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野夫对话凤凰网《年代访》
发布: 2013-8-02 09:59 | 作者: 野夫
我是改良派体制内也有有理想的人
凤凰网文化：会不会有人说您这种基层政策建设的实践是在和政府合作、和政权合作？
野夫：目前至少没听见这样的说法，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在中国你要在眼前这个制度下面要想不和基层政权合作而去进行一个乡村实验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合作我并不认为是可耻的，是因为中国的改良也好、改进也好，甚至说到最不好听假设有一天爆发革命的，都必将是民间和体制内的一部分力量的合作。就像利比亚的改变也好、埃及的改变也好、突尼斯的改变也好，甚至现在叙利亚战争面临的改变也好，没有体制内的人的合作，怎么可能呢？那些所谓纷纷叛变的走向自由军的那些人，不是体制内的，是哪的呢？最后攻打的黎波里的那些士兵，平民占多少呢？倒戈的士兵占多少呢？更不要说改良，我现在是一个改良派，改良更是需要依赖于体制内的健康的力量、进步的力量，我否定体制但我从来不否定体制内的全部人，体制内我一直还是相信，还存在一些进步的力量。
体制内的这种进步力量，从远到各延安时期都有。体制内也有一些有理想的人，他们在制度之下，也想有所突破，也想做一些真正有功于世的好事，如果有这样的官员你为什么不跟他合作？我并不把整个官员视为好像是敌对阶层，我不是，我有很多官员朋友，上至中南海的，下至乡的，就是乡长到村民小组组长都有的朋友，这都是体制内的。当然我在社会上的朋友更多。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敌我矛盾，我想做的不就是想使社会变得更好吗，那我不拒绝和一切怀着善意的人合作，包括我们做基金会，我们在民间做一些公民教育，这也需要体制内的允许。你基金会在哪注册它是合法的，你做哪些活动你完全撇开体制是不可能的，那你会说支持你的商人他也可能赚过黑心钱，那他赚的钱他可能取之无道，但他要是用之有道为什么不行呢？我对索罗斯的欣赏就是说，我曾经用个语言形容索罗斯，他的钱也许取之无道，因为他搞投机，但是他的钱完全用之有道，索罗斯的基金在全世界干了太多太多的好事，我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些。
被评公知我很荣幸调侃公知是正邪不分
凤凰网文化：现在很多人其实是患上了一种体制依赖症，就是一出点什么问题，马上千夫所指都是体制，包括像最近的奥运会都在批判举国体制。但其实他们在批评完之后就止步于此，并不去分析体制的一种复杂性，他们拒绝做出分析，就是骂完了就完了。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实际上好像只是一种姿态而已，我不知道您对于体制的批评的这种依赖是怎么看？
野夫：我也是一个经常批评体制的人，我甚至很坚持一点，就是中国的全部问题都在体制上面，这种批评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只到这个体制发生改变。但是我同样也反对只到批评为止的这个做法，就是你要批评了，你不仅要批评，还要去推进它的改良，还要给它想出改良的方法。你要真的要做进一步地思考，而不是仅仅到骂骂咧咧为止。
凤凰网文化：但是他们会说我这种骂就是一种推动。
野夫：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崔永元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批评也是一种就是说推进。我能够接受，我是能接受这一说法的，但是我不能要求每一个骂的人都去身体力行，都去做具体的，要拿出成套的方法来去做具体的研究，但是我倡议，提倡更多的人不仅停止在骂上，你最好是在做进一步的思考，这是我的观点。
凤凰网文化：现在可能由于网络的发达，微博越来越把很多人的声音包容进去，这种骂声越来越多，其实不是有一个词叫“审美疲劳”嘛，我觉得其实这种批评它现在可能有时也造成了一种“批评疲劳”、“批判疲劳”，这可能也是进一步导致“公知”这个词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贬义词的原因之一，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现象有没有过思考，就是您怎么去看公知的这种污名化的现象。
野夫：这是我，应该说这是我很愤慨的一件事情。对公知的污名化，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其实在西方，在法国诞生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就叫公共知识，就包含了公共知识分子今天的含义。知识分子这个词，它不是工程师，不是某一个职业，它是一个天生这个词就含有要担当社会良知，要担负社会道义，要参与公共话题，要敢于抨击时政，批评黑暗，这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法国诞生的本意。那到后来，到中国，这个词引进到中国的时候，最初引进到中国的时候，在毛泽东时代这个词是一个职业、是一个身份，是指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就叫知识分子，这个是严重地把知识分子这个词歪曲的使用的一种方式。
