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重塑“文学中国”？（九人谈）
发布: 2015-1-08 18:53 | 作者: 李锐等
圈定了范围之后再审视我们的19-20世纪文学，应该说有，但确实不多。至于为什么？俄罗斯文学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广泛西化，为19世纪的黄金时代打下了基础，而我们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时间上晚了一个世纪……当然，起步晚也可以出巨擘，俄罗斯也是在起步不到一个世纪，就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巨匠，更不要说19世纪下半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了。我想，究其原因，是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拥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文学空间，这些作家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社会责任感和进步意识，但他们是在自觉自发的状态下写作并担当角色，不是被限制、诱引或监督下、洗脑后的写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文学进入20世纪却结束了黄金时代，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都是流亡作家，《日瓦戈医生》和《大师与玛格丽特》曾是多年的禁书。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文学是喑哑的，政治对文学的强行介入，对政治有利，对文学不利。文学巨擘的诞生需要自由思考、创作与表达的环境，当然，也可以没有，像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都是在高压和威胁下写成的，但他是特例，大多数作家缺少这种乐意用鸡蛋碰石头的自由意志。俄罗斯文学在高压下出现了巨擘，但不能反过来说高压是打造巨擘的环境。
郜元宝：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里面潜伏着许多陷阱，我实在不敢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贸然回答，——尽管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就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托尔斯泰那样的伟大作家？这以后，同样的问题，改头换面，仍然顽强地留驻在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头脑里，成为一个至今难以解答的跨世纪的悬念。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或许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中国作家伟大与否，为什么非要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别的俄国或西方或拉美或日本或印度等国家的伟大作家做标准来衡量呢？每一个文化国度的文学，首先都应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巴尔扎克、福楼拜必须首先是优秀的法国作家，而不必一开始就考虑他们是否法国的托尔斯泰或法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必须首先是俄国的优秀作家，而不必一开始就追问他们是不是俄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福楼拜。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必须符合了他们各自国度的优秀作家的标准，然后才能发生世界的影响，成为世界一流的文学大师。在这意义上，我们依旧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很难想象，如果大多数俄国读者不承认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多数法国读者不喜欢巴尔扎克、福楼拜，这四位会越过各自的国境，发挥世界影响。
但问题在于，这种所谓各自国度的文学标准是什么？刚才说“大多数俄国读者”、“大多数法国读者”，乃是一个很模糊也很危险的概念。也许“大多数俄国读者”并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多数法国读者”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巴尔扎克、福楼拜。也许，他们真正理解和欣赏的是中国读者根本就不知道的某个在当时十分流行的三四流的俄国作家或法国作家，只不过由于某种更加有效的来自法国和俄国国内的文学评价标准的规训和校准，“大多数”才逐渐首肯，最后靡然从风。
各自国度的这个有效的文学标准之所以有效，还因为它不仅适合于俄国和法国国内，更具有普世性，在世界范围同样有效。而且这不是碰巧的现象，乃是经过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国内外读者的反复检验，证明这个标准不仅适合一国之内，也适合一国之外。要不然就会产生这种现象：某法国作家，法国国内很流行，但硬是不能走出法国，获得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或者某法国作家，在法国之外一度走红，但法国国内读者硬是不承认。必须获得国内外读者双重认可，你才能说这是一个不仅为本国读者所喜爱也为世界读者所认可的世界一流作家。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莎士比亚，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逐渐获得了普世的赞誉，但托尔斯泰硬是不肯承认莎士比亚，直到生命的终点，托尔斯泰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认莎士比亚，认为莎士比亚为世界所赞誉，乃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很少有人怀疑莎士比亚，但也很少有人怀疑托尔斯泰的文学鉴赏力和真诚性。同样，鲁迅一生留意和激赏弱小民族文学，对英美大国许多文学大师，包括莎士比亚，都不曾明白表示过自己的赞赏和崇敬之情。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只能“从众”，牺牲托尔斯泰和鲁迅针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标准了。
关于“普适性评价标准”，除了需要考虑上述特殊情况，还必须承认其相对性。就是说，某些作家被“公认”为世界一流，其实也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的世界文学读者圈里的现象。一旦超出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的世界文学读者圈，就难说了。就拿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来说吧，那也只能在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冲击波实际冲击到的世界文学范围内和时段内获得公认的。超出这个范围和时段，譬如对今天的年轻读者们来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名度，不是早就大打折扣了吗？
