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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野夫对话凤凰网《年代访》

发布: 2013-8-02 09:59 | 作者: 野夫



      
      一个不关注身边黑暗的诗人我怀疑其伟大
      
      凤凰网文化:余世存先生说您的写作三大主题,死亡、恐惧和残忍,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野夫:世存是我非常看重的民间学家,他对我的总结我认为是很到位的,我也确实集中地写了一批普通人的死亡,我写这个死亡又写了这个社会的残忍以及这个社会带给大家的恐惧,我觉得这个恐惧和残忍是今天为止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根除、并没有消亡的东西,甚至还在频频出现的东西。像前几天网络上爆出来的小学老师要惩罚一个小孩,让其他的同学去打他,每个人扇他两耳光,这就是最残忍的教育,你能想象在一个西方国家,一个文明国家会有这样的老师吗,这个老师都说不出来他在今天的中国你还不能说这个老师有多么坏,在生活中还是一个老公眼中的好老婆,孩子眼中的好妈妈,邻居眼中的好邻居,但是他却在教育学生的时候采用这种方式,而这一事件并不足以引起广大中国人的愤怒,是为什么?因为这种残忍的现象司空见惯。我也愿在我的写作中间强化我想解剖的这个民族的一些病灶,这是这个民族身上的病灶,这些东西,就像德国人当年也残忍,毒气室消灭犹太人,但是今天我到德国去看到的德国人对那种历史的反省非常深非常深,那我就相信他们这个民族在未来不会重蹈覆辙,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而我们这个民族,机会有的话,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执政者不仅没有去帮助治疗这种病灶,这种体制甚至是在鼓励增多这个病灶。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这是作家的使命所在吗?
      野夫:我认为、我理解的文学的使命是这个,但是也有很多我的朋辈作家,认为文学就是语言技巧的一种炫耀,周围很多诗人是不关注社会不公的,是不关注社会黑暗的,只在那儿做语言的技巧游戏,他可以把语言玩到极精致,意向啊、比喻啊各种手法,达到和世界诗歌,我认为可以达到比肩的程度,但是由于他们的诗歌,在他们的诗歌中看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那这样的诗人我认为永远进入不了伟大的诗歌行列。伟大的诗歌传统在全世界,我们称之为伟大的诗人,俄罗斯称他们的伟大的诗人是哪些诗人,他们会称为他们民族的良心,一个只会歌颂爱情的诗人,永远进入不了伟大的诗人,一个不关注身边黑暗的诗人,诗人是一个广义的文学家的概念,我充分怀疑其伟大。
      凤凰网文化:当代中国文学恰恰跟您说的相反,就是您认为不好的作品非常多,但是您认为应该书写的东西少之又少,您觉得这是中国文学生病了吗?
      野夫:不是中国文学生病了,是这个社会有病,体制乃万恶之源,体制阉割了一些人的良知,同时体制夸张了这个时代的恐惧,使得很多人不敢去碰,而勇敢我认为永远是只能是自己要求的事情,勇敢是不能去要求别人的,勇敢我们说是一种英雄品质,那你不能要求凡人去当英雄,你只能说你自己愿意去付出,为良知多写一点,那你自己去冒这个险,那别的朋辈不愿去碰这个,他觉得惹不起,他愿意过他自己的小康生活,那你也不能谴责他,这就是我并不多去谴责同行的(原因)。
      
