趣味的塑造，对文学地位的奠定，起到了长篇小说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仍然是长篇小说占据主流，至于这种潮流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当然，眼下诗歌的边缘地位，也很好理解。就诗歌翻译而言，诗歌要想翻译好就很困难。翻译了以后能不能出版，又是一个问题，而出版后，诗歌也不可能畅销。所以，从根本上讲，翻译诗歌得不到任何回报，即使是批评家，相比批评小说等其他体裁，批评诗歌更难得到关注，也更不容易成名。但也正因为此，诗歌有了一种天然的免疫力，他没有被我们的时代消费，而是保持了某种纯粹性。事实上，很好的作品，大多都不能获得消费意义上的成功。
郜元宝：在文学上，所谓“达成共识”，有时确实也很难。我就不敢想象，是不是所有哥伦比亚人都知道、都认真看过、都真正理解、都十分喜欢马尔克斯，并且都能从马尔克斯的个案中切实知道“文学是什么？” 谈到趣味，无可争辩。用我们的话来说，叫做“众口难调”。即使鲁迅，一直以来，不是也有许多人不喜欢、甚至害怕吗？鲁迅尚且如此，其他还有那个作家，敢说是代表了“文学是什么”的绝对理念？
我觉得，重要的恐怕不是急忙建立什么“共识”，或者急忙想象一个“文学中国”的概念，而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能切实地培养清醒自主而非盲目奴从的文学鉴赏的标准与趣味。即便单个读者的文学口味说起来吓人，甚至荒谬绝伦，但如果大多数读者都有“自我”，都能够“自主”和“自觉”，那么这样构成的一个文学交往圈和文学共同体之普遍和平均的鉴赏水平，才相对比较靠谱。即使不靠谱，至少相对比较真实，而不是被一种托尔斯泰所说的可怕的“蛊惑”牵着鼻子走，今天制造这个文学神话，明天制造那个文学神话，结果文学神话多多，大师多多，文学强国的梦想甚至已经实现了，但就是没有单个读者自主、清醒的文学判断。
今天，可怕的不是没有足以令我们自豪的“文学中国”的整体形象，可怕的是即使在如此先进在网络交互时代，真实的、清醒的个人的自主自觉的文学阅读和文学判断仍然如此匮乏。一个最浅近的例子，诺贝尔奖公布之前，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作家莫言？莫言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可以跟村上春树相比吗？但诺贝尔奖公布之后，为什么一夜之间，莫言的书如此热卖？热卖之后，究竟有多少人真的看过莫言，真的形成了自己对于莫言的真实的判断？这样的“阅读空间”，是很难培育良好的文学评价体系的，更何谈“达成共识”？怎样达成共识，达成怎样的共识？
三
傅小平:当我们谈到马尔克斯，包括其他的拉美作家，自然会想到拉丁美洲大陆，他们的写作，都渗透了深厚的拉丁美洲意识。我还记得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表达过这样一个见解：小语种国家的作家，要么成为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作家，要么就成为一个广博的世界性的作家，他们别无选择。事实上也是如此，欧洲哪怕是小国作家的写作，似乎都脱不开一种“欧洲意识”。那么亚洲呢？至少泰戈尔有过东方世界的想象与实践，他逝世后就风流云散了。由此，我想中国作家某种意义上，会不会因为欠缺亚洲意识或人类意识，乃至相对狭窄的中国意识，以致难以以一个整体的形象融入世界，从而影响了“文学中国”的建构？
李 浩：这个问题好。它值得所有的作家深省，并且不断地深省。不过，我可能对昆德拉的那个见解有所误读，我记得他说的是，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只为本民族能接受的话，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个民族的短视。哈，我更喜欢这句。
这是作家们尤其是亚洲作家普遍要回答的问题。我意识到它，更确切地、更迫切地意识到它也是近几年的事儿——之前它似乎并不迫切。我们看那些同属于亚洲的、或有着亚洲血统的作家们的回答吧，当然他们的回答更多的是“用作品说话”。譬如大江健三郎，譬如奥尔罕·帕慕克，譬如奈保尔，譬如拉什迪，譬如石黑一雄，譬如……帕慕克在《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中谈到那些仰慕西方文明的作家，“他们想写得跟法国人媲美，这点毋庸置疑。但他们内心的一角也明白，若写得能跟西方人完全相同，就不会跟他们所仰慕的西方作家一样独树一帜。”“这些作家为这两条训谕——顺应西方的同时，又保持原汁原味——之间的矛盾甚感苦恼”。我承认，我也如同帕慕克笔下的那四位作家一样，为“顺应”和保持之间的矛盾甚感苦恼，尤其是最近几年。缺乏亚洲意识更为阔大的人类意识是一个严重的桎梏，这，是需要中国所有作家警醒的，如果连这也缺乏他永远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更不用说是伟大的作家了。我觉得这个警钟需要长鸣才行，中国作家和我们的读者普遍缺乏这一点。这，也将影响民族的进步，影响我们对自我的审视与反思。至于中国化，中国故事，我觉得其前提是建立在人类意识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人本”，然后才是这点，才是对区域差异的个性表达，对我们所处的审思与观照。我在想，其实时下的欧洲作家才更为“艰难”，因为他们无法用地域差异与前辈作家相区别，而亚洲，对亚洲和中国的叙说才刚开始，我们有的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