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野夫对话凤凰网《年代访》
发布: 2013-8-02 09:59 | 作者: 野夫
易中天是讲义气的先生 我们感恩于刘道玉
凤凰网文化：好像您当年做图书，刚开始不是很顺利，您的第一本书是您的老师易中天给您的书稿，易先生现在也是非常火，粉丝也非常多，但是可能更被大家知道的是电视屏幕前的那个形象，您跟易老师有多年的交往，给我们稍微讲一讲不为人知的易中天？
野夫：不为人知的易中天。易中天是我尊敬的先生，而且也是我的恩师，在我服刑期间是经常去探监的，他探过好几次监，这是他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很讲义气的，我们说患难见交情，我是他严格意义上算学生，虽然在学校的时候，他把我们这种作家班的同学视为朋友，但是毕竟是听他课要喊他老师的，他能够去这样，每天去看一个学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讲义气的人，这个在很多知识分子身上并不具备这种义气，这是一个。
第二个易老师在生活中是一个极端风趣的（人），我们称他为段子王，他记忆力奇好，在每一个酒桌上他可以讲无数个黄段子，可以把整桌人从头到尾逗笑了，这也是他不被呈现的一面。
第三一点，现在很多人批评他、骂他，这是中国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一个人成了名了，“名高则谤身”。他是央视火的，他在央视无非谈了三国、谈了汉朝、谈了诸子百家，而且在谈的过程中并没有为集权社会做任何辩护，你即使不同意他的一部分观点，都犯不着需要你鄙视、诅咒，但是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就是谁要获得了大众这么高的知名度，就好像天生就会有一批忽视敌人，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老要攻击他。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虽然没有做到对每一个社会的黑暗都去抨击，但是他是批评了很多很多的，他还是一个敢于参与公共话题，批判现实社会的人，更不要说在我们私下的生活中，他更是让我们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观，所以我对他还是非常尊敬的，而且我们的这种交情一直保持到今天。
凤凰网文化：您说了易先生不为人知的三点，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也不为人知，就是他的学问。我也特别喜欢易先生，我从高中就读他的书，尤其喜欢他的那两本“帝国”--《帝国的终结》、《帝国的惆怅》，我是从他那里知道了像李泽厚、顾准、钱穆这些非常有名的老先生，但是以前的书、以前的著作都不被很多人知道，包括一些“易粉”“乙醚”之类的，好像易先生给人的形象永远是一个站在百家讲坛，然后嘻嘻哈哈侃三国的人，所以他也称为“学术快男”，同时那几年百家的火热也带来一种对于大众化学术的讨论，我想知道您对于学者上电视的这个事怎么看？
野夫：学者上电视，其实我写的《闲话易中天》的那篇文章里面也谈了这个观点，就是林语堂当年说一个出家了的和尚，高深大德他都愿意在都市大庙去讲经，而不愿在深山里跟自己一两个小和尚徒弟传法，这是因为什么？每个人确实胸有利器、学富五车的时候，谁都想影响更多的人，我为什么要出书，我为什么也希望我的书卖的很多很好，不仅是那点版税，那个版税远不如我写电视剧，是因为我既然费心写了这个东西，我愿意影响更多的读者。换句话说，学者也是这样。我修炼了几十年，我满肚子的学问，我为什么不借最强势的平台把它说出去呢？这种强势的平台并不被我们老百姓所掌握，目前还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为官方所操控。那能够利用官方的平台，来尽量讲一些在他们还能够接受的一些真实的历史，这不是卖身投靠，又不是求荣，我为什么不能做，这有什么好批评的，因此我是支持的。
凤凰网文化：您当年在武大的时候，除了易先生之外，还有一个人也特别有名，就是校长刘道玉，您跟刘校长有过当面的接触吗？
野夫：太多了，他也是探监的人，刘校长在我坐牢的时候都去探监的，跟我在监狱的合影至今我还保存的。
凤凰网文化：刘校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野夫：如果说我们在民国年代还有那么一批教育家的话，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堪称为教育家的人屈指可数，而刘校长是其中之一，简单的评价是这样。
凤凰网文化：我也觉得刘校长是中国只要谈高校史永远绕不开的一座山，但他现在可以说是刻意地被忽略掉了，您觉得可悲吗？
野夫：当然了，这是这个时代的可悲，这是这个时代的卑鄙，应该是这样说，但是总有一天，历史要还原这些真相。
凤凰网文化：您觉得刘校长在教育上，包括在人格上，最令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详细一点，可以举一两个具体的事例。
野夫：首先刘校长致力于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这个他是在80年代的中国武大他是率先的，比如说我们直接授命于他的插班生制度，允许社会上有真才实学的人参与武大的考试，录取过后直接插到三年级上学，没有这个插班生制度就没有我们作家班，就没有我们这些人进入武大的机会。而我们这几届在他们的领导下，招进来的学生，我在里面都不算是什么人物了，成就了一批人物，这些人当初跟我一样，我还在偏僻的小山城里面当个小公务员，还有的在开公共汽车，还有的在当普通人，现在在体制内当高官的，在企业界当巨大财团的老主的，学界的大学的，我们有一批都是很牛。为什么刘道玉走到哪儿我们这些武大人都尊称他老校长，到今天为止走到哪学生都自发的组局，很高端的局请他吃饭，都感恩于他，许多他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今天。这是一个教育家能够改变一批人的命运这才是伟大的教育家。
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太多
凤凰网文化：章诒和先生说她是您的粉丝，然后她说您除了是个写者，除了是个思想者之外，还是一个行者，就是一个实践的人。好像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您正在那个地方做调研，然后直接投入到灾后重建当中，您当时怎么会突然想到去那里做调研，做什么调研？
