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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野夫对话凤凰网《年代访》

发布: 2013-8-02 09:59 | 作者: 野夫



      我是自由的写作者“野夫提刀”抱不平
      
      凤凰网文化:野夫老师,上来还是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吧,因为您经历可能太过丰富了,您看您既走过仕途当过警察,同时也坐过监狱,出来之后又经营过图书行业,现在又从事写作,当然也当过编剧,另外也做社工,从事基层政权的建设等等,我不知道您究竟怎么样定位自己,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的什么?
      野夫: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是自由的写作者。我自己也有过一个名片,名片上的自我介绍就是“写作者”三个字。我从来没有自称过自己是作家,因为在中国作家是一个体制内的称呼,是作家协会这样一个组织身份,我不是这个组织中的人,一个写作者他可以写很多东西,他无需要别人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称号,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我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剧本,也写社会学调查,也愿意参与很多公益的活动,就是一个很杂的人。
      凤凰网文化:野夫不是您的本名,是笔名?
      野夫:是笔名,但是这个笔名用了三十多年了。
      凤凰网文化:这个笔名我好像听起来特别有意思,它既带有一种乡土的霸蛮气,同时还带有一种类似于江湖的侠客气,我不知道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起这么一个笔名?
      野夫:一个是我当时取这个笔名的时候,我正好在恩施,我的故乡,刚刚参加工作,1981年,我们那个老家是很偏远、很蛮荒的一个地方,在过去,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完全靠在一块,整个属于武陵山区,自古是所谓的蛮夷之乡,本身就透着一种蛮气,过去属于土司所管辖的地方。自己当时在山里面,中国有一个成语“山野村夫”嘛,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当时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就是表示自己是一个山里面的男人。另一方面,当时因为我在大学都喜欢读旧体诗词,这本身“野夫”这两个字在唐诗中间有一个著名的叫“野夫路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我很喜欢这个意境,就是一个山里人、一个普通人,“野夫”它还带有普通人这么一个意思,一个普通人,他在这个世界上遇见了很多不平的事,他胸中有一把刀都会被磨损,磨的受到损伤,他有愤愤不平的情怀,那种要打抱不平的情怀,我很喜欢作为一个男人是这样一种。我后来一生的经历,我觉得还是在体验这首诗的一些精神。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在您后来经历的事情和您的这种性格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是您的性格决定了您日后所经历的种种,还是说您经历的这些事,塑造您如今的这种性格?
      野夫:我更多的是相信每个人的性格决定自己的命运。就像我们说悲剧,悲剧一般来说有几种悲剧,一种所谓命运悲剧,那是一种宿命决定的,一种是性格悲剧,那是自身性格决定的,还是一种社会悲剧那是社会决定的。我觉得我的一生不管是悲剧也好,喜剧也好,我觉得是我性格决定的。
      凤凰网文化:您是怎样一种性格?
      野夫:年轻的时候属于那种有英雄情节,有理想主义,也敢作敢为。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胆大妄为,比较血性,同时做出一些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凭直觉,不考虑后果,包含二十几年前我的那次辞职。我觉得这都是我性格中间的,人家说的那种盲目、大胆、敢作敢为,就这么干了,我心里就是这样一些因素。
      
      血性的“游侠精神”在我们民族身上退化了
      
      凤凰网文化:您刚才提到您的故乡恩施,也提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可能在您故乡和沈从文的“湘西”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而且我注意到您笔名是野夫,但是您的微博名,前面还加了“土家”两个字,您也是土家族的人嘛。我很好奇的是这种民族的身份和您的故乡,在您身上的烙印如此深刻,我不知道它具体代表什么?
      野夫:我们那块土地,在古代叫巴国所在的地方,现在又叫武陵山区,这个武陵山区的文化虽然被同化很严重在今天看来,但是在五六十年前,或者说在三四十年前,这个地方都还是有它的特色。沈从文很好的展示了我们那片土地上的一些奇特的东西。沈从文有多篇文章讲到他的故乡湘西的人,他用了一个词叫“多游侠子弟气”--游侠精神。游侠精神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民族曾经很多的一种文化精神,你看《史记》司马迁专门有“游侠列传”,写了一批游侠。这种游侠精神实际上我一直认为是中华民族身上的一种优秀的品质,但这种品质随着几千年来的各种专制社会的打压,因为游侠本身就是对集权社会的一个挑战。经过几千年的集权社会的打压,游侠精神这种宝贵的品质在我们民族身上是退化了的。男人、战士身上的血性、勇气在我们这个民族是严重的萎化、萎谢。在沈从文笔下的民国时代,湘西子弟还多有游侠气。沈从文笔下写的,比如著名的“田三怒”,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古代游侠气的保存者、传承者。
      我小时候生长在利川的一个小镇上,我们那个地方和湘西本质上、从文化上是一个土地,只是从地理上有意把它割裂成两个省。我们童年成长的时候,我生长那个小镇,也充满了沈从文笔下的那些边镇的气氛。我觉得我在那个土地上的生长,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些性格上的力量,我自己回过头来,到五十岁而知天命的年龄,再来回看自己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故乡的传统人文,那些精神,那些民风、民俗都对塑造我们还是有巨大影响的。
      
