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张潮曾说过：“《水浒传》是一部怒书。”“怒”，心上有奴，心中有受人支配、压迫的感觉，便会发怒。“怒”源出于自身平等、独立、自尊的人格受到干预，而诉诸于心理、语言、行为上的发泄和对抗。那么，《水浒》之“怒”，“怒”在哪里呢？
《水浒传》著者的高妙在于，写“怒”不明言，而是宛曲有深致，以“春秋笔法”令读者自行体悟。比如《水浒传》开篇即写：“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讽刺的是，偏偏是这位“仁义礼智信忠”等无一具备的“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之后竟被喜爱蹴毬的端王所赏识，在端王登基为帝后，高俅青云直上，最终高居太尉之职。《水浒传》评点者金圣叹大胆直论：“高俅是道君皇帝的心腹，一个鼻孔出气，哪还管什么正义、公理和法度呢！”“宋室不兢，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品性低劣者扶摇直上，大德、大力、大贤之能人被无德、无力、无贤之小人所欺压，逼使各路英雄好汉“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读来令人如何不怒？
“怒”源于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位置倒错而又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人“被抛”于世，承受着种种先在的不可能性，又被人为的可能性所打压。如《水浒传》中潘金莲与武大郎的错配。一个是“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一个是“身不满五尺，面貌丑陋，头脑可笑，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三分像人，七分似鬼，诨号三寸丁谷树皮”。两个如此不相配的人被人为的力量生拉硬扯在一起，形成了亘古的滑稽剧。好似“黑色幽默”或曰“含泪的笑”，笑着笑着不知不觉胸中憋闷，怒气升腾。潘金莲的遭际与梁山好汉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均是美好的事物沉沦辱没，明珠遭到暗投，没有被处放在适合于其的位置，如此发展，小至个人的心理状态、大至整个人际生态便难以自然和谐，“怒”便随之产生。
《水浒传》中，人被放错位置的压抑感随处可见。其根源在于，封建社会，只有最高统治者皇帝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除皇帝之外的都是“次人”，是被“阉割”的奴众。君主的世袭决定了统治者无论何等昏聩，他的臣民均要对其俯首驯顺。皇帝的仆从即便拥有倍于主子千万的智慧，亦须“忠君”，“食君禄担君忧”，而万不可在权位上有所僭越。梁山头领宋江便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呼风唤雨、能耐无比的英豪不得不在位阶权贵面前奴颜婢膝，如当宋江捉了高俅高太尉之时，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位置”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令人的所有其他质素荡然无存，吞噬了一切进步的能量。“位置”好似《指环王》中的“指环”，扭曲着人性，使得想得到它的人们陷入灵魂的搏击场。梁山英雄们因所处位置的倒错，而走向了一条杀打狂孽的不归之路。“和气生财”，“怒”气生“灾”，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三拳出去，结果了一个人的性命。还有那被逼入绝境的林冲，一腔怒气彻底喷薄而出，把陷害自己的陆谦“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又把差拨的头割下来，“挑在枪上”，“把富安、陆谦头都割下来”，终于报仇雪恨。更有那打虎英雄武松，“血溅鸳鸯楼”一节将包括无辜之人都赶尽杀绝。还有“杀人狂”李逵，“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水浒英雄们甚至将“罪恶”的双手伸向同为被欺压、同为受害者的弱势的女性群体。武松杀嫂，杨雄杀妻，他们在惩罚所谓“淫妇”的过程中，宣泄着“怒”气。
“淫妇”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潘金莲理应与西门庆相匹，而不是落入武大郎的“虎口”。《水浒传》中的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次人”地位而言，更如同微不足道的尘沙蝼蚁，处于生存链条的末端，被碾在其他强势力量的脚底。《水浒传》中仅有的三位女英雄，“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不仅名号丑陋，而且在座次上位于“地煞星七十二员”名单的最后。与“地耗星白日鼠白胜”（耗子）、“地贼星鼓上蚤时迁”（跳蚤）、“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狗犬）等同列。《水浒传》中的女性都是被异化的，无论是被宰杀的所谓“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还是嗜财忘义的“老女人”阎婆、王婆，抑或是对宋江恩将仇报的刘高之妻刘恭人、狗仗人势的郓城县知县的粉头白秀英、引诱武松中计的张都监的养娘玉兰等，均具有人格的扭曲和畸变。女性之“怒”，人权的不予获得，女性正常的生理欲望被冠以淫荡的恶名，美好鲜活的生命惨遭杀害，众多苦闷的心灵和魂魄在世间游走。其他如《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思虑成疾、由生入死，《金瓶梅》中的女性彼此斗狠、病态癫狂，都是由于女性所处的被决断、被处置的社会底层之位，其所求正常人性、人权之不得而生发出的恶果。
《水浒传》中“名”、“实”的不符，令人怨怒，捶胸顿足。假的人事横行于世，左右逢源；真的人事，遭人嫌恶，屡受挫折。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欲要人生过得去，必须会些表演的工夫。如《水浒传》中宋江奸诈无比，却在江湖上呼风唤雨，拥有极高的威望，成为梁山众英雄的头领。宋江善于作假、精于表演，收服了一众人心，在江湖上如鱼得水，风光无限。而“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的李逵“李儿童”，却天真得傻，心地一览无余，口上毫无遮掩，以此得罪冲撞了不少人。再如真有佛性的鲁智深，从不装模作样，却被视为佛门奇耻大辱，而那些善于作假的和尚，却没有一个能成佛的。正如李贽在《水浒传》第四回中所评：“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决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算来外面模样，看不得人，济不得事，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与！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与！”又在第六回评言：“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无一个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鲁和尚却是个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模样。请问出家人模样的，毕竟济得恁事？模样要他做恁？假道学之所以可恶、可恨、可杀、可剐，正为忒似圣人模样耳。”世人太喜好作假了，只欢喜表面状貌，而对皮相内的本质避之不见。“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世人喜欢演戏，便演给你们看，伪君子横行于世，敢于说真话的曹操却被视为异端而大加挞伐。人们不敢正视内心，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脚，不断给自身制造痛苦和屏障。
《水浒传》之“怒”导向何处？最终，水浒英雄在著者的安排下妥协了，他们一个个反叛的生命被驯服了，一个淋有“名分”和“位置”汁液的诱人的“肉骨头”使得他们安于了下位，成为了朝廷的走狗。底层再向上走一层会是什么样？上，照样不可仰观；下，却可名正言顺地俯视。水浒之“怒”依旧走不出内循环的牢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