那到现在大家又知道了知识分子不是那样一个，不是毛时代的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那大家觉得要有公共知识分子，那么这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指的，你是知识分子还得要参与公共社会生活、公共话题，这叫公共知识分子，要敢于发出你的批判的声音，要敢于批判现实。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和谁，哪一种知识分子对应呢，和大众知识分子对应。公共知识分子，不是每一个批评的人、批评社会的人都叫公共知识分子，老百姓也在批评，但是一个下岗工人、不读书的人他也在批评，但是你不能说把每个人都命名为是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向都在批评这个机会，你不能说大家都是公共知识分子。那这里面在使用上、具体的运用上面，应该是指的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养，有一定的知名度，然后你参与公共话题，引导群众意见，这种人叫公共知识分子。
那这个，这几年为什么突然这个词火了呢？到处使用呢？是因为海外的一家网站每年评选百名，它不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叫评选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其中一大批是海外的，就包含余英时等等，包含龙应台啊，它是整个华人世界的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我知道连续三年我都评在上面了，今年年底会看到，今年有没有我也不知道。那么但是我认为，我被评进这个阵容里面，我是以此为荣的，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作家，在这个百名里面很少的人是作家，我看了一下这个百分比，那我作为一个作家能够容幸地进入这样一个名册，我是很高兴的，虽然它不代表任何一个机构的任命，它只是一个网站的评选，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是公共知识分子又并不意味着是知名度最高的人，知名度最高的人余秋雨知名度高，于丹知名度高，那他们又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出了这个名单里面没有他们。那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大众知识分子，是被大众所知道的，他们从来不参与公共话题，他们从来不批评社会，他甚至反过来批评民间的这些批评者。同样我也不认为司马南这些人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哪怕天天参与公共话题，他整个在，从来也没有人认为他们会是公共知识分子。司马南之流、吴法天、孔庆东，他们什么时候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这个社会不去批判他们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反过来批判这些、讽刺嘲讽这些参与公共话题、批判社会黑暗的知识分子，以极轻薄的语气调侃“公知”这个词，我觉得是这个社会最让人悲凉的一面就是什么，这就叫正邪不分。
凤凰网文化：您刚才说您对于被评进这个名单很高兴，也就是说您认同这种定位，您觉得自己是个公共知识分子。
野夫：我还距离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差的很远，但是我容幸被放进这个名单的时候，我虽然觉得自愧弗如，但是我是感觉高兴的，我愿意站在这样一个阵列里面战斗，我并不认为这是耻辱，哪怕你几十万人嘲笑公知，我依旧觉得我愿意进入这个名称。
8090后很多有觉悟 但仅少数人渴求历史真相
凤凰网文化：评价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吧，因为对于这些80后、90后，其实现在的评价还挺极端的，就是有的人说他们自私，没有历史感、没有责任感，也有人说这批人勇敢，有自己想法、有个性、敢做、敢说，您怎么看这些年轻人？
野夫：由于我没有做过充分地调查，虽然我认识的80后、90后也不少，但是说也可能我认识的并不代表这个群体的总貌，所以我不像很多人对这个群体，用这个年代划分来否定，因为我认识的80后、90后很多有觉悟的人，很多有价值观正确的人，很多有是非判断能力的人，我真是认识了太多，而且我乐于和他们交友，在现实生活中能举出很多优秀的这一辈人，80后。但是也看到了很多，通过微博是一个观察社会的一个孔道，从微博上你也会看到很大一批年轻人的微博是从不关注社会生活的，是永远在秀服装、秀美食、秀风景、秀个人的情感生活，但是这个好像也无可指责，就是他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不是什么大的错误。
我还是觉得可能80后、90后这种，这个的独生子受的，独生子的成长必然受到社会的拥簇要多得多，他的道路也，有些人生活在经济腾飞的这20年，他没有对苦难的体验，其中只有很少的贫家少年体会到那种寒苦，但是多数还是一帆风顺的走过来，哪怕是小市民家庭里出来的孩子。他们可能尤其在一种，这个教育体制尤其这20年是最屏蔽的教育，就是第一方面是这个教育体制的可恨，把所有的历史全部隐蔽了。第二个也觉得现在这些孩子是不是求知欲有些问题，我记得我们上大学1978年，我16岁上大学，我对反右这些历史并不清晰，那会儿我还没出生，但是上大学，就抱着强烈地要想知道这些历史的欲望，自己会去找书去来了解。那现在的网络社会要想了解什么东西是很容易一件事情，百度、谷歌搜索一下，都能找到你想需要的知识，但是还是一定有那么多人蒙蔽于这些历史知识，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是玩游戏这一代，是从魂斗罗开始的这些，电游改变了这代人的兴趣。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还抱着对历史真相有求知的欲望，他们能够觉悟，多数人无所谓，会不会有这个现象这个我没有经过充分调查，我只能简单地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