      没有任何痛苦可以让我提前抵达死亡
      
      凤凰网文化:您怎么看死亡,生死这个话题。就是活着是不是会比死亡更残酷?
      野夫:王朔用了一个他的典型的王朔式语言说了这件事情,很经典我觉得,我一直记得。他说在中国活着都不怕,难道还怕死吗?那这个言下之意是,在中国,中国人的活着比死本身更恐怖,他调侃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就这个社会不给人带来幸福的,不给人带来快感。那么对我来说,有一天一个朋友想要自杀问我,我给他的调侃是,死是早晚必到的一件事,用不着那么着急。就是死亡我们每个人都躲不掉,我何必匆匆忙忙地朝那个目标赶去,我当然可以现在跳下去就,就抵达了死亡,但是我再活20年我一样要抵达,我们每个人并不会,并不会因为我先抵达了就快乐了,就荣誉了,就早转世了,因为转世是一件不可确知的事情。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就是说我在16岁的时候自杀过一次,我高中时候谈恋爱被抓了现行,要开除我,家长辱骂殴打,同学嘲笑。一个16岁的青年突然面对这种打击,尤其在我们那个年代,一个16岁的男生早恋,就像一个寡妇偷人被抓了一样的耻辱,于是我自杀了,只是没死,我服水银。醒过来后来,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再不自杀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我最绝望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在江上寻找我母亲那个阶段,我好几次想跳下去,就是算了找不到我母亲我也不活了。因为那是穷途末路的时候,身上没钱,每找一天,那个船要付,给船夫连船带船夫,每天付100块钱,每天付这个钱对我是巨大压力,就一个男人活到连找自己母亲的钱都没有,活得他妈太失败了,就那种对自己的伤心绝望,就是还活着干嘛,就想从船边滑下去,就那种小舢板,脚就泡在水里,一滑就可以下去,进入长江,我那一刻我不断地冥思我要不要死,后来我一想,我已经在高中的时候就完成了死亡的教育,我那会儿就没死过,现在何必要死,我现在死了,我的冤仇都不能报,我必须活下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动过任何一点死亡的念头,没有任何痛苦可以让我说,让我提前抵达死亡。
      凤凰网文化:那您现在理解母亲对于死亡的选择吗?
      野夫:不理解也要理解,确实母亲她的遗书里面包含了这层意思,就是我走了,你就轻松了,她是为我们松绑,她不走我得在武汉守孝,那我在武汉是要找一个很烂的工作养家糊口,也许就没有我的未来了,从另一个角度我确实还是用这句话说会很残忍,就是你感谢你的母亲用自绝的方式换你上路了。
      但是回头想如果母亲当时没有这样做我可能就在武汉只是一个平庸的公司职员,就不会有拎着换洗衣服来到北京的那个冬天,没有那个冬天就没有我北京的十几年的打拼,也很艰辛,刚开始也很苦难,但是今天我的成果过上了那种我想要的过的生活,就不是不富不贵、自由自在,能够在大地上穿州过府、横行霸道,你可以去看到不平事,你可以真去帮他,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讲义气都是要有本事的,要有后盾的,甚至要有本钱才讲得起义气,穷人有时是讲不起义气的。
      凤凰网文化:对您而言死亡除了是一种生命终结的一个状态,它还具有别的层面上的意义吗?
      野夫:这个问题是一个实在很难思考清楚的问题,死亡,因为我各种宗教教各种死亡的问题,哲学也探讨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是一个在这方面,为什么我一直没彻底皈依一个宗教是因为我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生命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我总是要找到实证的东西我才去信它。比如说我经常碰到一些社会高人,所有的有神通的人,他面对我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了你的前世,你前世是某某某哪个著名的诗人。他这样说的时候多数人会很高兴,假说我前世是李白或者是陆游,很高兴,但回头想我用什么来求证我的前世是他呢?除非你给我提供一个实证,李白这里有个胎记,我这也果然也有,就像我诗词中的语言说的我找到了我预设在你身上的胎记,而你是这些都没有,那我无法知道前世,那我来生就更不知道了,我如果不知道有前世,不知道有来生死亡就是终结,死亡就是真正的永寂,寂寞的寂。
      
