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重塑“文学中国”？（九人谈）
发布: 2015-1-08 18:53 | 作者: 李锐等
余泽民：昆德拉的话有一半道理，也正是因为这一半道理他才去了法国，甚至后来改用法语写作。但他创作的题材并没有抛开自己的民族，恰恰是因写自己民族人的命运而被世界接受的。所以，他指的“世界性”主要是创作手法、风格、对读者群的选择上。他有的书一看就是给非捷克人写的，尽管很文学。同样在捷克，还有赫拉巴尔、哈维尔、克雷玛，他们都没有流亡，都没刻意追求自己创作的世界性，但他们被世界发现了。在匈牙利也一样，为当代世界文坛瞩目的几位文学大师——凯尔泰斯、艾斯特哈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纳达什、施皮罗都是“在场写作”，像艾斯特哈兹，根本就不追求自己作品的可译性，他尊崇赫拉巴尔（我曾翻译过一本他向赫拉巴尔致敬的小说《赫拉巴尔之书》），以自己作品的“不可译”（难译）为荣，拒绝为自己的家族历史小说做任何注解，他说他的小说是给那些有能力读懂的人写的。结果呢，他的书被翻译成各个语言，还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昆德拉走的是一条通向世界的路，写《恶童日记》的匈牙利作家雅歌塔也选择了昆德拉的路，也走成功了；赫拉巴尔、艾斯特哈兹走的，也是一条通向世界的路。但不管作家们的个人创作道路怎么走，作品本身仍要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汲养，至于“意识”，我想他们写作时报的既不是“民族意识”，也不是“欧洲意识”，而是“人类一份子的在场意识”。我想，对于中国作家也一样，作为一个人思考和表述问题，跟作为一个当下的中国人思考和表述问题，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郜元宝：我不知道如何去谈“亚洲意识”、“中国意识”、“人类意识”，就像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谈作家的“阶级意识”、“乡土意识”、“都市意识”、“未来意识”、“历史意识”一样。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首先作家需要的还是自我意识，包括自我对这个时代、世界和自我存在的追问和疑惑。这些都很缺乏。从90年代以来，我发现中国的小说在技巧上似乎越来越进步了，尤其在迅速捕捉生活现象、最刺目地描绘新的生活现象这一点上，许多中国作家的能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发达了，就小说的客观生活的画面感来说，比起过去在各种“意识”笼罩下的写作，无疑是清晰得多，也丰满得多，生猛得多了！但是，恰恰在整个小说的“意识”的世界里，留下了太多的空白。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生活流”？作家以怎样的心情在写，作家面对这些旋生旋灭、五彩斑斓的“生活流”，自己有怎样的足以震动读者的思想感情？没有。填补这些“意识的空白”的，仍然是客观的新鲜的刺激的生猛的描写。当代作家，就描写的丰满、生猛、逼真、清晰而言，似乎已经超过了鲁迅，但类似鲁迅那样的鲜明的主体意识，主体的思想感情的印记，却往往渺不可寻！
我们的文学，似乎总是在极端的客观主义和极端的主观主义之间徘徊，作家的思想感情与笔下的生活画面融为一体、一时俱见、同时成熟的境界，始终难以企及。我们可以很逼真很生猛地写性，写暴力，写丑恶，写官场，写商界，写魔幻，写“穿越”，写生老病死，但都是“一根筋”的写作，看不见作家主体的深邃的心灵和宽广的眼界。以今日中国作家的“经验”来说，孔乙己、祥林嫂的故事，大概已经不值得写了，大概已经看不上眼了，但是在孔乙己、祥林嫂背后，类似鲁迅所投入的那种主体的感情、所流露的主体的思想、所传达的主体的态度，则极其稀少。在“文学中国”的巨大屏幕上，涌动翻飞的是与时俱进的客观的生活画面，作家主体的形象多半被这样的生活画面给掩盖了。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读小说的最强烈的印象。
李 锐：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好作家会大于一个国家，一部好作品会大于一种文化。中国当代作家最缺的就是精神诉求，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精神侏儒的狂欢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一种充满了市侩气的生存之道正在成为全社会不约而同的潜规则。在这样的潮流之下无数的“繁荣昌盛”都和文学无关，或者说真正的文学都不大会被人们纳入主流的“繁荣昌盛”之中。所以，对我来说不存在“文学中国的建构”这样的问题。天下滔滔，能坚守诚恳的写作就是对文学最大的忠诚和建构。新时期的当代中国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之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突然止步不前，绝大多数不仅仅停留在社会批判、道德批判的浅层表达，甚至连这样的浅层批判也坚守不住，大步褪化成为技术化的文字操作，成为个人化的高级游戏，继而被出版市场训练成八面玲珑的畅销读物。“文学是什么”再度褪化成为最低级的选择题，再度褪化到ABC的原始状态。而乐此不疲沾沾自喜者大有人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时期文学就这样眼睁睁地退回到废墟的出发点，这真是天大的讽刺。不断的回到废墟，还敢妄想建构什么？
黄孝阳：汉语是不是小语种？中国人肯定不认。汉语几乎是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包括与中国友善的法国在内的欧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把汉语视为东方语系里的一个罕见语种。
昆德拉说得很对，要么甲，要么乙，没有第三条道路。