      我平生当过最大的官就是监狱里的大组长
      
      凤凰网文化:在您之前的经历当中有一段非常特殊,就是您的牢狱生涯。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讲,别的经历都还好理解,也可能比较容易体验到,但这一方面是比较特殊的,甚至都不容易想象,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回忆一下这一段。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概括这段生活,您会选择什么词,比如说绝望、寂寞、苦闷,还是其他的什么?
      野夫:用一个词可能不太好形容,因为它毫无疑问是有痛苦的,有屈辱的,那种屈辱的感受很强烈,是你每天要面对的屈辱。另一方面,它也有很好玩,甚至很荒诞的,甚至也很长知识,类似于另外一个大学,监狱这本质上是另外一所社会大学,它会让你学到很多在普通学校里面学不到的社会知识,它会让你的人格、人品都要经受新的一种磨炼,或者说是熏陶,也有的人在这种磨炼中间,整个人格崩溃,但也有人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人格更加坚强了,坚韧了,更加自信了,所以它是一个极端复杂的过程,无法用一个词语来描绘总结它。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会有不堪其苦的那种痛苦,但是当你走过了若干年之后来回看,你似乎又很感谢有那么几年的时光,你觉得你那几年时光在你身上留下的烙印,是你以后成长的力量。
      凤凰网文化:您说痛苦、屈辱,甚至说是别样的大学,这些我们都好理解。您说好玩,这个我们就很难理解,您可以举点具体的故事,您觉得什么好玩,哪里好玩?
      野夫:因为在里面多数是刑事犯,而且其中的刑事犯又有一大部分是从少管开始到劳教,再到判刑、劳改,他一生下来几乎从少年开始就走上了犯罪道路这样的一批人,我所在的那个年代,这样一批人是占很大一个比例。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是我们在正常现实生活中,不容易集中地遇见这么多人,每一个人为什么会从少年时代就走上了犯罪道路,你研究每一个人的人生,你会从中发现太多、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有性格悲剧、有社会悲剧,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有喜剧性的,一些喜剧的元素。你从这些人身上,因为这些人常年就是在最底层过着黑社会的生活,那都是我们正常人经验世界里所缺乏的,你跟他们每一个人聊他们的生活,聊他们刀头舔血的生涯,跟每一个人聊,你就是在读一本一本的惊险小说。对于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说,你突然有这么多机会读这么多不同的人生,甚至惊愕恐怖的故事,你会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好玩的,甚至黑色幽默的东西都非常多。撇开那些普通的痛苦不说,普通的痛苦对人来说不就是吃的差一些、住的差一些、穿的差一些、干的活苦一些累一些,实际上这是普通的痛苦,因为这种普通的痛苦,你在外面贫穷的人也可能是一样在这样生活。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不同于外面人的痛苦是他没有自由、没有爱,对成年人来说没有性,同时每天他还有一些荒诞的管理制度。比如说在里面每天要有6次集合点名,大家列队点名,防止你逃跑,每天点名都是像部队点名一样,你要高声响亮的答“到”,点名完了过后,要唱红歌,在监狱一大群犯人在那必须唱的三首红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还有一首是牢歌叫《犯罪教训一定要记牢》,你每天要唱6次,你想一想,一群犯人多数是被这个社会改造,变成了犯人弄到这来的,你让这一群人在那齐声高唱社会主义好,这是非常荒诞的一件事,你每天都会觉得很幽默,你也不能不唱,不唱是要挨打、挨揍的。你一边唱,一边在心里骂,那种感觉当时回想起来也跟好玩。
      凤凰网文化:而且像您刚才所说,这些人很多在进来之前都是一些,比如像黑社会之类的一些,他们可能还有一定的地位和受他手下人尊敬,然后到这里一群人服服帖帖在这里唱红歌,确实是像您说的好玩。那您会跟这些人成为朋友吗?
      野夫:我在队里面--我们用行话说,叫下队,进监狱就叫下队,因为它编为每个小队--下队之后,我三个月以后就成为队里面的牢头狱霸了。每个中队都有一个牢头狱霸,就是有个犯人总头,这个头是中队监狱的管教干部要认可的,就不是你一个人打赢的你就是牢头狱霸,你必须得到中队整个监狱管理层的认可说,这个队你就是犯人头,你还要配合干警管理这个中队,这样的人才叫牢头狱霸。我三个月以后就是牢头狱霸了。在犯人中间视你为牢头,在干警中间给你一个正式的称号叫大组长,整个队,一个中队它分三个小组,你管三个小组的叫大组长,大组长就可以不劳动。然后我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最杰出的大组长,我平生当过最大的官就是大组长,就是这个中队的牢头。我在里面获得了广泛的尊重,普通的尊重。
      真实的故事可以说到去年发生的最奇迹的故事。我刑满先走了,一个在里面的小犯人,我曾经照顾、保护过的小犯人,去年在网上、微博上找到我的,然后他有本事通过各种人肉的方式找到了我的手机电话,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说野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谁谁谁。我一下愣了一下,马上想起来是谁了。就是他为什么隔二十几年给我打这样一个电话,他说我现在已经安家结婚了,我在做什么工作了,我必须找到你,向你表达一声谢谢。我结下了很多这样的好的朋友资源,包括我前几天发表在《新世纪》的散文《掌瓢黎爷》,那就写的一个伙房队的一个犯人,在监狱的时候,他就已经对我那么友好。这篇文章可以看看,这就可以反映我们当时在里面的一部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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