      对比我们的残忍吴念真笔下的台湾苦难而温馨
      
      凤凰网文化:从上世纪70年代末包括80年代,中国文坛当时有不少叙说苦难、思考命运的文学作品,但是同时似乎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好像只是回忆苦难、展示伤口,缺少一种反思,您觉得这是一种无意识还是说这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一直存在的一种缺憾呢?
      野夫:80年代的文学应该我是亲历者,在那个时代无论兴起的伤痕文学也好、大墙文学也好、知青文学也好,确实或多或少都反映了这个民族前三十年的苦难,但是都没有进行制度性的批判,这个是一种缺憾,也是一个作家群体在刚刚松绑过后,因为80年代是一个社会刚刚松绑,在那之前整个是被捆绑的状态,那是一个你要敢说什么话都要判刑的、甚至处死的年代,张志新这些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年代,那刚刚松绑的一批作家,他们做到这一步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你让它再往前走一步有一种时代局限在里面。但是如果到了21世纪,我们还是处在一种松绑的阶段,还是不能伸展手脚来写的话,那这个作家我认为就是不可救药,就是胆怯的,他胆怯那你就让他胆怯下去,但是我还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觉醒,开始自己为自己鼓足勇气,开始在朋友同道中间互相鼓励。
      凤凰网文化:可以具体说说您比较欣赏的当代作家吗?
      野夫:像慕容雪村这些都是很优秀的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
      凤凰网文化:这几年除了大陆,台湾那边也出版了很多对于曾经那段,其实他们也经历了一段跟我们有些类似的动荡岁月,他们这几年也出版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像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齐邦媛的《巨流河》等等,发现可能跟大陆的风格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好像对于苦难的叙说一带而过,相反是希望在这种苦难的岁月当中记录下零星的人性的闪光点,我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没有关注,您觉得这是一种个案而已,还是两岸文学风格的一种差异?
      野夫:我不觉得是文学的差异,但是我认为是时代体制的差异,就是在我跟龙应台有过谈话,齐邦媛没有见过面,是我们武大的前辈,我也是她的读者。无论他们怎么样亲历了台湾这样一个成长的历史,有一点和大陆不一样,就是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他们对国民党时代,对解严之前的台湾也有控诉也有批判,他们的伤痕并不像我们这么深重。他们的父辈又都是国军撤退的那一部分,他们和国民党要严格来讲,他们是国民党带过去的台湾人,是国民党和国军第二代亲属,他们对国民党、国民政府还有一部分温情未泯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是两岸文学的一种区别。台湾的文学没有,你看吴念真台湾很优秀的一个散文家,有人把他的散文和我的散文做比较研究,我把吴念真的散文找来读,我确实很佩服,写得非常好。
      凤凰网文化:您给我们仔细讲讲,因为很多读者也非常喜欢吴念真的文字。
      野夫:《这些人,那些事》也是忆旧,我们两个都在忆旧,也写了一些具体的草根人物,因为吴念真的童年正是刚刚国军到台湾去,他作为台湾本土人,面对涌进来这么多外省人在台湾的时候,台湾一下子会很贫困、很艰难,但是他笔下的那种苦难、艰难(01:12:00)、贫穷不恐怖,很温馨。他写矿山的那些人物、那些底层,包括写那些台湾的基层政府,台湾的派出所的警察,台湾也有派出所,更不是我们笔下的这种,完全不一样,我们要写的是邪恶的,他们那边是苦难、贫穷而温馨的故事,所以他的故事是看了很感动,他写的其实最终落实的是真善美,我的笔下写这些苦难的时候,会出现假恶丑,会出现残忍,会出现让人读了不忍卒读,有很多微博上面跟我说,你的文章我读了不敢再读下去,不敢读第二遍。在和平幸福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有一种不敢面对这种苦难,但是吴念真的那些东西谁都可以面对。
      凤凰网文化:那您刚才提到吴念真的文字有一种温暖在里边,那我们大陆的文学就没有一部这样的作品吗?
      野夫:我对这些年的大陆文学坦率地说读的很少,我不知道,或者说我突然一下想不起来有没有类似的,如果要提到某个人的,我可能会作出一个评价,泛泛的这样去想一个和吴念真对应的一个人,我一下子想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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