中国作家相对欠缺亚洲意识。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欧洲意识孕育出欧盟，亚洲意识也会孕育出一个让人讨厌的“大东亚共荣圈”。但中国作家从来不缺乏人类意识——就看这个概念怎么说了。
应该承认中国现当代作家所处理的基本上还是农耕社会的题材，少有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与知识社会的。毕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这三四十年的事。而作品经典性获得的两个关键性的外部因素是：阐释与传播。这也需要时间。我很喜欢泰戈尔关于东方世界的想象与实践，不大喜欢“难以以一个整体的形象融入世界”这个提法，虽然它在技术上是对的——大家去买书，那些码堆成一个整体的，通常卖得好。从技术层面探讨，如何在一个世界性的高度，建构“文学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为什么不喜欢呢？世界是东西方的总和，不是说西方的价值体系目前占据着一个支配性的地位，东方人就必须绞尽脑汁在这个体系找到一个缩胳膊捏腿的位置，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就在这里，是世界意识的一块凝聚。当然，人有生老病死，物有存住坏空。国族亦不能例外。死与坏是残酷的，但它里面包含着生的种子。青叶化为腐殖层，一场雨水，植物发芽。
另外，如果四九年，蒋介石赢了，那么“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这种现象极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大陆。
另外，胡紫薇女士曾说过一句名言，“中国在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中国也曾输出革命。不能说“革命”就不是价值观。我不大清楚胡女士是不是指中国要输出“西方价值观”。我希望不是，因为那样很别扭。
这两个“另外”矛盾吗？
阿 乙：我听过格非先生的讲述，他大概认为，金瓶梅是彻底虚无的，虚无到无法再虚无，而红楼梦是对它的反正。
我觉得这两部小说都是在构建一个文化上的天下。现在我们来写中国，来写汉人，应该有这种包容的胸怀。包容这种丑恶、绝望、堕落，以及包容美。俄罗斯文学背后有上帝的影子，上帝是庞然大物。中国小说背后是没有神灵的，只剩下人跳上跳下，但这正是中国小说的特色。有人批评中国小说里太多欲望的描写，这种批评是不恰当的。因为整个时代都是欲望的，因为欲望而颤巍巍，因为欲望而精神荒芜，大地荒芜。生来闹腾，死而空无。
就应该写得极有欲望。
什么时候中国小说实现到《佩德罗·巴勒莫》那样的程度，在无耻与虚无的终点有着悲怆的回望，或许对其他写作者，对民族内的读者皆有益。
欧阳江河：我们不妨从“文学拉美”谈起。拉丁美洲文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它并不是一个东西方对立的产物，它跟拉美本土的东西连在一起，可以说是一个地方主义的东西。当然它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受到卡夫卡、福克纳等作家的影响。但谈“文学拉美”，首先要注意到，它并不是冷战的副产品，它的背后，也没有一个“文学俄罗斯”这样的建构，也没有国家主义的官方体制，或国家主义的支撑。从“二七”一代开始，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产生这么一个爆炸性的奇观。首先是诗歌，然后鲁尔福、博尔赫斯等作家的中短篇，再然后是马尔克斯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并由此最终确立全球性影响。你看“文学爆炸”这前后传承的时间，也不到一百年。它的传承有这样一个鲜明的层次感。
“文学欧洲”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它是“文化欧洲”的一个产物。我们知道，是欧洲大陆的思想、音乐，文学等等，一起构成了文艺复兴的基调，欧洲文化的基础。最终是这些站立在人类文明前端的，散发出独特魅力的因素，经过综合以后，让欧洲变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比如说到巴赫，我们不只说他是一个音乐家，莎士比亚也不只是一个戏剧家，叶芝也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因为他们的创作都构成了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要只是局限于一个领域，谈他们的创作，显然是缩小了它们的价值。以此反观我们中国，我们有自己的文学建构，我们有很多国家所没有的作协。但成就文学中国的只能是一批了不起的作品，了不起的思想。那么，我们作协贡献了什么，它包含了这么写了不起的东西吗？
我觉得并不存在“文学亚洲”的概念。亚洲也不曾产生过像但丁、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人物。我记得法国导演特吕弗有过一个说法。他说，好的电影，必须同时具有好的世界观和电影观。好的文学，同样也是如此。文学不只是风格的产物，技术性的产物。只是“世界观”这个字眼，很大程度上被污染了，一说到世界观，就会联想到无产阶级世界观。那么，我们换一个说法，就说是人类意识吧，要再强调得具体一点，就是文学的观念和自觉。这种人类文明意义上的观念和自觉，说实在不可能人人都有。你要没有了，你就是写不出来。写不出来也没什么要紧，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大作家。因为它不只是代表词语、修辞、风格之类的东西，它是来自于生命深处的一个东西，是伴随着成长、挫折，胜利，与生命同在的一个东西。有这种世界观的写作，一定对应着这样一个深处，而这些大作家的写作，说到底只是对这个深处的不同方式的呈现。所以，你看到一些作品，尽管语言很好，但就是打动不了人。因为它只是表面的写作本身，没有这个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