另外，世界级文学大师的产生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通过文学翻译和文学交流所完成的世界文学影响圈的有效建构，最好和大师们生活的时代相对同步，由此产生最大限度的文学共振，而不至于相反，让大师们度过太长的不为人知的冷冻期，过多地耗散调他们实际可发挥影响的潜力。比如，曹雪芹写了《红楼梦》，这是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才为一部分中国读者所知晓，《红楼梦》的外文翻译热则滞后了更长时间。等到曹雪芹文学成就被中国读者普遍认可，等到一部分外国读者通过翻译也见识了曹雪芹的文学成就，这时候距离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世界文学范围内大多数读者就不会像对待一个同时代的中国作家那样对待曹雪芹了。曹雪芹如此，鲁迅、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像屈原、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那些文学大师们了。
说了半天，并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只是谈到要回答你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些相关的文学评价和文学接受的问题。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要想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恐怕也难。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谈到世界一流、国际认可的文学大师，除了坚持国内国际“双重认可”的标准，也还应该给国际或国内“单向认可”保留一定的余地。既然上面谈到“双重认可”的相对性，也即“双重认可”的有限性，那就不难想象，在“世界文学”有限而相对的“双重认可”之外，必然还存在着同样相对而有限地具有其有效性的“单向认可”的可能性。有些作家，并没有获得国际国内“双重认可”，但那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文学成就不高，而是因为在世界文学范围之内，已有的“双重认可”评价体系由于本身不够完备，还不能马上发现他们普适性的文学价值。这时候，圈里开花墙外香，或墙里开花只有墙里香，就不足为怪了。毕竟，畅通无阻的“世界文学”的建构不仅需要及时而有效的文学翻译，也需要及时而有效的普适性文学鉴赏标准的建构，而这二者又取决于人类在文学欣赏领域能否真正冲破民族文化或虚妄的世界文化的隔阂，能否真正实现有效公允的世界文化价值的大融合，世界文学读者的心灵能否真正发生沟通和相应。在现有的条件下，如果完全不承认“单向认可”，那么所谓“双重认可”就很有可能走向蛮横和专断。
阿 乙：我对异国历史了解甚少。但我喜欢俄罗斯作家。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安德列耶夫、布罗茨基。中国也有重量级的作家，比如曹雪芹、蒲松龄。如果中国文学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前行的，至今日估计已经是神妖的级别。二十世纪的种种革命、推翻，毁坏了古字、文言文以及诗歌小说。现在我们的文学是中文为字体，西文为内容。我们是照西方学习的。至少我是。我现在才慢慢了解中国过去的文化。
中国没有产生巨擘，除开有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因素外，还因为整个民族的耐心不够。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种的耐心很不够。中国人活着是与速朽非常接近的，非常现实又非常虚无。没有禁忌。敢于将要下地铁的人推回地铁。敢于插队。敢于卖别人的孩子。敢于让千家万户吃有毒的油和奶。敢于牺牲别人。中国人的兽欲过强。他们没有不朽的概念。生前盛气凌人，不顾死后。
心中无神，也无文艺。甘为白骨，不愿错过一顿好吃的。像和珅这样倒台的巨兽倒不少。文学、思想上的巨擘在这个土壤活得非常窘迫。所以也就没有。
李 浩：在这里，我也想问，我们对文学的态度，能与俄罗斯一样么？能和欧洲一样么？我觉得在我们的国度，我们的文学遭受着漠视、冷落甚至诋毁，而这些，如果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考虑，它恰是破坏性的。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可能完全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钦羡和赞誉不再交给文学。我不知道，你何以让不读书的人去钦羡和赞誉？
莫言获得诺奖后，中央电视台在石家庄书店的采访中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莫言是谁。说实话，这让我这个生活在石家庄的人无比羞愧。就根本不读。关心，也就是关心得了诺奖他能得多少钱。鲁迅，似可公认吧，足以吧，可大家对他的态度又是如何？在时下，包括一些作家那里，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我再提几个名字，像莫言，王小波，海子，多多，阿来，王安忆，铁凝，白先勇，北岛，余华，洛夫……我觉得他们也应值得我们自豪。但普遍性，我说了不算。
当然，相较整个世界，我们的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还是滞后，这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关键是，我们对那些有分量的前行者注意到没有。一棵大树的长成有它漫长的、综合的需要。另外，“文学中国”确有某种的意识形态化，因为那些努力伸向我们沉默的幽暗区域的文字很容易被剔除在外，而它，恰更是文学的。
陈 谦：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的文学升起了新标杆，那就是“文学中国”的概念。而且这个“文学中国”概念的中心思想和奋斗目标是走向海外，走向世界。也就是说，要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但文学的影响力并不有一个如GDP这类可量化的衡量标准。文学应该是作家面对内心、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和表达。良性的文学生存环境是一片森林，呈现一种自然的生态。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慢慢长出参天大树。你觉得我们的现当代文学拥有过那样的生态环境吗？
而且我认为，追究“文学中国”情结背后的历史心态其实更有意义。
黄孝阳：这个问题讲起来极复杂。或者说，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是俄罗斯为何要把这12位大师（不是其他人）出场的“文化盛宴”，端到这个世界范围的“体育盛宴”上来。马雅可夫斯基就一定比高尔基更像“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之自豪的文学巨擘”？要想大致说清楚，要一本书的篇幅。
全球化与国族复兴这两个现实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结构。全球化根源于“普世价值，现代科技，消费主义”三者。它是欧洲（美国）的产物。国族复兴的根源在于传统，是文化差异，历史记忆，语言与肤色，民族性与地缘等的总和。它通过汲取过去的力量得以凝聚人心，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个被各个国家与民族苦心经营的事实。全球化与国族复兴两者间存在着极深的冲突。以历史为例。对于国族而言，“忘掉历史无异于背叛。”但全球化时刻都渴望遗忘。
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有它为之自豪的文学巨擘。更何况中国。这一百年来，我们在西方文明面前太不自信了。而西方文明的兴盛也就是这五百年的事。当然从技术角度来说，小说这种文体是通往文学巨擘的主要道路。现代小说毕竟是起源于欧洲的艺术。卖产品标准的，相比较卖产品的，肯定是处于一个支配地位。
我们迟早会看见一个“文学中国”的身影，甚至不必等到一个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开始“疯狂汉语”的时期。它一直就在那里。不妨就把它比喻成曾被讽为桃色作家的沈从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