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木心散论
发布: 2010-10-14 19:26 | 作者: 李静
二、母语
汉语曾经是一种多么优美繁丽的语言！它无所不能至，无所不能形，只要你足够贪婪强壮，想要得到的美都能满足。此种美景直到二十世纪上半期还在盛放——那时的白话文可以毫无窒碍地从古汉语和外国语那里获取支援，正在蓬勃壮大成既美且善的万能系统。
可是突然，一场翻天覆地的语言变局随政治变局而来——先前的语言方式，因其贵族阶级的血统而成为有罪的；综合了马列译著、工农口语和传统民间熟语的新白话，自此一统天下。此一语体，捣毁了那个正在成长的既美且善的万能系统，中国古典雅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蓊郁之树被连根拔起，于是汉语沙漠的地面上，布满 “沙棘草”似的“新白话”。它是如此贫乏干枯，以至无法以这种语言确切描述复杂的人心与世界。反向地看，由于语言对人之思维的塑造作用，此种新白话孕育下的中国写作，几乎无法表呈无穷微妙的生命感受。有限的字词——它们随着《新华字典》的逐年改版而愈加减少——正在使国人的思维与感受力向简单弱智的方向飞速“进化”。由此也可以解释，何以当下中国的荒诞现实层出不穷，却未能有一部穷形尽相、震撼人心的荒诞文学作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此系不具文学常识的无稽之谈。想象力的功能，不在于他/她能想象出稀奇古怪的事体，而在于他/她能在有限“世相”的空间里，表达出异常敏感的微妙体验。“微妙”是无边之海，滋养万物人心。没有它，人心将为木，为石，渐入麻木残暴之境而浑然不知。而微妙的心灵符码由复杂的字词组成，或者说，惟有把微妙的心灵诉诸言辞，心灵才能脱离晦暗不明、无以名之的潜在状态，而成为存在。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木心繁复微妙的语言乃是对当代汉语文学的挽救式的贡献。木心作品的词汇量巨大，生僻字词极多，且频频用典，有论者称“读其书手边需备好一本字典”。但《新华字典》殊不宜。试以几个生僻字为例：
“歌咢大作”，“咢”，音“饿”，为徒手击鼓之意。
“有赤光起土桥，直熛城西”，“熛”，音“标”，有三义：1、迸飞的火焰；2、闪动；3、疾速。
“贝勒眴左右”，“眴”，音“顺”，即“以目示意”。
“晼晚，雨住了”，“晼”，音“晚”，指太阳将下山的光景，喻年老。
以上是古代题材小说《五更转曲》里的几个句子。
“他把房门开向/雨雪淋漓的严冬/火焰喧豗的酷暑”（诗：《雨后韩波——一次庞德式的迻译》），“豗”，音“灰”，有两义：1、撞击；2、轰响，此义用于“喧豗”一词。
至于中外典故和文言词汇的随手运用，更是不胜枚举。
木心擅用冷僻字、文言词汇和用典的功能在于：1、行文简炼高贵，音调和谐精微，在字面的背后，发散大量本文之外的历史和审美信息，虽然简单字词可约略替代其意，但音调、容量、气质和确切度必大受影响。2、文学如欲超越，必得触探独异幽微之境，而这是非得用同样独异幽微的词语才能做到。木心寻返久经失落的古典词语，藉以拓展思维、感受和想象的边界，由此，他创造了一种真正成熟、华美、丰赡而高贵的现代汉语，它有“五四”遗风，但其“个人化”和“世界性”气质却又超越了“五四”。
木心这种语言形态，需追溯他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木心是中国当代仅见的一位与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建立双向、平等、亲密和个人化关系的作家。因超脱于本土非此即彼、剑拔弩张的文化环境，他在中文书写里对中国古典传统的姿态是自由的、个人化的，并无“五四”先贤和当下内地知识分子基于“国家进步”和“平民救赎”的“伟大功利目的”，而对“旧文化”所抱有的意识形态紧张感。此种紧张感有其历史和道德的合法性，但我们亦应超越历史，站在爱智爱美的自由个人之立场上，看到其相对和权宜的性质，从而捡回连同脏水一齐被倒掉的婴儿——母语传统中的美学精华和诗性精神。“中国曾经是个诗国，皇帝的诏令、臣子的奏章、喜庆贺词、哀丧挽联，都引用诗体，法官的判断、医师的处方、巫觋的神谕，无不出之以诗句，名妓个个是女诗人，武将酒酣兴起即席口占，驿站庙宇的白垩墙上题满了行役和游客的诗……中国的历史是和人文交织浸润的长卷大幅……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辩士的眼，一只是情郎的眼——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木心：《鱼丽之宴》）
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尔曾把人与世界的关系概括为两种——“我－它”关系和“我－你”关系，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借此指出，现代人的疾病即在于把人与人、人与上帝间个人的、主体间的“我－你”关系，降格为一种非个人的主体与客体的“我－它”经验，从而导致“人”的孤独与荒芜。将这一观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领域加以发挥，我们看到，当代作家文化根脉的失落，即是由于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非个人的、客体化的“我－它”视点对待母语和西方传统，从而失去了认知和体验作为个体灵魂之化身的文化传统的能力。木心则相反，他的全部写作，都是他与古今中西一切经验的“我－你”式相逢——他将畴昔文明和自我经验复活为一个个血肉之躯的“你”，从而展开无数个“我－你”之间精神还乡式的灵魂晤谈，从而使“我”因“你”而成为更丰赡的“我”，“你”因“我”而成为更“现在”的“你”。这也是木心写作的常用方法。
比如《琼美卡随想录》中的《嗻语》、《呆等》对古今艺术家的品评（“别再提柴可夫斯基了，他的死……使我们感到大家都是对不起他的。”），《素履之往》里许多段落对哲学艺术的探讨，一些散文（比如《遗狂篇》、《爱默生家的恶客》等），一些古今对话的诗（《致霍拉旭》：“霍拉旭啊/床笫间的事物/不只是哲学家所梦想得到的那一些”）……都是显在的例子。哈罗德·布鲁姆说：“蒙田面对古人时并没有后来者的感觉”，而木心说： “像对待人一样地对待书，像对待书一样地对待人。”（《鱼丽之宴》）这种“我－你”关系的建立，不仅是一种写作的修辞学，更重要的，它乃是一种启示性的写作伦理学。
这种“我－你”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爱，一种想象力，一种对诗性世界的深切乡愁。这个诗性的世界，是以母亲、童年、故国山川、旧友仇敌、人类“从前的生活”、往古的圣哲罪犯之面目出现的，木心以全副的投入，与它们作“我－你”之相逢。这种相逢的深邃玄奥和纯然虚拟的性质，呈现孤独，亦萌发召唤；令人心碎，亦散发慰藉。那是一种母语的慰藉。那不单单是母语的慰藉。