野夫：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2008年三月份在四川一个县，罗江县，召开一个诗会，我是作为诗人邀请去参加诗会。在参加诗会的过程中那个县委书记跟我一见如故，我跟他原来素昧平生，一见如故谈得很投缘，他就邀请我诗会散了之后到他们县去写电视剧，准备写他们县的一个古代的历史人物，我就去了，去了把那个历史人物的资料看了一遍，我觉得没有写电视剧的价值，我就拒绝了，拒绝了但是我对他在他们县所做的城乡统筹的实验我很感兴趣，我说我想留下来研究你这个城乡统筹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愿不愿意敞开大门供我研究，他说愿意，于是我就留下来了，就开始走乡串户去研究基层政权怎么运作的。正在这个时候5·12爆发了，我所在的地方距离灾难最深重的汉旺镇只有30分钟的车程，距离北川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在安县的边上。我当时也在夺命而逃，然后很快我没事了，就一起在废墟里面也参与救人、参与扒砖，然后第二天不允许我们这些闲人去扒了，专业队来了，封锁现场了，我就参与记录，我拍了大量的照片，我自己被灾难的这种惨状所震撼，就觉得我这时候如果跑回北京来享福，远离灾难，内心会不安，我觉得我应该为灾区做点什么，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灾区募捐，我以个人资力募了190万现金，还有巨大的物资到这个县里面。
然后我开始写危机状态下的中共基层政权是如何运作的这个文章，我写了一系列的，这是社会学的田园调查。然后决定要做一本书，这是危机状态下的，那常态下是怎么样的，于是我又继续留下来做常态下的基层政权运作，继续观察。然后对一个村里面，我想做基层民主实验，我跟县委书记提出来，这个村拿它做试点，搞村民议员制。然后我又做了培育农民演电视剧，培育农民自己写剧本、演剧本，由县电视台来拍摄、剪辑，在县电视台播放，这叫乡村戏剧运动的实验，这个也非常有意思，每一个话题都可以写一本书，我简单地只介绍这些。我是一个愿意做一些社会实验的人，如果说这种精神来自于什么，它本质上承接的民国学者梁漱溟、晏阳初这些先辈们的伟大传统，而且我还做不了像他们那样终身致力于某一件事情，我顶多是我想实验性的做这些事情。
凤凰网文化：那您怎么评价当年晏阳初、梁漱溟先生他们的这个实验？
野夫：这就是真正的伟大，这就是说知行合一的一代楷模，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参与社会改革的太少了，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太多，西方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走出去的，参与社会实践的。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这个民族是需要大量的改良
凤凰网文化：但是除了实践精神之外，您觉得他们的那种思路对吗？
野夫：思路当然是对的，因为中国的，尤其在他们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中国广大乡村，是那么的愚昧、落后。比如说晏阳初到农村去，第一扫盲，教大家识字，识字对这个民族太有意义了，这个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如果整个民族基本上就是文盲构成的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太值得怀疑了。
第二，去教大家刷牙，中国没有刷牙的传统，刷牙利于身体健康，利于文明交流，我们现在想说刷牙这些传统那都是可能我们的爷爷辈都不会刷牙的，这种文明是一点一点的。如果更多的人早年都去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的农村的这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就不至于还这么多了。我到西方农村去看，那个整洁漂亮卫生，那就是公园，在农村任何一个地区就是公园，任何一个农村，就包含牧场，在中国的农村，眼前最大的问题，脏乱差这个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去年我到贵州石门坎去支持他们的小学，一走进苗族山寨，脚都不知道往哪踩，还是遍地各种粪便，那样一种环境，苗族在那个山寨生活了几千年了，对于他今天的生活状况和一千年前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就多了一个电线，那这个社会进步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知识分子去建立。
凤凰网文化：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梁漱溟先生那种实验可以继续下去，您觉得他们的构想能够实现吗，中国现在的农村面貌会改变吗？
野夫：历史应该说都不能假设，但是每一点努力一定会带来一些好的效果，这是多年之后会慢慢呈现的，他们的构想是否能够在一个广大中国全体实现，这个谁也不敢担保，但是首先是实验是必须的，就像种牛痘这个是必须的。
凤凰网文化：也有学者说过，1949年以后像赤脚医生进行农村的基础医疗建设、包括知青下乡、包括开扫盲班等等，这一系列政策其实也是对梁漱溟先生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思路的一种继承，或者说从中受到一定的启发，我不知道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野夫：这种说法我见过，但是不能完全这样说。赤脚医生这件事情，本质上是共产党时代确实想把医疗这个公共卫生伸展到乡村，这是共产党做的一件好事，这个事情也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做的事情，他只是也这样做了而已，不过给它重新取了一个名字叫赤脚医生，本质上它是一个就是你要把医疗人员和乡村的郎中结合起来，要让他们在深入基层下去，每一个村里面，但赤脚医生确实由于大量的赤脚医生没有经过严格的医学训练，给乡村带来了大量的医疗事故也是事实。所谓的赤脚医生就是找个农民识点字的临时去培训一下，学一点简单的救护知识、注射知识、防疫知识，然后就让这个乡村，公共卫生交给他，是这么一个来历。有一定的好处，有一定的好处就是说一个村子里面出现外伤，有一个稍微懂得包扎、消毒常识的人，比完全不懂得撒一把烟灰的人可能还是要科学一点点。但是那种乡村的死于赤脚医生之手的医疗事故只是在过去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医疗事故受赔什么的，那个年代死的太多了，我的亲哥哥就死于赤脚医生之手。
凤凰网文化：是怎么个情况？
野夫：打青霉素不知道要皮试一针下去，小孩，我还没出生，我哥哥大约半岁的时候，就是青霉素不皮试一针就打死了，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年龄有姊妹的家庭多数都死过姊妹，剩下都活下来的这种反而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