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即探寻能够超越一时之社会需求及特定成见的某种价值观。
——哈罗德·布鲁姆
一、个人
迄今为止，木心在内地还只是出版现象，而非文学现象。内地文坛尚未做好准备来接纳这位八十岁的“新作家”。或者说，木心的文学不符合内地文坛长期形成的精神尺寸——我们文坛的精神尺寸是怎样的？木心的文学又是怎样的？显然，第一个问号如此庞大，无法详加探讨。第二个问题，我愿意为自己给出答案。
目前，内地只出版了木心的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随笔集《琼美卡随想录》和短篇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他的诗集《我纷纷的情欲》、《巴陇》、《西班牙三棵树》、《会吾中》、《雪句》和其他散文随笔集《素履之往》、《即兴判断》等只在台湾出版过，内地也将陆续出来若干。
对这位陌生的作家，我们现在只知道他的如下信息：木心本名孙璞，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的富商之家，青年时期在上海美专和杭州艺专习画，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美化生活》杂志主编，上海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木心的写作生涯始于青年时代，“文革”伊始，他暗自写下的二十部书稿毁于“萨蓬那罗拉之火”，他亦因言获罪，两次入狱。1982年，55岁的他以“绘画留学生”身份赴美，自此长居纽约。1983到1993年间，他在台湾和美国华语报刊陆续发表作品。此后笔耕不辍，但作品从未在大陆面世。直至2006年初，他的弟子陈丹青在内地将其高调推出，“木心”的名字始被这片孕育他的大陆所知晓。现在，他是被美国博物馆收藏绘画作品最多的华裔画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也被列入美国大学的文学教材。
木心的作品远奥精约，是“五四”精神传统充分“个人化”之后，在现代汉语的审美领域留下的意外结晶，却与当代中国写作的普遍套路毫无瓜葛。纵观木心的写作，可以看到他文学传承的一条完整线索，陈丹青曾将之大略列举：“诗经、先秦诸子、屈原、司马迁、陶潜、嵇康、《世说新语》、唐人、宋人、当然还有曹侯同志。西方这一块，大致有圣经、但丁、莎士比亚、蒙田、巴斯卡、孟德斯鸠、兰姆、爱默生、尼采、纪德、瓦莱里……”这个省略号里必须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简言之，这是一份融合着中国狂士精神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清单。以下的话，恐怕任何中国作家都不曾这样想、并这样表白过：“欧罗巴文化是我的施洗约翰，美国是我的约旦河，而耶稣在我的心中。”（木心：《鱼丽之宴》）陈丹青认为，木心乃是“将这一大传统、大文脉作为个人写作的文学资源和自我教养，在书写实践与书写脉络中始终与之相周旋，并试图回馈、应答”的，实为中肯之评。
我们可能需要在当今的汉语语境中，来面对木心秉承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这是一种“人”的价值、尊严与完整性占据核心地位的传统。它对人类的智慧、自由和美感抱有无限的野心，主张超功利地探索宇宙和自我的种种奥秘。从古希腊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到文艺复兴时期蒙田的家族徽章“我知道什么？”，再到康德建议的启蒙运动口号“敢于知道——开始罢！”（引自贺拉斯的诗句），直至十九世纪末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这一传统对人类心智和本能做了全方位的发现与解放，并不断增进着人类内在自我之成长。“智慧”，成为人类道德之基础。独立、自由的“成熟个人”通过自我引导摆脱了奴役和蒙昧状态。对整体性存在的时时发问、探索与应答构成人类浩大而精微的自我意识。此乃人文主义传统的伟大果实。中国现代作家曾以“立人”的使命自我期许，即是意欲横移并接续这一传统及其果实。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诸人的文学实践已初露端倪，然而被救亡焦虑直至建国以后、“新时期”之前的集体功利主义文学所长期阻断。以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成熟个人”在中国大陆的文学、思想领域至此迟迟难以成型。那些爱智、爱美、爱人类、爱自由、为探寻人之无限可能而历险和成长的主人公，以及以此为叙事态度的作家，在此一文学秩序里未曾完整而舒展地生长。这是汉语文学在价值层面的先天缺陷。
“新时期”打破了国人的文化封闭，但中国文学如上所述的先天缺陷并未补足，自由价值远未充分内化为中国作家的自我意识，“成熟个人”依然待立，就开始了剥离西方现代派技巧及其破碎体验的“本土现代派文学”。在文学传承的链条上，1980年代的中国新潮文学是以卡夫卡、乔伊斯、艾略特、马尔克斯等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为摹本的，然而本土作家显然并未意识到，这是由否定性哲学支撑的新传统。
“如果肯定的时期已过，他便是一个否定者。”尼采借查拉斯图拉之口，惋惜地说起肯定者耶稣。但他一定知道，未曾经历充盈“肯定”的人，他的“否定”也是衰颓的。对中国新潮文学来说，命运便是如此。在这里，苏格拉底、莎士比亚、蒙田、康德、伏尔泰、孟德斯鸠们“肯定”人之价值与尊严的人文传统还未及扎根就被翻页了。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分裂化和经常绝望的世界观”（见《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英]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第20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与中国式的世俗虚无主义结合，形成了中国当代新潮文学“洋得太土”（木心语）的基调与窘境。这种文学，其精神源头不能回答“存在”的根本问题，其精神质地不能承受来自外部世界的纷扰与撞击，其浮面的“现代性”注定其精神探索无法行远，其精神果实，便是1990年代至今日趋保守而又物质主义的文学实践。“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木心此言，一语中的。
在这样的汉语背景中审视木心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与中国当代主流作家的强烈差异：后者选择的写作素材多是集体性、物质性和地域性的，前者选择的写作素材则是个体性、精神性和世界性的；后者处理素材的态度多是社会化、客观化和参与性的，前者处理素材的态度则是高度诗性、主体性与超越性的。中国主流作家习惯于探究和叙述微观世态与个体私我，回避并遗忘了对宇宙、社会和人生作出根本性的思考与判断。（“私我”和“自我”有何不同？——前者是大地上被禁锢的植物，它只与自己的物质存在有关；后者是“人”，除了自己的物质存在，他/她的意识关乎世界之总体性。）木心与之相反。他着迷于赤裸面对世界和自我的根本问题，他从不回避对整体存在和自我境遇作出独异的描述与判断，并且，他的观点纯然出自个体，与所谓民族、西方、社会、阶级等群体/地域概念无涉。这是他作为人文主义之子必有的观点——那种努力超越历史、国族和私我之局限的自觉的“世界人”观点：“我挂念的是盐的咸味，哪里出产的盐，概不在怀。”（木心：《鱼丽之宴》，台北，翰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人文主义者历来存在着人到底应“积极生活”还是“消极默观”的争议。表现在艺术观上，便是“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争执。诗人艾略特在追悼诗人叶芝时说：“他竟能在两者之间独持一项绝非折衷的正确观点。”这也是木心深以为然的观点（见木心：《素履之往》，第34页，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这意思是：对于“人生”，保持辽阔而热诚的观照，但将此“观照”转化为“艺术”之时，则虔诚服从艺术自身的律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